在一番长达一个月的考虑之后，父亲决定把弟弟交给镇上的托管机构。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因为父母外出务工被迫失去了父母的陪伴，由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照顾，他们被叫做留守儿童。我的弟弟，就是其中之一。
在送去托管之前，五年级的他已经在镇上住校了一个学期。他一周五天住在学校，每周末都会回家。可即便弟弟一周只在家两天，爷爷奶奶还是感到非常头疼。曾经的我也是留守在家的孩子，那时网络不发达，我也比较乖巧，就那样粗放式地长大了。而弟弟这一代，面临的是新时代互联网的“洪水猛兽”，这些网络上的诱惑就像千丝万缕的藤蔓，伸出长长的触手，紧紧地缠绕住这些孤独且弱小的孩子，吸干他们身上的能量。
开始的时候，爷爷奶奶需要做农活儿，无法全程看护弟弟，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就把手机当成了“电子保姆”，这样弟弟就能够一整天安全地待在家里。可他们哪里知道，弟弟一沾上手机就陷进去了。后面只要弟弟一回到家，就会习惯性地找爷爷要手机玩。后来奶奶意识到不对劲了，就把手机锁起来。但爷爷并没有跟她站在同一战线上，一个要禁止弟弟玩手机，一个要偷偷给他手机，两个人也是经常拌嘴吵架。
发展到后面，只要不叫弟弟下来吃饭，不喊他睡觉，他就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要是不把手机拿给他，他就会翻箱倒柜，恨不得把家里都拆了，也要掘地三尺找出手机。一旦收缴他的手机，他就哭闹，甚至离家出走。有时候奶奶半夜还听到弟弟对着手机骂骂咧咧。他变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做不好。就连刷个牙、洗个脸，都像是走个过场，要不就是连牙膏都没挤，要不就是毛巾上连水都没沾到。长此以往，弟弟精力涣散，不光是成绩下降，就连自理能力都要丧失了。
父母远在外地打工，只能通过电话沟通联络，鞭长莫及。祖辈隔代管教力不从心，父母又距离太远，“不愿管”和“管不来”时常滋生矛盾。父母经常让爷爷奶奶该打的要打，该骂的要骂，爷爷奶奶又难以执行。
在放假的时候，我想帮他戒掉手机，可他一旦离开手机就会焦躁不安，甚至向我们发脾气，说脏话。假期很短，还没来得及让他戒掉网瘾，就要去外面工作了，离开时候的我有着深深的无力感。我曾好奇地问弟弟，“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玩手机呢？”
他一脸漠然，两眼空洞，盯着眼前亮着游戏画面的屏幕，喃喃地说，“除了玩手机，还能玩什么呢？找同学玩，他也在玩手机。”
这样玩手机成瘾的留守儿童确实不是少数，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一排小孩蹲在小卖部的外面蹭网。农村的文化生活确实单调，当城里的孩子去学习特长，去旅游，去了解这个丰富的世界时，他们只能通过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当他们需要关怀时，父母又不在身边。当他们遭受挫败后，他们本能地选择逃跑，逃到虚拟世界里。
表弟在初一的时候成绩优异，姑姑便给他买了个智能手机方便联系，之后成绩一落千丈，如今只能在外面打工。这样沉溺于玩手机，耽误学业的例子非常之多。之前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夏竹智副教授课题组对外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调研的中部省份中，有九成留守儿童使用专属手机或者长辈的手机玩耍，其中，近七成孩子用手机看短视频，三分之一用来玩手机游戏。他们的手机成了他们的玩具和朋友，也成了他们的困境。
村里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有人辞掉外面的工作，回到家里带孩子；有的人把孩子送进县城私立学校的全托班，一整个学期吃住在学校里；镇上的托管机构也应运而生，专门为外出务工的人带孩子。留在家里专门照顾弟弟不太现实，把他送去县城又不太放心，我父亲考量之后把弟弟送进了这种托管机构。
他帮弟弟办了全托，一个月交2500元，孩子每天吃住在那里，周末不回家，机构老师还会负责每天上下学的接送，晚上帮忙辅导作业。虽然一个学期下来要上万的费用，但对父亲来说，只要能让弟弟无法接触到手机，能够好好学习，钱多点也可以接受。这样的机构在镇上有很多家，都是给留守儿童们量身定做的。弟弟所在的这家机构有十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小孩，都是父母为了外出务工，不得不将他们送了进来。这家机构离家里近，爷爷奶奶有空的时候还可以去看看弟弟，他们也放心一点。
眼前的问题好像短暂地得到了解决，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有种不确定感，“问题真的解决好了吗？”这样似乎治标不治本。
弟弟在托管机构一待就是一个多月，直到清明节放假，爷爷奶奶才把他接回来。在机构老师的严格管控下，他的习惯确实变好了不少。至少他会主动去刷牙洗脸，对手机的依赖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当他找爷爷拿手机时，奶奶说了一句，“你要是玩手机的话，下次放假我们就不来接你了。”他立马沉默了，不再提出这个要求。比起手机，他看起来更想回家。
留守儿童问题的背后，是巨大的城乡差距问题。被困在大山里的孩子，与远在城里的父母渐行渐远，也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没有父母陪伴的他们，又要如何才能成长为一个“正常人”？
（作者为江西南昌市民）
冷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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