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沿海地区，农民家庭传统的生计方式以渔业为主，城镇化背景下当地人外出打工或者做生意，形成了一个退守型的乡村。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确实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又紧靠着珠三角发达地区，由此，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粤东地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流动但不流失的乡村社会。当地的农民，在珠三角和粤东地区之间往返流动，能买房就留下，买不起就租房，在城收入，在村生活。所以当地进城的农民有退路，城镇化并非是刚性压力，很多在城里挣不到钱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返乡，特别是疫情之后，很多在广州、深圳打拼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安家立业。当地幼儿园的园长在访谈中告诉我们，之前都是爷爷奶奶接送孩子，近两年逐渐有很多年轻父母接送孩子。
其二是完整且有活力的乡村社会。与中西部省份的农村地区相比，粤东地区的农村，没有呈现出空心化倾向，仍然保持一定的生活面向，传统文化、公共仪式、教育和养老等生活体系都比较完整。特别是广东省“百千万”工程背景下，大量的资源向农村输入，村庄能够维持基础性建设和日常性秩序，能够满足村民的公共性诉求。
在此基础上，农民家庭也有较强的建房诉求，如何分配宅基地，成为村庄的公共性议题。一般而言，村庄的宅基地分配遵从着公平原则，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相对均衡地进入和退出。然而粤东地区普遍存在着宅基地分配矛盾，甚至演化为村庄治理和社会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一、人地关系和生育偏好，导致了宅基地资源紧张
J镇X村，共有127户723人，全村共有300多亩水田，150多亩沙地，人地关系紧张，导致宅基地成为村庄的稀缺资源。同时，多子多福的生育偏好，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一方面，老宅子因为多子家庭的继承和分配关系，导致产权关系细碎化，难以拆除重建，有大批的老宅子占用村庄建设用地指标，村庄即使有可供开发的空地，也没有建设指标。另一方面，村庄的90后大多生三个甚至四个孩子，家庭人口数量较多，导致村民住房需求较大，很多老房子内都挤着10口人。
X村的刘某，有兄弟6个、子代20多个，挤在一处老房子里，平时都外出打工，春节时按户回来过年，80多岁的父亲去世时，几个兄弟回来需要跟邻里亲友借地方住宿。由于多子家庭的生育偏好，农村宅基地资源紧张成为当地特别凸显的一个问题。
二、宅基地市场化和财产化的过程，导致资源分配不均
在早期，宅基地成为一种治理资源，可以解决和应付很多问题，比如镇村干部工资、计划生育和农村税费任务等，所以在90年代，村集体积极卖地，“甚至是求着村民买地”，当时有条件的村民大量买地，甚至有人囤了30多块宅基地，宅基地从生产资料中脱离出来，进入市场交易过程中，市场属性和财产属性凸显。
早期的自由买卖阶段，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失衡，掌握关系和资源的农户占有大量的宅基地，手里有20甚至30块土地，而部分家庭，由于多子生育和家庭再生产周期较长，早期没钱买地，后边更加买不起。
J镇Y村，共有480户2850人，其中缺宅基地的有180户，约占全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老房子只有20平方米，现在孩子长大了，只有在村里租房子住，全村租房住的大概有50多户。
在Y村的宅基地分配结构中，土地最多的有20块地，这样的总共有2户；10多块土地的有8户；8到10块土地的有30户；一两块土地的大约有100多户，但也是从其他人手里高价买来的；还有150户进城买房，主要去汕头、广州等地区买房，他们大多在当地工作，在村庄中也没有宅基地。这部分人的利益不在村，大多成为村庄中的乡贤；其余的180户，基本上都买不起，手里没有宅基地，成为村庄矛盾和诉求最大的群体。
Y村的宅基地，在2002到2008年间，只要2000至3000块钱；2010年开始涨价，要五六万元一块；2013年涨到10万块钱一块；现在80平方的宅基地，一块要40至50万元。早期囤地的农户，大多坐地起价，获得一大笔财产性收入。而当地的农民，没有进城买房的刚性任务，宁愿花高价在村庄中购买宅基地，也不想进城买房，在他们看来，“去县里或者市里买房，生活不方便”。
三、图斑整治，导致土地资源的政策性短缺
2010年以前，由于土地资源管控较为宽松，当时村民没有永久农田的概念，村里面把能建房的宅基地都批出去了，而村民们经过自由买卖和土地交易，有建房需要的基本上也建成了。部分多子家庭，由于抚育的周期较长，等子女长大后才有钱建房。原本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会造成土地资源挤压。
然而，2019年的图斑整治，成为土地政策收紧和宅基地建设的卡点，很多没有买地，或者买了没有建的农户，再也建不了房子。土地资源的政策性短缺，直接引发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农民对建房没有长期预期，在老房子里挤着住不下的问题凸显。另一方面，镇村干部的违建治理压力较大，为了应付上级检查，需要拆除并复垦2019年以后新建的房子，为此甚至需要用村集体收入赔付村民的建房成本，导致村级负债。
比如在J镇D村，有一农妇，丈夫去世20多年，自己独自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今年大儿子28岁，小儿子26岁。2008年花2.2万买了一块宅基地，一直没钱建房，母子三人蜗居在30平方的老宅子里。2019年开始建房，打地基和主体部分共花费37万元。被卫片执法拍到以后，镇村两级进行违建治理，村里拆除了她的房子，并帮她另找了块宅基地，共花费50万元，由村集体垫付。
村庄宅基地资源配置不均衡，不仅是个体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关涉到村庄总体性的发展规划。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一方面，借助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政策窗口期，部分村庄迎来产业机遇，但没有多余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土地指标的“增减挂钩”，进行总量控制，村庄没有新增的土地指标，只能进行存量开发。村庄的宅基地资源紧张逐步加剧，成为乡村干部，甚至是全体村民所关注的问题。
J镇H村，2016年被纳入省定贫困村，2023年成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的典型村，计划从2024年开始连片打造，计划投入3000万打造一个特色小公园，配套松林公园、道路提升、停车场和充电桩等设施，进而打造农家乐。省市县各级领导来调研，大致的方案已经形成，但村庄没有多余的建设用地。
村干部的想法是开发老村，以老村落为突破口来解决实际的用地需求。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比较支持，希望村庄获得发展机会，而老年人的阻力较大，认为祖宅是基业，不能拆除。此外，由于旧宅基地的产权关系复杂，大多涉及七八个产权，也都处于拆不动的状态。所以，在资源总量有限的基础下，村庄总体性的发展规划只能依靠旧有产权变革，打破村庄的产权制度和社会基础，对镇村干部而言，是一个较大的治理考题。
•作者：张丹丹，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编辑：木卫二
•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
•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
•注意：独家原创 侵权必究 转载需注明“行业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