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世界海权的变迁特征及未来趋势

海权的概念辨析　海洋与海权都是独立于人类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由于15世纪前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和利用海洋的技术能力等都处于非常粗浅、感性认识的阶段，所以还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海权。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也就是说在新航路开辟之后，资产阶级利用海洋向海外扩张，开辟殖民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在这个进程中，海权的概念逐渐诞生。基于此，当前我们所理解的全球意义的海权，包括两个层面含义：一是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二是一个国家对海洋的利用能力，即海洋权利。

海权理论的发展　随着15世纪以来海权概念的逐渐清晰，海权理论也逐渐发展成熟。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战略军事家马汉的海权论。马汉利用历史来研究军事理论，强调历史研究的实用性。海权论指出构成一国海权有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使一国获得财富、得以发展的海洋商业或海洋经济的体系总和，包括商船队、海外贸易体系、港口体系、海外殖民地体系；第二部分则是保护第一部分的国家海上力量，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

此外，马汉的海权论还提出了一国要具备海权的六要素。第一，国家的地理位置，即具备海权的国家要有广阔的海岸线。第二，国家的自然结构，具备海权的国家要有优良港湾，其海洋与内河密切联系，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与海洋相关的体系。第三，国家的领土范围，即海权国家的领土范围要为一国海洋活动提供足够的支撑、资源和沿海国土面积。第四，国家的人口数量，具备海权的国家必须有足够人员发展海洋经济与参加海军，从事海洋相关职业的人口数量占据着一定比例。第五，国家的民族性格，海权国家的民族性格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追求财富，例如最早追求世界海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明显的趋利性；其次，具有冒险性格，愿意到未知的远洋深处探索冒险；再次，与海洋有天然的亲密感，愿意航海，进行和海洋相关的商业贸易活动，国家、民族与海洋息息相关。第六，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说前面几项都是建构海权国家的客观条件，那么这一要素就是主观动因，即一国政府是否重视海洋，愿不愿意主动推行一些政策使得国家发展战略趋势向着海洋发展，将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事发展主要集中于海洋方向。

人类文明总是不断向前发展，尽管海权还有着一些相似因素，但当今世界与马汉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完全一样。纵观百年来世界海洋国家，特别是海洋强国的发展历程以及海权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海权的内涵与概念在不断更新，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世界海权争夺中心自西向东转移。百年以来，世界海洋争夺方式经历了军事争夺向综合竞争的转变，争夺的主要区域逐渐从西方海洋大国云集的大西洋，向资源丰富的印度洋以及太平洋扩展。显然，古代海洋分为中西方两个中心。在15世纪前后，西方的海洋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东方的海洋中心则一直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大陆沿海。所以近代世界海权争夺的主要区域在大西洋。

但从19世纪开始，海洋争夺的中心逐渐向东方扩展。至20世纪初，由西向东的扩展已经非常明显。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一战结束以后，英国和德国海军的没落，以及美海军的日益崛起。与此同时，一战结束后，美海军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判断，即东方正在崛起一支可以与之抗衡的海上力量——日本，所以这个时候美海军开始实施两洋部署、两洋均衡的策略。它的作战力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分为两洋部署，尽管在二战中美国实行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但是在战略决战时实际上是在太平洋方向展开的。太平洋已经成为此时海洋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主要区域，这也代表着海洋大国的海权争夺已经从以大西洋为主的大西洋时代进入太平洋时代。

世界海权争夺焦点从控制海洋通道到争夺海洋本身。近代以来，海洋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地理版图相对稳定，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同时，对海上通道和海洋资源的依赖也在不断提升。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利用海洋能力的逐渐增强，各涉海国家都开始将目光投向蕴藏着巨大经济和战略价值的海洋，海权竞争更加激烈。

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公告》，提出大陆架的范围是海岸至183米的海底，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蓝色圈地运动”。这也表明世界各国对海洋的利用不再局限于它的通道作用，已经开始注重海洋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能源作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在《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强调海洋是联通世界的媒介和海上航线，有重要的联通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提出由于海洋本身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能源，对于那些未来可能面临人口或是资源危机的国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直接影响一国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他预测海洋本身的重大价值必将使海洋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对象。

进入21世纪，各国普遍都已经认识到海洋蕴藏着一国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战略资源，也是未来最有开发潜力和价值的资源空间。因此，也有人将海洋比喻为人类可以开发的第六大洲。越是这样，各涉海国家对于海洋本身的争夺也就越来越激烈，这也是当前对于海权争夺的升级。

海权争夺方式从单纯军事争夺到各领域综合争夺。军事竞争和武力争夺曾长期作为海权争夺的主要方式，最主要的代表国家就是美国。20世纪初，马汉的海权论成为美国发展海上力量的理论指导，马汉提出的要在战争当中控制海洋以及海洋军事的发展是以海洋经济为基础。这两个重要观点深刻影响了当时美国的国家政治，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美海军建设，特别是发展到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海上军事力量。随后，从美海军战略的调整可以看到争夺方式和空间的变化。在冷战时期，美海军以频繁和有效的海上军事行动，贯彻西方战略传统中的三个原则：威慑、前沿部署、同盟。美国也为此长期占据了世界海洋霸主地位。1982年，美海军部长莱曼提出了海上战略，这个战略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美海军战略，已经涉及空军、陆军和其他军种。经过二十多年完善，2001年，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在美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提出美国的军事战略要向海上倾斜，为了更好地应付21世纪的威胁，美国将把海、陆、空、天和信息空间连成一体，在这个浑然一体的作战空间中海洋将提供巨大的机动区域。迄今为止，海权变迁的重要缘起大多都是军事领域的变革。对海权的争夺方式已经由此出现重大变化，从以单纯的海上军事活动为主扩展到五维的战略空间，而对五维战略空间的综合控制和利用成为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家海上军事安全远远超出军事领域本身，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海洋竞争已经演变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

海权争夺主体从以海洋大国为主扩展到全球涉海国家。17世纪以后，所有的大国崛起都与其海洋力量的发展相互叠加。而海洋秩序的改变，也是大国间海洋争夺的结果。显然，某些海洋大国曾长期掌控着全球海洋垄断大权，进而在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海洋领域构筑了一整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海洋规则体系。数百年来尽管该体系围绕着军事与霸权不断进行调整，但仍在海洋大国中占据支配地位，长期影响着全球海洋发展格局。譬如，按照冷战前统计，全球160多个国家中有30多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相连的国家的占比大约是81%，其中有40多个岛国，90多个濒海国家，这些国家都临海，具有复杂的地缘关系，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占据绝对海洋优势的强国。

但到20世纪后半期，国际形势深入发展，全球力量对比不断变化，这种以大国为主导的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占全球海洋总面积32.8%的海域作为沿岸国的专属经济区，划给沿岸国管理，形成对世界范围内的海洋权益和海洋势力范围的重新分割。与此同时，海洋事务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领域，形成了一种新的态势：不仅大国，亚非拉有关各国也相继加入维护和扩大自身海洋权益、通过海洋事务提高国家发展权的竞争行列。

海权争夺社会层级呈下沉趋势，由单一主体行为扩展到多主体，私人组织、社会团体和民众共同参与的竞争。海洋争夺的社会层级呈现下沉态势，既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令海洋争夺的形势更为复杂。这就导致两个现象：一是深度参加国家海洋行动，各国普遍承认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既是海洋开发的主力，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戈尔什科夫认为海上商船应当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多种性能的国家海上威力的组成部分，在平时和战时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平时，民用团队是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和进行海洋调查的主力；在战时，是确保兵员和物资运输的核心力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世界各国的海上力量当中，有大量的私营成分存在，不是以国家为主，特别是运输与捕鱼船队，其所发挥的作用远超私营企业的范畴。例如英拉马岛战争，参战双方动员的民船总数高达参战舰船的2/3。为了使民用船只的力量在必要时能迅速被使用，到现在为止，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有关的动员体制，制定了动员法则。二是非政府咨询机构对国家海洋政策和有关制度的出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是一个非盈利的民办机构，但它的很多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成为国家政策，特别是国家海上政策；英国战略研究所是由英国学术界创建的，它的会员来自80多个国家，其以民间组织的身份深刻影响英国甚至欧洲的海上政策。

以上说明从20世纪中期开始，各国参与甚至主导海洋事务、影响海洋竞争的主体，确实存在着社会身份长期下沉的现象，这个特征第一可以提供机遇和发展空间，推动更多的社会人员关注和参与国家的海洋行动。但是必须要看到，由于我国全民海洋意识尚未达到与西方国家比肩的程度，相关的社会基础也并不完善，所以有可能在社会层级下沉的过程中失去发展的先机。

可预见时间内，全球海权仍将继续保持争夺大于趋同的发展态势。由于海洋对于世界经济活动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战略空间，并在世界格局演变当中具有战略制高点的意义，因此海洋仍将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场域，全球各主要战略力量都将在海洋领域保持规模性存在。因而对海洋的争夺仍将继续，并且可能日趋激烈。

在21世纪相互依存、相互掣肘的国际关系当中，在未来你中有我、荣损共担的世界格局当中，海洋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我们所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和载体。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关系中，还不具备或者完全具备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完善条件，但是不排除在某些条件下，个别区域会出现某些局部海上共同体的雏形，并可能在某一海域，对某些非全局性问题发挥中和和调节作用，但要警惕区域性共同体仍然会带有传统共同体的价值观，即强烈的排他性和攻击性，譬如美、日主导的同质性的价值观以及奉行的外交政策。

围绕焦点的海权矛盾与对立将更多以多国阵营的同盟式参与者，替代以单个国家为主的传统解决方式，未来海权争夺可能会聚焦于西太平洋和东亚海域。目前在西太平洋海域有北约；东亚海域中存在东盟会议、日本主导的Tpp以及中国参与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特别在东亚海域涉及的历史问题颇多，是21世纪国际海洋冲突最有可能爆发的焦点地区之一，比如南海问题已经或正在演化为我国与国际其他战略力量的博弈。

对海洋未知空间的探索将聚焦于对人类社会具有现实应用价值的领域，海洋科技博弈成为海权博弈的主要场域，并继续以此影响国家事务和政治格局。迄今为止，海洋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未知空间，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还不到这一领域的5%，海洋科技的研究仍将是国际社会未来着重发展的领域，对海洋未知领域的探索仍然将以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现实应用价值的领域为主，并以得到技术装备研发的有力支持为重要的发展基础。这些探索的成功将在更大程度决定着有关国家在国际海洋事物中的话语权和地位，影响未来国际海洋事务的政治格局。

海上传统安全威胁仍将大于非传统安全威胁，要注重对军事手段的合理运用。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系形成以后，各国军事力量正面冲突的情形虽然大为减少，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上升，未来由政治博弈导致的海洋争端继续趋于激烈，海上安全形势较以往会更加严峻和复杂。就我国而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海上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因而要注重对军事手段的合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