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时晨的推理书店谜芸馆。受访者供图
“推理小说有两种让人贫穷的方式，一种是写本格推理，另一种就是开推理书店。”这是时晨的一句玩笑，而这两者他全占了。
2024年4月的一个工作日，我在时晨的谜芸馆和他从下午两点一直聊到将近五点，其间只有一名顾客进来随便看了看，然后又默默离开，这段时间里没有卖掉一本书。据时晨说，这是推理书店平时经营的常态。
作为推理书店的经营者，时晨当然清楚地知道日系推理与国产推理、“社会派”推理与本格推理在市场地位上的严重不平衡现状；但作为推理小说创作者，他又偏偏在坚持本格创作。
我曾经问过时晨，他是否担心因为自己坚持本格推理小说创作，而导致读者市场受限。他坦陈自己确实有这种担忧，所以他尝试用各种形式元素来包装自己的推理小说，但还是那句话，小说的内核一定要是本格的，因为“本格推理是一种精神”。
在国内推理小说创作界，关于日系推理、欧美推理与国产推理之间的偏好与批判，关于推理小说本土化的讨论，关于“本格派”与“社会派”的分歧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表面上看是一种个人趣味之争，民族义气之争，或者市场利益之争，但其实这也是一场关于何为推理、何为文学、何为创新的论争。时晨以自己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考和回答。
时晨的回答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全部答案。如何认识推理小说的根本问题，是将推理、谜团、诡计等游戏性元素放大到极致，还是将推理类型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推理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和边界要如何把握等等，不同的写作者与读者都有各自的答案。但他有一句回答我还是非常喜欢——“推理的本质是一种想象力”。我想这也正是无数作者与读者热爱推理小说的根本原因。
创作的同时，时晨不遗余力地为推理小说本土化大声疾呼，比如他策划的“QED推理对谈视频”“QED推理小说奖”，包括刚刚开始的“谜芸馆夜谈”推理播客，时晨俨然成为一名推理小说与推理文化的推广者……我在这其中感受到一种悖谬的张力——市场的倾向与创作的坚持、不断的推广与圈内的循环。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坚持，最后还是要追寻到他初中二年级的那一天，在南京东路上海书城初遇福尔摩斯与华生的那一刻，一种来自推理迷对于推理小说的最诚挚的热爱，或许才是后来这一系列故事最初的起点。
推理小说书店老板前传
时晨。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从2021年4月10日到2022年3月12日的孤岛书店，再到现在的谜芸馆，你先后开过两家专门经营悬疑推理小说的书店。前者的店名来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又名《孤岛奇案》），后者的店名来自中国古代书斋的别称——“芸馆”。现在实体书店经营起来并不容易，更何况是一家专卖悬疑推理小说的书店，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样一家书店，而且是锲而不舍地连续开店？
时晨：“锲而不舍”是因为开完孤岛书店之后，确实还有一些遗憾，感觉还有些事没做完，比如很多我期待的嘉宾没有邀请，很多有意思的题目没有来得及讲，很多我想做的周边产品没有做。
而且孤岛书店是我第一次开店，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比如当时是我和其他合伙人一起开的，大家有空的时间轮流过来看店，这导致一些大家都没空的时候，书店就只能关门了，所以让很多读者——特别是远道而来的读者——扑了个空，这让我感到非常愧疚。所以现在经营谜芸馆，我就开始招兼职，自己也尽量多时间地留在店里，基本上可以保证营业时间的正常化。
南方周末：你开的都是推理小说书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推理小说的？
时晨：最开始接触的是动画片《名侦探柯南》，小时候电视上天天在放，但我当时看柯南其实并没有沉浸其中。后来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南京东路的上海书城买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一本，里面有《血字的研究》。看到福尔摩斯对华生说出那句名言——“你来自阿富汗”时，我完全震惊了，后面紧跟着的是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深深吸引，第一次坠入推理小说的漩涡之中。
我们那一代读者，很多都是从福尔摩斯开始正式接触到侦探小说或者叫推理小说的。
南方周末：2008年，你以“妖刀小宝”为笔名，在《推理志》杂志上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为什么会想到走上推理小说创作这条路？
时晨：2006年《推理》杂志创刊，后面陆续出现了《推理世界》《最推理》《推理志》等一系列推理类文学杂志，我是在《推理志》上看到了一篇王稼骏的短篇推理小说，觉得自己也有信心写出和他们一样水准的小说，于是就趁着大学上课的时间写了一篇去投稿。这篇稿子后来被《推理志》刊登了，还寄给了我一张600元的汇款单，这对于当时还在上学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也是我生平的第一笔稿费。
南方周末：大概从2006年的《推理》杂志开始，中国大陆推理小说的发展进入“杂志时代”，各种推理杂志，层出不穷，百花齐放。当时你们怎么获得这些推理杂志？
时晨：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当时大街小巷都遍布书报亭，我家楼下就有好几个，学校门口也有，里面都有推理杂志在卖。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别的娱乐活动，引进国外的推理小说也不像今天这么多，作为一名推理迷，我们就会去买推理杂志来看。这些杂志除了刊载小说之外，还有很多关于西方侦探小说史、日本推理小说史，以及一些国外推理小说出版资讯与作品评论类的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国外推理小说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南方周末：天蝎小猪、伤痕、老埃等作者当时都是在推理类杂志上写评论文章，或者介绍国外的推理知识。
时晨：对的，我当时通过他们的介绍，知道了《三口棺材》（约翰·迪克森·卡尔）、《死亡飞出大礼帽》（克莱顿·劳森）、《地狱之缘》（黑克·塔伯特）、《九九神咒》（安东尼·布彻）等很多作品，但国内当时都没有翻译引进这些作品，所以我很想看这些小说，却没有阅读的机会。
南方周末：所以后来吴非、伤痕等人在吉林出版集团参与策划的“古典推理文库”和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系列可以说解决了你的推理小说“阅读饥渴症”？
时晨：还真是阅读饥渴，当时“古典推理文库”是每出一本，我就跟着买一本。很多作品都是之前在杂志上看过介绍和推荐，这次终于有书可以看了，肯定是紧跟着就去买，追着读。
南方周末：相当于推理杂志为后来推理文库系列的出版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你就是其中之一。
时晨：是的，此外，推理杂志还给我们这些当年的新人作者以发表的渠道，有各种推理杂志可以投稿，还有稿费可以赚。不像现在开始写推理小说的年轻作者，只能自费做学校推理社刊，分发给朋友和同好，这里面的印数和影响力都远远不能比。
推理的本质是想象力，不是数学题
南方周末：这一时期你阅读的国外推理小说作家中，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时晨：肯定是埃勒里·奎因。我当时读了很多推理小说，比如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当然觉得很棒，但好像还是缺了点什么。我心目中的推理小说，“推理”应该是一个动词，就是福尔摩斯说完“华生，你来自阿富汗”之后，紧跟着要说的那段东西，这是推理小说真正吸引我的地方。直到我读了奎因之后，感觉终于找到了。它就是从最微小的细节开始，一段段推理，一点点排除，直至最后锁定凶手和犯罪手法，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冲击实在太大了。当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就像饭城勇三所说的，“克里斯蒂是意外的凶手，而奎因是意外的推理”。
南方周末：后来你自己写作推理小说，也被读者称为“逻辑流”，也是受到奎因的影响？
时晨：是的，我在创作上想要效仿奎因“逻辑流”式的写法。这种创作方法很难，国内也没有那么流行这种写法。但这种写法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快感的。甚至在我早期的作品中，还曾经模仿过“国名系列”的命名方式，写作过一些短篇，比如《德国古堡之谜》《俄罗斯学院之谜》，也算是一种致敬吧。
埃勒里奎因是两位美国作家合用的笔名，他们是曼佛雷德·李（左）和佛德列克·丹纳（右）。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刚刚提到奎因“逻辑流”的写法在中国不是很流行，但在日本似乎特别多奎因的继承者，比如法月纶太郎、有栖川有栖、青崎有吾等，他们也经常被媒体称为“日本的埃勒里·奎因”“平成时期的奎因”等等。
时晨：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和绫辻行人（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吃饭时问过他，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日本的奎因”，然后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有栖川有栖。我很同意他的观点，有栖川有栖确实是早期最具有“奎因精神”的日本推理小说家，后来的青崎有吾则将“逻辑流”发展到更极致的状态。
南方周末：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法月纶太郎更多是在侦探的设置上和奎因比较接近，比如小说里的侦探和作家是同一个名字，而且都是父子搭档等等。相比之下，有栖川有栖则是从本质上继承了“前期奎因”的传统。不过从埃勒里·奎因，到有栖川有栖，再到青崎有吾，你所勾勒的这一条推理小说发展谱系，包括你自己的写作在内，都非常痴迷于“推理”的过程，在你看来，推理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在追求一种如数学一般的严谨吗？
时晨：不是，推理对于我而言，其实是一种想象力。它表面上如同数学一般严谨，但实际生活太复杂了，充满了蝴蝶效应和不可知的变数，你不可能真的通过推理来穷尽一切可能性，所以我本质上是不信任推理的——如果现实中破案都完全依靠逻辑推理，那么肯定会有很多的冤假错案。小说则不一样，奎因的小说常常会根据案发现场一处不合理的小细节展开推理，比如为什么凶手杀完人后要拿走死者的帽子，他就从这里切入然后展开逻辑推理，直至推理出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结果，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充满了不可思议又逻辑严密的张力，这是一种出色的想象力，这才是奎因真正厉害的地方。
所以推理小说中的侦探本质上并不一定要是数学家，反而更接近文科生的特质，他们需要有出色的话语表达能力。
南方周末：我们经常能见到诸如这样的说法——推理小说不是文学。你刚才说推理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想象力，而想象力恰恰也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所以在你看来，推理和文学二者应该是高度统一的？
时晨：是的，我一直觉得推理小说不仅是文学，还是一种很高级的文学，它是一种思想实验。
谜芸馆内的推理小说元素装饰。受访者供图
回到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起点
南方周末：阅读你的推理小说，特别是“陈爝系列”，能明显感受到日本“新本格”——特别是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的影响，“陈爝系列”中的第一本就叫《黑曜馆事件》。
时晨：《黑曜馆事件》确实标志着我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那时我阅读了大量日本“新本格”推理小说，开始尝试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大型诡计，然后加上之前“奎因式”的、严格的“逻辑流”来锁定凶手，构成了我“陈爝系列”的基本风格。
南方周末：2015年出版的《黑曜馆事件》是不是国内最早的本土“暴风雪山庄”小说（编者注：推理小说的一种经典模式，一群人来到一个无法随意出入的山庄或孤岛，此后不断有人被杀死）？这本书的出现当时给了国内推理小说写作者们一个启发：原来中国作家也可以这么写小说。
时晨：“最早”不敢说，但肯定是比较早的本土“暴风雪山庄”，包括现在比较年轻的一批原创推理作者，当年都看过《黑曜馆事件》。
到了后来的《傀儡村事件》中，我在推理小说里有意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利用民间传说中的“鬼打墙”构成“暴风雪山庄”，或者是将传统诗词和“童谣杀人”相结合。
南方周末：你近些年一直在强调推理小说创作的本土化，“陈爝系列”的前后变化，可以说是这种本土化努力的结果之一。后来的“民国系列”，是不是想继续深入推理小说的本土化写作？
时晨：从《枉死城事件》之后，我试图去改变自己依赖于大型诡计和逻辑推理的基本写法，想要尝试走出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当时整体上感觉比较迷茫，正好你和华斯比都在搞民国推理小说研究，我们经常一块聊到这方面的话题。我发现一个当代中国推理小说读者可能完全不了解程小青和孙了红，却对日本战前推理作家作品如数家珍，这对我触动很大，那时我就想回到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起点，去写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小说，于是就有了《侦探往事》和《侠盗的遗产》。
时晨书店醒目位置摆着他的小说《侠盗的遗产》。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回到民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场域之中，通过自己的创作重新复活了霍桑、鲁平、李飞这些中国早期的侦探形象。但正如你刚才所说，你的推理小说写作并没有受到这一批作家的影响，相反是在你自己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之后，反过来再激活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想象。这更多是一种缅怀和致敬？
时晨：我试图向他们寻求答案，我的写作确实没有受过他们太多的影响。但是我现在在本土化努力遭遇困境的时候反过来看他们当年的小说，试图去想象自己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那时也同样存在如何将侦探小说本土化的问题，我想知道借助他们的思考和创作，能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当然这还是我比较一厢情愿的想法。
南方周末：作为推理书店的老板，你对中国推理小说读者群体和阅读市场有着更直接的观察。流行的说法是，现在日系推理的销路，好于欧美推理，再好于国产推理，确实如此吗？
时晨：日系推理在国内的阅读和销量完全是碾压级的；欧美推理要分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其他作家两类，阿加莎的销量远不是其他欧美推理小说作家能相比的；最后才是国产推理，它的影响力和日系推理、阿加莎的作品相比目前完全处于弱势。
南方周末：那对于一名普通的国内推理小说读者来说，他的阅读需求就是想要看到好看的推理小说，然而有那么多的外国推理经典，每年又有大量日系和欧美推理新作被翻译引进，他为什么非要看国产推理呢？
时晨：不同国家的人，大家的文化经历、文化感受和文化需求其实是不同的，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就更容易感受到《红楼梦》的魅力，或者更容易对余华的《活着》感同身受。推理小说也是如此，它里面也包含了某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特质，比如某些诡计设置、推理方式，只有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上才可能实现，我是想寻找到这样的东西。比如看恐怖文学，我看克苏鲁经常毫无感觉，甚至看到章鱼会想到海鲜大餐，但看到中式恐怖、阴兵借道之类的，会格外有感觉。
南方周末：那你觉得刘慈欣《三体》在全球的成功，是因为它的本土性，还是世界性？是它抓住了某种独属于中国的故事和思维，还是它讲了一个具有普适性质的故事？
时晨：我觉得《三体》的成功可能更多是因为世界性，但金庸的成功就在于其本土性，他们可能代表了中国类型小说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我自己现在首先关注的还是我们本土的读者，比如《侠盗的遗产》中的犯罪动机，就是一个了解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读者才能真正理解的东西。
本格推理是一种精神
谜芸馆橱窗里的摆件。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推理界另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就是“本格派”与“社会派”之争。中国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及影视剧创作，也可以看作一种本土化方向上的努力？似乎它本质上就是将推理小说这种普遍的类型模式和具体的时代故事相结合，比如东北下岗、青少年犯罪、留守儿童问题、校园霸凌等等。
时晨：中国现在的“社会派”推理确实是本土化，而且做得非常好，但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大量本土作品去模仿少数几部外国作品。像松本清张、宫部美雪、横山秀夫这样优秀的“社会派”作家，我也很喜欢看，但我反对同质化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创作。
南方周末：本土化的努力是为了让推理小说创作整体上更加多元化，为推理小说创作提供更丰富的土壤、资源和可能性。从这一点来看，当前国内偏于同质化、单一化的“社会派”推理创作似乎是违背这一方向的？说得再稍微严苛一点，一部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加上一部韩国电影《杀人回忆》，基本就能概括很多中国当下“社会派”推理的创作模式。
时晨：我批评国内“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另一个地方在于，它们往往更多诉诸社会情绪，那些道德上不能被忍受的犯罪行为被写得最多。“本格”推理小说是崇尚理性的，侦探通过逻辑推理来探寻真相，真相永远在那，它不关乎太多的情绪。
南方周末：我之前和陆秋槎聊天的时候，他认为现在国内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其实取代的并不是传统的“本格”推理小说，而是武侠小说，它承担了某种当代人对于正义的想象和情绪的宣泄，而这些东西以前是依靠武侠小说所负载和完成的。
时晨：我觉得现在网上很多情绪大于理性的行为，其实是一种理性精神缺乏，而情绪判断泛滥的表现。
南方周末：这里面还涉及商业机制的问题，因为“社会派”推理确实更容易进行影视改编，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商业利益，这会进一步刺激这种同质化的不良创作倾向。比如一部作品改编影视成功了，更多其他的模仿之作就会蜂拥出现。
时晨：我觉得创作本身还是一件要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否则就变成为了出书、卖版权、赚钱而进行的创作苦役，这也是很煎熬的过程。当然，说一个类型文学作者写作完全不考虑钱也是假话，只是目前国内作者单靠写本格推理，在经济上确实还是难以为继。
南方周末：感觉有一种来自日系推理和本土“社会派”的双面夹击。
时晨：所以我很佩服绫辻行人，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日本推理小说界也是“社会派”当道，所谓“清张魔咒”笼罩在他们头上，但绫辻行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十角馆事件》（日文名：十角館の殺人，1987年），为“新本格”找到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他当年开创的这种大型诡计、建筑诡计的模式到今天也发展了三十多年，我们能不能再找到一种新的创作模式，继续保持本格推理小说的创作活力？所以我也在尝试用各种手法来结合并改造本格推理小说。比如有读者反馈说我的《傀儡村事件》和《枉死城事件》有点像《鬼吹灯》，我确实是想借用一点冒险小说的叙事节奏来包装推理小说，甚至我也可以借用“社会派”的形式，但它的内核一定要是本格推理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内核一定要是本格推理的，或者你心目中的本格推理到底是什么？
时晨：我认为本格推理是一种精神。
南方周末：什么精神？
时晨：我觉得是一种对于意外的凶手、惊人的诡计、严密的逻辑的不懈追求。这其实是一种游戏，就像约翰·迪克森·卡尔所说的，“侦探小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
南方周末：卡尔的这篇名文是针对雷蒙德·钱德勒所写的，钱德勒有一篇文章《简单的谋杀艺术》，把阿加莎·克里斯蒂等欧美古典侦探小说作家全都批评了一遍，言辞非常激烈，卡尔就写了这个文章回应他，说侦探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游戏，还是一种最伟大的游戏。在你这里，所谓国产推理与日系推理之争、中国推理小说创作的本土化，或者所谓“本格派”与“社会派”之争，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守旧与创新的问题？
时晨：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一定要写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让写作变成一件快乐的事，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去跟风。天下霸唱在天涯写《鬼吹灯》的时候，没想到自己最后竟然能引领一代盗墓小说的创作风潮。刘慈欣写《三体》的时候，毫不吝啬地将所有好点子倾注其中，感觉都快把这本书当作自己的最后一本书来写了。你真正热爱的创作，真正优秀的作品就是有可能逆风翻盘，绝地反击。只要你觉得它足够优秀，值得你为之付出和坚持，就要勇敢地走下去，说不定你可以引领下一个时代，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跟风者。这也是我要对自己说的话。
剧集《鬼吹灯之龙岭迷窟》（2020）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