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钢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
黑格尔曾以“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比喻理论对于现实时的滞后特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与急剧变动，令异常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与试图对其进行解释的各种理论及其基本解释框架之间的不匹配显得尤为突出。而中国的社会科学，与经济学一样，又是这种不匹配现象最集中发生的场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贺雪峰的《在野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中国社会科学之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野之学》是贺雪峰有关中国社会科学之整体定位与具体方法的一系列论文的汇编，分为“学术方法”、“学术立场”、“学生培养”三个版块，而对“经验质感”和“饱和经验法”（饱和经验训练）的论述、阐发，则是将此三者贯通起来的核心。其中，“经验质感”说，可说是全书的根本见地所在、境界所在，而“饱和经验法”，则是实现“经验质感”的“工夫论”。
相对于社会科学强调客观、中性、可量化、可数理模型化的主流倾向，“经验质感”说可谓迥异时流，极富思想冲击力。“经验质感”是一种研究者对于经验的直觉能力，它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本能地理解经验与实践，从而得以扬弃理论与现实的隔膜状态，把握复杂现象的本质（页8-9，20-21）。“经验质感”是一种超越个人生活经历之局限的生命经验的深化与升华，因而难于量化且在本质上无法被量化，却又现实地化成生命，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生动鲜活的妙用。作为一种直觉能力，它无法通过程序化复制作为一种固定的产物被接受，却能通过实践“饱和经验法”而有效习得。《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性，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经验质感”，可谓近于道也。
“经验质感”可比作说话时的语感、骑自行车或游泳时的平衡感、区分左右的方位感，属于典型的“日用而不知”。它近于生命所具有的本能，但又并非纯出于自然，而具有高度的理论思辨特征，是反思与生命相互融入后形成的生命本能-直觉与思辨-自觉。这种本能与反思、直觉与自觉的结合，是为“觉悟”（页23）。觉悟之为觉悟，就在于它是由内在的经验、认知、觉受、体证构成的，因而不可能被化约为某些中性的准则。它可以与他者产生相契、共鸣、感通，但不可能为他者所取代。把“经验质感”作为“觉悟”加以把握，将之视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能力，突破了将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圭臬的理路，是《在野之学》最重大最富原创力的理论贡献。
《周易·系辞》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以此参之，“经验质感”作为日用而不知又能弥伦万物的“觉悟”能力，显而藏，费而隐，虽博学权威不能尽其意，真“君子之学”也。
要达到“经验质感”这种“觉悟”的境界，则须借助“饱和经验法”，即不带预设地进入经验，持久、深入地浸润其中，不断寻找经验意外，不断丰富与深化经验认知，发现经验的内在结构，从而形成对于特定经验领域的总体性（“全息性”）把握（页11）。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总结出“饱和经验法”的三条重要原则（页12-16）：1.不预设问题与目标；2. 大进大出，总体把握；3.饱和的重复调查。第1点意味着各种调研是开放式的、半结构化的，特需注意经验的意外与悖论；第2点意味着从细节进入但不拘泥于细节，重在形成对于复杂现象的整体性把握；第3点则特别突出重复调查对于形成“经验质感”的意义，调研者在重复调查中保持精神状态高度集中（心的敏感），捕捉住隐藏于大量重复性内容中的核心差异，是“经验质感”得以养成的极重要环节。
以“经验质感”为体为境界，以“饱和经验法”为用为工夫，是“华中乡土派”过去若干年持续进行的实践，也是《在野之学》所认同并期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这与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寻求同西方学术体制接轨的中国社会科学趋势可谓大相径庭。全书第二编“学术立场”所辩者，从坚持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延伸到反对国际学术等级体系、强调中文发表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书中多次提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进路（页35，67，84）：“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与“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其中“经验”，也可被表述为“实践”或“现实”。种种与西方学术体制的“接轨论”（它并不仅限于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而是遍在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新闻学乃至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理论-经验-理论”这种学界内部小循环的产物：它一方面使得学界的各种理论解释相对于中国如此生动鲜活丰富复杂的现实，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灰色”意味，更有大量的经验因无法被安置到既有的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而被直接无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剧了各学科专业的无限细分倾向，进而造成研究者沉溺于各种学科内部的细琐问题而无意也无力对于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回应，甚至认为复杂现象之整体与本质是无法把握的，学术只在于追究局部与细节。与之相反，“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模式，则要求摆脱这种对于西方学术体系的依附性，通过深入中国自身的经验，从中成生相应的理论表达，以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的现实，指导、服务、作用于自己的实践。
这两套循环模式，在解释现象时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依照小循环的逻辑，理论高于现实，当现实与理论不相符时，会认为“现实错了”，进而试图通过裁剪现实以匹配理论；而依照大循环的逻辑，现实比理论更为根本，当现实与理论不相符时，需检验理论的逻辑及其背后的共识、前提、预设，并依照现实对理论进行调整乃至根本性重构。
“经验质感”说对于“经验-理论-经验”大循环模式的核心意义，便在于：1.它是对经验的直觉与“觉悟”，源于经验又回归于经验，它的反思-思辨是从现实中流出的，随现实的变化而自觉地调整，故而不黏着于特定的理论而迷信盲从，天然具有反教条的特征；2.它能从于无数细节中见其整体，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故而能以化繁为简、直面本来的“易简工夫”克服因专业细分、拘泥细节而导致的“支离事业”；3.作为一种“觉悟”，它不自限于“纯粹理性”，也不以批判为旨归（如同很多文科知识分子所常自诩的），而善于兼顾复杂现象之事、理、情而解决问题，是实践理性与审美的统一。
由于“经验质感”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极度重要性，而培养“经验质感”有阅读史料（文献）与进入田野（现实）两条路径，二者均需通过饱和经验训练又可互通互补，而“进入田野”又尤为重要（页43-45），于是形成了“华中乡土派”经典阅读与经验调查相结合的“两经”战略。这构成了本书第三编“学生培养”的主要内容，有关确立学生在大学的主体性（页161-162）、体系化的经典阅读（页175-177）、一天阅读经典著作所得大于一周上课所得、一天实地调研所得大于十天阅读二手文献所得的“两个不等式”（页182-191）、研究生集体读书与集体调研（页198-207）、饱和阅读与正向学习法（页208-217）等内容皆富于洞见而易于操作。
书中介绍经典阅读时，以社会学为例，包含三部分内容：古典四大家（涂尔干、韦伯、马克思、齐美尔）、过渡时期经典作家（曼海姆、帕森斯、默顿等）、新四大家（福柯、布尔迪厄、吉登斯、哈贝马斯）。这固然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存在着厚今薄古的问题，对应于西方学术体系的概念工具、逻辑体系、方法论、前提预设四部分，重于前三者，但涉及前提预设部分的内容则较为薄弱。事实上，一切近代以来西方学术，就其思想根本而论，不出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二宗：“科学”终于柏拉图宗之一曲，“哲学”终于亚里士多德宗之诸支；“科学”以柏拉图之宗为正，亚里士多德之宗为奇；“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之宗为主，柏拉图之宗为奇（参阅丁耘《道体学引论》，页362-392，特别是页362，389，391）。欲明一切西方学术之前提预设，必返于此二氏之作。即以社会学为例，相对于吉登斯、哈贝马斯的作品，柏拉图的《理想国》、《法篇》、《蒂迈欧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尼可马各伦理学》，不但思想史上的价值无疑更为巨大，也更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所隐含的种种前提预设。
全书以《在野之学》为题，以“野”加于“学”之前，透出了源于中国大地田野所形成的生气勃勃的“经验质感”对于越来越接近西方、越来越细化精致也越来越不接地气的“学术规范”的自信。就中国传统而论，这种对于“野”的强调，意味着文质关系之“损文益质”。《白虎通·三教篇》对于文质损益大致演述为：夏道尚忠，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殷道尚敬，其失鬼，救鬼莫如文；周道尚文，其失薄，救薄莫如忠。包含着觉悟（“经验质感”）的“野”，不是鲁莽灭裂的粗野，而代表着融合忠、敬、文三统、超越旧的文野区隔与局限、从一切他者或自身所施设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生机。它的出现并非是偶然或孤立的，而是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及世界在精神深处共鸣的产物。在“入关学”的兴起流行中，在对于中国充满信心、认为祖国“生而伟大”的后浪身上，在乌合麒麟式的不矫揉造作、富于穿透力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共鸣。
在野之学，大哉！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发表时题目改为：“经验质感”的“工夫论”。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