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产业链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关于花的生意也有小有大。他们有着各自的谋生之道、分工模式，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生存困境。
·调研发现，家庭经营模式较为普遍，有其局限也有其优势；曾经作为留守和流动儿童的花二代，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兴力量；专业与不专业的衡量，关乎知识和经验，也关乎操守；新时代的“植物猎人”，民间力量不可小觑。
·我们认为，花农不应该因专业性缺失和家庭经营模式而受到轻视，知识技能的提升和政策的扶持，或可令他们释放更多的活力。
卖花的街头小贩要熟悉一片街区的生活节奏，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路口；做园林绿化工程的人不仅要熟悉植物，也要懂水电和土木；花卉基地的商户从全国各地供货商那里，将植物聚集在一起；花市的老板要熟悉上百种植物的生长特性，在照料与养护中等待客人的到来......
是各种各样与花相关的人，生产出花卉产业链的“繁花”。生存于花链之上的人，书写着什么样的生存故事？他们是如何通过贩卖美丽而在城市立稳脚跟？产业更迭，他们面临怎样的生计问题和转型挑战？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在2024年的春天，采访花市商户、街头小贩、基地负责人、景观工程公司从业者、植物园主理人等20多位花卉相关人物，勾勒花卉产业链上的人物群像，讲述他们的故事。
徐汇区五原路花店精致的橱窗。本文图除特殊说明外均由戴媛媛 摄
非议中的家庭经营模式，或将成为盆花产销的中坚力量
在青浦华新苗木基地的“大勇兰苑”多肉大棚内，大勇安坐在摇椅上，等待谈一桩大生意。妻子在大棚里跑前跑后招呼客人。大勇父亲由于腿脚不好，只能坐下来整理花卉的枯叶。不过母亲心灵手巧，可以负责为客户挑选好的多肉进行组盆。
大勇父亲早年是跑货的，从河南贩西瓜到东北去卖，后来到上海的菜市场卖菜。大勇退伍之后来上海投奔父母，一起经营菜摊。大勇眼活，会观察菜市场里的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勇发现菜市场一个卖君子兰的，卖得特别快。后来就偷偷跟在他后面，看他从哪儿拿货。从卖菜到卖君子兰，大勇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多肉大棚尽头摆放着一个摆满君子兰的花架，作为大勇发家史的见证。
像大勇一家四人共同经营一家花铺的形式，在花市中很典型。研究员走访的大部分花市中，一半以上为家庭经营。浦东双季花市“南峻园艺”，由夫妻二人经营，女主人打理店铺，男主人负责开车到处跑去寻找更便宜的货源。研究员从“南峻园艺”女主人处了解到，女性负责销售，男性负责渠道，在双季花市乃是一种经典的分工模式。
另一种模式是父辈和子辈共同经营。尤其在城郊的大棚基地，由于面积较大，打理起来耗费人力，一般为父辈负责后勤，子辈负责销售。
这种家庭模式还会跨地区运营。松江“云间·卉谷”一家花铺的秦先生，所售卖的中华木绣球在徐州老家的基地种植，面积有几十亩。父亲负责基地，他在上海开店售卖，形成跨地区的自产自销模式。同时，秦先生也是从花农转变成既种植又售卖的花商的典型代表。来自浙江衢州的香香同样在“云间·卉谷”经营多肉大棚，基地在云南，哥哥种植，她负责上海终端销售。
大勇的父亲母亲。
在家庭经营模式中，家庭成员之间各有分工，对于小商户来说，省去了雇佣人工的成本，但对整个花卉产业来说，家庭经营的模式也受到争议。
家庭经营的模式经常被看作具有“小农生产思维”的劣根性。在鲜切花领域，分散的农户种植被认为存在单户种植规模小、从业者素质成长缓慢等问题，限制了鲜切花的采后推广。对于花卉电商来说，网店的家庭式运作会带来缺乏专业的客服人员处理售后问题导致店铺名声欠佳的困扰。对于主产地的规模种植来说，家庭经营则不利于生产集约化和标准化。因此，“家庭作坊”转化为企业化运营的呼声高涨，在生产端，通过政府征地，企业经营，技术人员管理种植，农户来打工的经营模式被提倡。
然而，家庭经营也有其优势。对家庭经营的批评集中于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素养，对此研究员认为，应提升这部分人的专业素养，而非一味打击。“2023全国花卉产销形势分析会”显示，在盆花的生产端，小户型基地渐成盆花中坚力量。
虽然目前盆花生产主体仍以企业为主，农户、家庭农场生产为辅。但以家庭成员为主的投资创业的生产基地越来越多，他们中很多人在国内外大型企业有多年的技术积累或销售经验，虽然投资小、种植规模不大，但是具有经营灵活、管理精细、成本投入低、熟悉行业等优势。
中国花卉协会盆栽分会预测，如在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这部分农场和基地将会快速起步，成为未来盆花产销中坚力量。
花市里的代际故事，留守儿童与“花二代”
花卉产业普遍的家庭经营模式，也令代际关系成为花卉产业群像中的重要特点。
经营花市的儿女，常常能为父母提供绝佳的养老之地。龙大花市一位江西籍的商户，其父亲退休之后来到他这里，平日里摆弄盆景、组合盆栽，生活怡然自得。
退休后来龙大花市养老的江西籍男士。
子女投奔父母的家庭经营也很常见。来自安徽亳州的孙先生，在梅陇花市经营兰花铺，在此之前，他在上海的嘉定区从事暖通行业，因为行业“太卷了”，孙先生投奔了父母经营二十余年的花市。他发现花市“也卷”，靠父母深耕多年跑通的渠道资源，“死撑着”生存下去。
在松江“云间·卉谷”主营木绣球的秦先生，大棚本是夫妻二人经营，今年多了一个人。因为夫妻多年在外地打拼，儿子从小作为留守儿童长大，今年，17岁的儿子小秦从高中辍学，来父母的棚里帮忙，并寻找出路。小秦性格活泼，有些社会气质，曾被“云间·卉谷”项目负责人看中并聘请去做直播，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全国到处跑，哪儿有活上哪儿找”。小秦身上，似乎有大勇初来上海时的影子。
在整个花卉行业，“花二代”都是颇受关注的群体。不过没有从小在父母花市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小秦不是典型的“花二代”，典型的“花二代”被视作可以壮大行业的新生力量，他们学成归来，推动了花卉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研究员在走访花市时发现，很多花市的商户会把孩子带在身边，免于让自己的孩子像小秦那样成为留守儿童。一些成长于花市的青少年孩子，已能独当一面，自然地来招呼顾客，熟练地介绍花卉的名字和养护注意事项，很是干练。
虹桥古玩城花市中边开店边带孩子的女店主。
松江“云间·卉谷”主营花盆和蕨类的“90后”薛海来自以汝瓷闻名的河南平顶山。花盆（在花卉行业属于资材）是平顶山陶瓷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薛海的父亲已经在上海主营花盆多年，他也随父亲来上海一起经营。因为自己喜欢蕨类植物，薛海在帮父亲卖花盆的同时售卖蕨类，并且开了一家主营蕨类的网店，名为“花与花器”，并入选淘宝情绪植物店铺帮回头客榜。网店生意很好，薛海和父亲忙不过来，还雇佣两位阿姨帮忙包货发货。
花卉业呼吁专业，但非专业者也有专业之处
专业与否，是花卉产业从业者之间绕不开的话题。
“我有很多网红朋友，聚会的时候互相问对方职业，我说‘我是园艺师’，他们就会说‘哦，农民’。在中国，这是普遍现象。”星球花园创始人、园艺作家“二木”（本名肖杰）认为，被看作农民是有失尊严的事。在他的团队里，他赋予园艺师另一个称号——自然探索家。
二木在分享他团队中的自然探索家。
事实上，二木也并非园艺专业科班出身，他甚至没上过大学，但是他却做到了很多园艺师都做不成的事，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一些非科班出身或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园艺师或花艺师也会被戏称为“野生花/园艺师”。
桐乡花信植物园项目负责人李亚鸿是地地道道的专业出身，他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动植物检疫专业。在他看来，城市的绿化场景充斥着不专业：“现在城市里的很多花境更偏花艺，纯粹是美学的陈列，没有考虑它的养护和内容，不会长久。”
李亚鸿认为，非专业人士从事花卉行业，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比如“卖向日葵种植套装，一些商家会用油料作物的种子。用来榨葵花油的向日葵品种可以长到两米多，种在小盆里能开花吗？应该用专门的园艺观赏品种的种子。”李亚鸿说，由于卖家专业知识的缺乏，不仅种子选材会出现问题，储藏环节也会因为不适当的保存条件导致种子失活。
这样一来，当消费者种不出向日葵时，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而是觉得自己不会种，打击了大众对园艺的热情和信心。在李亚鸿看来，很多商家所谓的“卖假货”并非是良心有问题，而是专业知识的缺乏所导致。
花卉产业中的景观园林工程更需要专业支撑。在虹桥古玩城花市，门牌上写有“有限公司”的商户十分普遍，店主经营花卉零售的同时，还会通过项目的招投标，接手一些绿化工程和大型房地产项目，以及为庭院、私人别墅、屋顶花园、公寓阳台等设计景观。
虹桥古玩城花市的上海城枫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越是个95后，即将从东北林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毕业。他是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论文以自己承接过的项目为案例，题为《亲子体验型上海崇明岛永乐村休闲农业园景观设计》。
虽然曹越对植物的了解没有常年经营花市的商户丰富，但是他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设计图纸，并用3D效果图给顾客更直观的呈现，这是曹越认为可以体现自己专业性的地方。曹越还积极拓展短视频平台，他在各大平台的账号都叫“大家好我叫曹同学”，短视频的流量比线下店铺人流量可观，他发布的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1.4万次。曹越的网络营销方式也的确拓宽了渠道，虽然刚起步，但他已经通过短视频平台接到数十个订单咨询，成交额已近10万元。
曹越做的3D效果图与项目落地后的实景。 曹越 供图
曹越的“专业”映照出很多其他从业者的“不专业”。浦东龙大花卉创始人郭阿龙介绍，由于文化水平限制，龙大一些从事绿化工程的商户不懂得如何招投标，一般都是绿化公司中标之后，发包给龙大的商户来实施。“龙大人动手能力很强，一张效果图，一张施工图，就能把活儿干好。”郭阿龙认为这些“不专业”的龙大商户自有其专业之处。
“植物猎人”在身边，要建议一座“老百姓喜欢的植物园”
“我绝不会缴械投降！”2024中国（上海）花卉文旅产业大会上，大连英歌石植物园园长孙洪奎在做分享时大声喊道。而当国际花园旅游网络主席宝贺深（Ibo Gülsen）与孙洪奎作别时，他也举起拳头对孙洪奎说：“Never surrender ！（别投降）”
大连英歌石植物园是一家民营植物园。植物园投资大，光每年养护费就超千万，中国乃至世界的植物园大多都是由政府出资建设。2003年，孙洪奎开始独自建设中国首家大型民营植物园。当下，植物园内种植了3000多种植物，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植物种类之丰富，居东北地区各植物园之首。
3000多种植物怎么来的？孙洪奎举例，有次去上海，看到一棵悬铃木（法桐树）的科普牌上写着：“我国除东北、新疆、青海、西藏外均有栽培。”他购买回东北，竟都存活了下来，虽然长势非常缓慢，但十七八年过去了，还很健康。
有些花钱买不到的植物，孙洪奎靠偷。早年逛北京植物园，孙红奎感慨北京植物园物种的丰饶，他就用随身携带的短柄锄偷了一后备箱的植物回东北。聊起此事，他半开玩笑地提起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怎么说的，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孙洪奎在2024中国（上海）花卉文旅产业大会。
像孙洪奎这样的狂人，植物学历史上有很多，被称为“植物猎人”——他们将珍稀植物引入异域他乡，对珍稀植物的发现和品种驯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是最为著名的一个。
起初，植物猎人更多是以买卖或掠夺的姿态出现，但却客观上使植物实现了地理跨越，丰富了全球植物的多样性。如今，很多挽救濒危植物的科学家也被称作“植物猎人”。事实上，民间也有很多植物猎人，除了孙洪奎，桐乡四季花园的创始人严凤尧（网名葱油饼，人称饼饼 ）也是其中一个。
李亚鸿的植物园与饼饼的相邻，李亚鸿直言，他经常会去隔壁的桐乡四季花园“薅”花，给植物园增添了不少珍奇植物。在植物爱好者的圈子中，饼饼是大神级人物，他凭着爱好，从事专业的园艺植物引种驯化推广。在2023年的上海（国际）花展上，四季花园的植物获得新优植物品种类奖项的一个铂金奖、两个金奖和一个银奖。而其余的获奖参展单位，大都为国营植物园和专业育种公司。
饼饼的四季花园新优植物品种类获奖证书。 饼饼提供
但是饼饼佛系，疏于打理自己的园子，相比于孙洪奎要建一座“老百姓喜欢的植物园”，饼饼偌大的园子只是为了养自己的爱好。在李亚鸿看来，饼饼是行业内艺术家一样的人，他替饼饼园子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却不被更多人看见而感到着急，也想通过自己的植物园为饼饼的园子吸引更多游客。
花卉产业链上的人，有从种地转来种花的农民；有从小生长在花市，长大后接力花卉产业的“花二代”；有运用园林知识设计城市景观的专业人士；有将图纸上的想象力栽到土里长出一个又一个花季的实践者；有欲将全世界的植物收集到一个园子里的“植物猎人”；有用爱发电将珍奇植物介绍给大众的“花痴”……
无论他们出于怎样的目的，有怎样的谋生之道，他们最终都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了亲近大自然的机会，为一朵花的旅行尽到自己的一份力，为钢筋水泥丛林的城市带来色彩和喘息。
（感谢吴家丽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