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体操，不少人都会想到北京奥运会——那是一个曾经创造，却又很难复现的辉煌。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一共拿到了九枚金牌，占了全部14枚金牌的大半之数，包括：
男子团体——杨威、李小鹏、陈一冰、黄旭、肖钦、邹凯
女子团体——程菲、江钰源、杨伊琳、邓琳琳、何可欣、李珊珊
男子全能——杨威
男子自由操——邹凯
男子双杠——李小鹏
女子高低杠——何可欣
男子单杠——邹凯
男子鞍马——肖钦
男子吊环——陈一冰
其中，男子项目共计八枚金牌，中国豪取其中的七金（跳马属于战略性放弃），几乎将男子项目完全统治，邹凯一人就在京奥拿到三枚金牌。京奥九枚金牌的成绩，也成为世界各国几近无法赶超的神话。
然而，这个成绩过于辉煌，加上北京是我们的主场，相信很多吃瓜群众都对一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吃到了多少主场优势呢？由于京奥九金成绩太过突出，无论是向前比（在雅典中国只拿到鞍马一金，悉尼拿到男团、双杠、女子平衡木），还是向后比（伦敦拿到男团、平衡木、双杠、自由操四金，里约更是一金未得），所得的成绩都远远不能和京奥相比。不得不说，京奥的出色发挥“吊”起了国人对胃口，让国人对于体操项目有了过多的期待，导致日后每次奥运会与世锦赛时，人们总会把成绩与北京奥运会相比，得出了中国体操王者不再的结论，这是有失偏颇的。
在这个时候，另一种声音出现了。这种意见是，北京奥运会中国体操队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主场优势，在裁判打分方面对我们格外照顾，因此中国才能收获前所未有的成功。由于对体操规则的不理解，这种意见的支持者非常之多。毫无疑问，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无疑是占了东道主的优势的，但是中国究竟在其中优势几何？这些优势表现在什么方面？那我今天就来谈一谈，北京奥运会为什么中国会获得远远胜过其他诸届的奖牌与金牌数量。
1.裁判缘——具有绝对优势，但不具有相对优势
作为东道主，裁判对我们的打分是否有照顾呢？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一点更多地表现在绝对优势，在相对优势方面，基本是没有的。
相信不少人还记得在北京奥运会时大红大紫的美国名星娜斯佳·柳金。在北京奥运会比赛结束后，柳金在对外采访时说，北京奥运会是她所见过的最为公平公正的奥运会。要知道，柳金在其个人强项高低杠上与何可欣同分却获得银牌。我想，从对手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已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以我对体操的理解，北京奥运会比赛场上的奖牌，大致都是公正的，有争议的不多。即使有，也更多地集中在银牌与铜牌上，金牌归属争议较小。但是，我们却对京奥的比赛有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经常出现大比分的领先，在团体决赛中包揽了所有项目的最高分与大部分次高分，最终领先第二名达到7分多的巨大优势，这又是为什么的？
其实，是这样的。在奥运会前，每个项目都有一些热门人物，中国在不少项目也有许多竞争者，这些人的裁判缘，是与中国队被一起“抬高”的。也就是说，除了这些热门运动员，其他一些较为平庸的运动员，其成绩都被适当“打压”了，而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女子团体项目的美国队，男子各项的竞争对手，其与中国的分差都很正常。这样，中国是具有一定的“绝对优势”的，比如你的发挥本来能领先这项的平均水平1.5分，但在京奥上，可能被捧到领先这项的平均水平2分。但你的得分不具有“相对优势”，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同样被抬了0.5分左右，你们仍是在同一起跑上，相互间的分差没有被拉开。
我们可以从高低杠的预赛中，看到这一点的深远影响。高低杠项目原本的热门人选有五人，包括来自中国的何可欣、杨伊琳，来自美国的柳金，来自俄罗斯的塞梅诺娃与来自英国的特维德勒。但是，出人意料的，其中三人，何可欣、柳金与特维德勒都在预赛中出现了大失误。如果真的严格打分，那这三个人很有可能无缘个人决赛，至少来自中国的江钰源等人都可以超过这个分数。但最终，有竞争力的这几个人还是被裁判打分做进了单项决赛，来保证单项决赛的观赏性，这，就是“绝对优势”的体现。
部分国家是没有得到这一“绝对优势”的，比如经典的例子是朝鲜队的车英花。车英花在高低杠上一样具有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成套，如果完全发挥出来，她是对奖牌有一定冲击力的。但她并不在赛前裁判心中冠军的热门人选行列，在预赛中出现大失误后，没有像其他热门一样被裁判判进决赛。
所以，我们看到体操比赛在北京奥运会时，成为了“大国盛宴”，除了女子跳马等少数项目外，其他基本都成为各个大国（男子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等，女子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瓜分“猪肉”的舞台。大国之间相互几乎优势，但对其他国家优势极其巨大。例如女子平衡木预赛，前十二名居然全部来自四大国，前18名里只有三个非四大国运动员，因为每个国家只有两人能进决赛，甚至第18名的意大利选手都能排在第三替补。由此可见一斑。
此图为体操成绩官网上北京奥运会预赛成绩，可以看到，直到第13名才出现第一位非四大国选手
上文提到，中国在赛前战略性放弃了男子跳马。为什么呢？其实，中国在男子跳马上并不是没有高手，假如有“裁判缘保送”的话，中国大可用陆斌换下黄旭，来冲击男子全部的八枚金牌。至少也会让李小鹏恢复两跳，来冲击这块金牌。但是，因为中国在北京奥运没有“相对优势”，高手之间，是要真刀真枪过招的。所以，中国不敢赌这块金牌。因为，男子跳马的最大热门，并不只有李小鹏，还有德拉古烈斯库。（两人两跳难度都是7.0与7.2，同为世界名将，且质量都不错，比拼跳马的话，胜负非常难说）
果然，在跳马决赛上，德拉古烈斯库的第一跳就跳出了7.0+9.8的惊人高分。若不是其第二跳踺子180前直900失误，极可能锁定这枚金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其实对裁判缘并没有十足的优势，考虑到李小鹏的脚伤，战略性放弃了对这枚金牌的冲击。从侧面也可以说明，与国际高手间的竞争，中国并没有因为东道主吃到多少打分上的便宜。（如果东道主因素真的有效，哪怕不用李小鹏恢复跳马，用陆斌上阵，7.0+7.0的难度裁判操作一下也很容易水到金牌）
（PS：部分观众可能对男子自由操与单杠金牌有些疑虑，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这两金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需要我分析的话，我可以在日后追加对这两金的详细分析，这里先不占用篇幅了）
2.备战——北京奥运会体操项目成功的主因
为什么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能取得体操项目上如此辉煌的成绩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上下一心、大力度全面的备战，对该项目空前的重视力度决定的。
在北京申奥成功后，国家便从不吝惜在体操项目上的投入。加上雅典奥运会时的惨败，痛并思痛之下，国家体操队便上下一心，要在北京奥运会时打一个翻身仗。
因此，在那个周期时，从选材、施教到比赛，重视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把江钰源、邓琳琳等人放在其他周期，这样的“苗子”可能就被错过了。在05到08年，经常可以看到新闻，中国频繁地派人去比世界杯分站赛，不仅像江钰源等重点队员获得了在裁判面前“露脸”的机会，甚至像肖婷婷这种二线选手，都派去国际比赛来证明中国运动员的全面性（肖婷婷是高低杠强项的选手，其高低杠难度大约在6.6左右，与一线选手有些距离，但非常有特点，成套里包括科马内奇、腾身特卡、特卡京格尔等多个惊验刺激的空翻与越杠动作）。像眭禄与邓琳琳这种二选一的重点考察队员，更是多次派往出国比赛来验证其稳定性。
邓琳琳和眭禄在伦敦奥运会
而时至今日，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在部分时间里，体操队的经费匮乏，而里约周期便是其中的代表。一线队员不能出国比赛，出国比赛往往无法配置齐全（一般出国比赛时，要配置运动员+教练+队医+翻译，而近些年出国比赛常有缺队医或缺翻译的现象发生），不举办国际赛事与邀请赛也不做各种专栏与专题，最终演化为坐在家中闭关苦修绝世武功，真到了比赛场上，外国解说员一脸蒙逼，称中国小花小草为China 1，China 2。这些事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是不会发生的，经费充足的结果自然是成绩良好。至于现在，经费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
至少，在北京奥运会时，中国体操队是真心想出成绩的，当时的一切以成绩为上，不会因为地方的利益影响中央决策。比如，北京奥运会时女队的最后一个人选在邓琳琳与眭禄中决出，如果考虑组籍与省籍，很可能眭禄将成为胜者。但当时为了这个名额，中国特意将邓琳琳与眭禄派出国比赛进行考察，结果是邓琳琳的稳定性出色，而眭禄当时则是“国内女王”（在国内威风八面大杀四方，出国比赛则完全崩溃各种爆炸）。因此，即使眭禄来自上海并且是王群策组的“独苗”，最后也没入选国家队阵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北京奥运会没有上邓琳琳而是上了眭禄（除了京奥外，在其他几届大赛中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眭禄又像在国外比赛一样团体平衡木与自由操双双爆炸，那无异于把团体金牌拱手让给了美国，也无法创造当时的辉煌了。（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团体男队全部成功，女队大失误一次，仅多于2006年，其他几年往往团体要大失误三次以上）
3.场外——东道主优势的真实体现
而我认为，北京奥运会东道主的优势，真正体现的地方，并不是在场内，而是场外。
因为我们是东道主，裁判给我们多打了一些分数，这个，叫场内因素。然而，北京奥运会上，我们做出的成套，也基本都值得裁判给我们的分数。场内优势，基本是没有的。但是京奥我们有没有场外的因素呢？我认为，事实上，北京奥运会正是合理地运动了自己的东道主优势，在场外为我们赢取了最大的利益，才让场内的比赛看上去“公平”、“公正”，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这里，首先我要大致科普一下运动员入选奥运会资格的条件。如果运动员所在的国家在奥运会前一年的世锦赛上杀入前八名，则该国家可以直接获得奥运会团体比赛的入场券。如果世锦赛该国只有9到16名，则需要在奥运会资格赛上取得前四名，该国才能比奥运会团体。如果该国未能比到前12名，那只能由全能选手去比赛全能，全能获得前一定名次的运动员，可以比奥运会。如果一个运动员连全能都没能获得名次，只能由国际体联提供外卡，持外卡参赛。
因为奥运会不像世锦赛，无法承担过重的预赛，只能先由世锦赛选拔一些出色的运动员，剃除掉部分能力不足的，然而再由这些运动员来比预赛。然而，在这里，中国东道主的身份，背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可能有一些观众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规则看着也很公平啊？但是，你是否有想过，如果有一个小国运动员，他的国家总体实力并不强大，而该运动员单项突出，却比不了全能，那这样的运动员，就要遗憾地错过了奥运会了。
在北京奥运会上，这样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而且不只一次。在北京奥运会上，匈牙利鞍马名将贝尔基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贝尔基是一名鞍马单项运动员，他也是伦敦奥运会的鞍马冠军与多次世锦赛冠军，他的存在将对中国运动员肖钦造成非常强有力的冲击。但匈牙利并不是体操大国，无力通过团体比赛为贝尔基赢取奥运资格，而贝尔基本人除了鞍马外别的项目都不擅长，也无力通过全能踏上北京奥运会。当时国际体联有人主张将外卡给予贝尔基，但此事被中国强力阻挠——事后，北京奥运会鞍马决赛上，肖钦的发挥不并完美，如果贝尔基在场，只要贝尔基正常发挥，将非常有可能从肖钦手中抢到这枚金牌。然而，贝尔基不在，肖钦属于“顺下来就能夺冠”的状态，无压力之下，尽管出现小失误，依然拿走了鞍马金牌，这，便是中国的场外优势带来的影响。
匈牙利鞍马名将贝尔基
不止有贝尔基，在其他项目上，中国亦将该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吊环项目，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派出了“双保险”——杨威与陈一冰，后者有“吊环王”的美誉，两人也分列北京奥运吊环冠亚军。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块金牌其实中国原本并不是十拿九稳的。来自荷兰的范吉尔德，曾经对陈一冰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应该说，范吉尔德的吊环能力介于陈一冰与杨威之间，与陈一冰的分差一度非常微弱。陈一冰如果想在京奥战胜范吉尔德，很可能要上难度，一旦成套加入了风险动作，谁胜谁败就很难预料。但范吉尔德一样遭遇了“贝尔基型”尴尬，全能不强祖国又不给力的情况下他也没能登上北京奥运的舞台，自然，志在冲冠双保险的中国也不可能把外卡交给范吉尔德，毫无压力的陈一冰在奥运会上用稳定的“低难”成套轻松夺冠，而范吉尔德却只能一次次地在世锦赛上冲击名次，奥运会，注定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此外，单杠项目上，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佩甘，一样遇到了类似的尴尬。佩甘是单杠前空翻越杠流的集大成者，是05年世锦赛单杠金牌获得者，拥有命名动作后摆前团一周半加转180度越杠抓杠，与2004年奥运会冠军卡西纳（卡西纳是当时后空翻越杠流的代言人，拥有命名动作前摆后直两周加转360度越杠抓杠）交相辉映。应该说，因为单杠项目竞争非常激烈，佩甘没有像贝尔基与范吉尔德那样在单项上一度拥有统治力，但08年奥运会上单杠项目的乱斗中他也未尝没有拣漏夺金的可能。但相同的原因，小国+不全能+不给发外卡，佩甘一样无缘京奥，邹凯用一骑绝尘的7.2难度夺得冠军，单杠项目从此进入了中国转体连接套与越杠空翻流竞争的年代。
后来，国际体联果断发现了北京奥运规则的漏洞，对参加奥运会资格的选手进行了调整。运动员除了可以通过团体或全能入选奥运会外，在奥运会前一届的世锦赛中，如果获得了单项前三，也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该规则在后续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包括单项世界杯的积分也可以让运动员有资格等等。总的说来，如果按现在的奥运会资格规则放在北京奥运当时，贝尔基、范吉尔德、佩甘这样的运动员都很有可能参加奥运会，到时候，这几块金牌可能就会凭空生出一些悬念，可能中国不会拿金拿得如此稳当。
除了运动员外，因为中国要办奥运会，所以在制定规则方面，中国在08年占尽了优势。比如在单杠项目，中国运动员擅长转体接飞行动作，而外国运动员则习惯于多次大回环振浪接一个大空翻（比如京奥的霍顿）。应该说，接在转体后的飞行很难发力，所以这样的动作有连接加分，但观赏性差一些。当时的规则规定，D组转体接D组以上的飞行有0.2的连接加分，因此中国刷出了不少中穿180+直体特卡、中穿360+马凯洛夫、大回环跳转540+直体叶格尔这样的连接，观赏性一般，却很能刷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邹凯的D分一骑绝尘。该规则一直沿用到12年，16周期该连接加分降为0.1，到东京奥运会周期该连接正式废除。
另外，在高低杠项目上，情况也比较类似。当时的规则规定，高低杠上E组转体接E组转体有0.2的加分，E组转体接D组飞行也有0.2加分。因此，高低杠上E组转体的储备成了竞争的焦点。而中国擅长的E组转体（此项沿续至今，目前中国与世界运动员擅长的转体亦是如此）包括中穿、毕转、林转、林转180、凌转180、扭掏360等多种，而外国运动员擅长的E组转体只有并掏360，以前有些运动员有正掏540等现在也没人做了。因此一时间中国的高低杠形成了非常恐怖的集团优势，外国运动员想尽各种办法却怎么刷分也刷不过E转E转叶格尔、三个E转连特卡等等中国式连接。不可否认的是，这些E转也是美国名将柳金擅长的，而柳金也是国际体联鼓励的运动员，两方面作用之下规则变得很有利于中国，后来在里约周期以上连接加分全部缩水为0.1，以飞行与换杠搭配的高低杠开始逐渐取代转体流成为杠子套路的主流。
北京奥运会时期，中国在双杠、吊环等项目都有集团优势，而这些项目上都有连接加分，造成了中国的优势更加可怕。而在京奥后，双杠与吊环的连接加分被废除，仅有单杠自由操仍有连接加分。有人说这一点是国际体联打压中国，避免中国的强项过于强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确实有一定规则的制定权并将之利用到最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金牌的垄断。
应该说，北京奥运会时，场外因素给比赛的结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又很难感受到这一点。如果从规则与比赛发挥的角度来看，比赛场上出现的分数基本合理，并没有刻意地捧中国选手与打压外国选手，以当时的规则看，中国得到的九枚金牌都是实至名归的。但中国很聪明地把工作主要做在了场外，造成了规则的偏向、竞争对手的削弱，使中国运动员可以以较小的压力、较轻松的竞技状态横扫了几乎一切对手，即使打分不用偏向我们，我们依然是多个项目的头号热门，我们用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打分环境创造了多块金牌，这是京奥时中国做的很聪明的一点。
我换个方式和大家说一下北京奥运我们拥有多大的场外优势。我们知道，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获得了四枚金牌。但假如将所有运动员全部超时空传送到北京，以北京的场外方式来影响，那又是什么结果呢？首先，单杠名将宗德兰德将注定无缘奥运，因为出身荷兰的他只能比单杠双杠两项，全能不行的他又是邹凯与张成龙的最大对手，邹凯只需打败汉布钦即可夺冠。而伦敦时汉布钦的发挥其实还略弱于邹凯，占了欧洲的裁判优势才反超了0.4的D分劣势，正常打分的话邹凯还是略胜一筹。而吊环上战胜陈一冰的纳巴雷特，因为巴西的团体实力一般，其个人也是吊环单项选手，很有可能也会无缘奥运，到时候陈一冰自然可以轻车熟路拿下冠军。也就是说，只要做北京奥运相同的场外工作，中国很有可能能得到6金甚至更多。当然，伦敦不是北京，四金算是中国当时体操的真实实力体现。
总的来说，在北京奥运会时，中国是占有了一定东道主优势的，但是该优势更多的集中在场外与备战。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地准备奥运、对规则的解读、对人选的精化、对比赛认真负责的态度、资金的投入、省籍组籍等地方势力介入的减少等等，都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些，是东道主优势的真正体现，也是京奥成绩远远好于其他几届奥运会的最主要原因，而并不是部分观众狭隘地认为我们是东道主所以裁判给我们多打了多少多少分导致的。体操成功与失败的背后，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