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俗为雅”的提出、实践和价值
“以俗为雅”的提出和实践富有启示意义。对当代作家而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吸纳人民当中的鲜活语言，剔除无病呻吟、光怪陆离和低俗不堪等文风。
雅俗关系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个较为系统的重要论题，它在宋代得到充分展开讨论。“以俗为雅”即是当时提出的重要命题之一。“以俗为雅”是宋代文坛的一个重要观念，对宋元明清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文学创作亦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以俗为雅”的提出和流变
不少学者认为“以俗为雅”最早由梅尧臣提出，所依论据是陈师道诗话中所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后山诗话》）但有部分学者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莫砺锋指出：“但梅尧臣是否真的说过这话，尚无坚证。”（《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欧阳修诗话中载有：“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六一诗话》）梅尧臣提出“诗有五忌”，其中有“二曰字俗则诗不清”（《续金针诗格》）。如此看来，梅尧臣反而对浅俗可笑的字句持否定态度。苏轼云：“诗须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题柳子厚诗》）故此，该观点首先由苏轼提出的看法更让人信服。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云：“因明叔意斯文，试举一纲而张万目。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公眉人，乡先生之妙语，震耀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再次杨明叔韵并引》）黄庭坚明确声称自己是从“公”（苏轼）处得到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写作“妙语”，并称此法为颠扑不破的写诗纲领。
孙克强、范松义认为，关于“以俗为雅”，学术界往往提到其与禅学的关系，但若从根源而论，这一范畴应是源于庄子的“从俗脱俗”思想（《庄子的“从俗脱俗”与诗学的“以俗为雅”》）。这一观点很有独见。苏辙评述苏轼云：“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清代刘熙载论著中有“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之语。苏轼虽然受庄子影响至深，但庄子的“从俗脱俗”思想主要是人生哲学的体现，没有以“雅”来概括脱俗境界，也没有提炼成中国古典文论。文学上的雅俗并列之论在唐代以前寥寥可数，明确把雅俗联系起来的是文学理论家刘勰，他说：“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文心雕龙·定势》）“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文心雕龙·序志》）刘勰一方面主张“雅俗异势”，另一方面说明“雅俗”已经成为诗文评价的通用标准。唐代皎然云：“诗有二俗：一曰鄙俚俗，二曰古今相传俗。”（《诗义》）皎然最早对诗作所用俗语予以归类。诸如此类的观点为宋代“以俗为雅”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以俗为雅”提出后，在宋代有赞成或承续者。朱弁诗话中载有：“（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风月堂诗话》）杨万里不仅赞同苏、黄二人的“以俗为雅”观点，而且补充说：“有用法家吏文语为诗句者，所谓以俗为雅。坡云：‘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如前卷僧显万‘探支’‘阑入’，亦此类也。”（《诚斋诗话》）在宋代，对此，亦有批判或反对者。许彦周云：“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宜诗而深思焉，则去也。’”（《彦周诗话》）严羽云：“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沧浪诗话》）。在宋代之后，针对“以俗为雅”的评说也一直持续且褒贬纷纭，并由此衍生出刘熙载《艺概》中的“借俗写雅”、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中的“化俗为雅”和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的“运俗入雅”等。王水照认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在整个文体盛衰升降过程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宋代文学通论》）“以俗为雅”的提出对宋代以及其后的古典诗论、文论和文学发展影响颇大。
“以俗为雅”在宋代文学中的实践
在宋代之前就出现有“以俗为雅”的创作实践。唐代杜甫已被宋人推崇为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北宋释惠洪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颖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谓襟纫是也。”（《冷斋夜话》）南宋张戒云：“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岁寒堂诗话》）张戒肯定杜诗于粗俗之表中实蕴含高古之实，而苏、黄诗用俗语则呈勉强之迹。在宋代文学领域自觉提出和实践“以俗为雅”且都有突出贡献的诗人首推苏轼、黄庭坚、杨万里三人。罗大经诗话中载有杨万里主张为“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熔化，乃可因承”。（《鹤林玉露》）指出杨万里用的俗语多经“前辈熔化”方才“因承”运用。清代李树滋亦云：“用方言入诗，唐人已有之。用俗语入诗，始于宋人，而莫善于杨诚斋。”（《石樵诗话》）与其他诗人创作以俗语、口语偶尔点缀，以造成新鲜趣味或者“陌生化”效果不同的是，“诚斋体”诗歌运用俗语、白话的数量多、范围广。概言之，苏、黄和杨三人所共同倡导的“以俗为雅”，实践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语言方面，二是在题材方面。宋代诗人尤其是在语言的“以俗为雅”方面下了极大工夫。诗歌语言的“以俗为雅”主要表现在诗歌汲取民间语言，对俗语、谚语、方言、俚语等熔铸加工，化用在诗中，使作品活泼、生动、通俗，饶有情趣。
除此之外，在宋词当中“以俗为雅”的创作实践亦深得其妙。柳永的词吸收了大量口语入词，风格通俗流利，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宋代叶梦得所谓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之说。宋代胡仔云：“柳之乐章，人多称之……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苕溪渔隐丛话》）再如李清照的词，语言平易，格调清新，明代杨慎评赞云：“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词品》）至于宋代话本小说中大量“以俗为雅”的现象更是普遍。可以说，宋代多种文体在创作实践中都存在“以俗为雅”倾向。
“以俗为雅”对当下创作的价值
“以俗为雅”的价值，从黄庭坚所言“震耀一世”一语即可看出，其与“以故为新”已成为北宋中后期许多诗人所共同认可和追求的诗歌创作理念。朱自清评价黄庭坚说：“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作）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论雅俗共赏》）此论可谓精辟，点出了“以俗为雅”的重要价值。在古代中国，雅和俗是一对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思想家、批评家、作家对雅俗在音乐、文学、美学和为人风尚乃至政治评定等方面的内涵有不同阐释。但总体而言，他们大多严于雅俗之辨，趋雅避俗、去俗崇雅是历代士人在为人和写作两方面的共同追求。可是到了北宋，诗人们却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口号，对雅与俗的关系进行新的审视，揭示出雅俗之间既对立异势、又相互转化交融。这不但实现了雅俗共赏的审美功效，也大大推动了宋代以及后世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共生共长。
“以俗为雅”对当代文学创作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第一，它蕴含着文学创作者人格与作品风格的统一。莫砺锋指出，宋诗的“‘以俗为雅’就是在审美活动中对于‘俗’的超越”（《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这种超越首先以文学创作者人格的不俗为立足点。苏轼有言：“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於潜僧绿筠轩》）黄庭坚亦谓：“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书嵇叔夜诗与侄榎》）诗格出于人格，人格不俗是诗歌创作中“以俗为雅”的先决性条件。当代诗歌创作中曾经出现口水诗、下半身写作等未经熔铸、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诗歌创作者未能真正达到人格不俗的境界，在创作观念上将俗与雅混为一谈。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首先在于文学创作者的人格和品位不能太过俗气。第二，它蕴含鲜明的创新意识。苏轼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皆废。”（《书黄子思诗集后》）清代蒋士铨亦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辩诗》)“以俗为雅”的提出和实践不但是宋代诗人突破“古今诗人皆废”和“真难为”困境的创新之举，也昭示着民间语言能够成为历代作家文学的源头活水。对当代作家而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吸纳人民当中的鲜活语言，剔除无病呻吟、光怪陆离和低俗不堪等文风。
“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创作者需要在包括诗歌创作在内的各种文学领域当中总结和提炼中国古典文论精华，走雅俗共赏之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