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孙霆
华岗，浙江龙游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党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华贻芳，是华岗和作家葛琴的儿子，也是我在杭高时的同学和地下党战友。
华贻芳早在2005年就去世，至今已近20年了。每当我想起这位被大家习惯称之为小华的老同学、老战友，他的举止言谈,他的音容笑貌，就会一次次地再现在我的眼前。印象最深的当属在杭高地下党时期的小华，这是最令人难忘的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其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他第一次返回故土。在杭州会见老同学时的小华，那时刚走出多年的厄运和噩梦，雨过天晴，正容光焕发地踏上又一个新的里程。最后，就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这些年里，那个敏于观察、勤于思考，成熟而不失率真的小华了。
我是1946年进杭高的，小华是1947年进杭高的，我比他年级高，但华贻芳这个名字我却很早就知道了。那时我正在读一本名叫《中国大革命运动史》的书，作者华岗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理论家，他的宏著深深地吸引了我，给了我最初的启蒙教育。有一次张育珍偷偷告诉我，说华岗的儿子就在我们学校里念书，这引起了我极大的惊喜和好奇。我暗中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得知他是一位个子不高，长着一副娃娃脸，很惹人喜爱的名叫华贻芳的同学。因为不是同年级，所以那时我与他并没有直接的接触。
1948年我和小华先后参加了地下党，下半年开学不久，我和他以及张育珍三人编成一个党小组，成了定期秘密接头、生死与共的战友。有一次我们在张育珍家里秘密开会，会议的内容是悼念王孝和烈士。王孝和不久前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刑庭判处死刑，公开绑赴刑场枪决，一路上他高呼口号，慷慨就义，表现得非常英勇。王孝和牺牲后，中共上海局在党内公布了他的地下党员身份（王孝和为保守党的机密，至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号召全体地下党员向他学习，像他那样为党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次党小组会议上，我们的内心都非常激动，每个人都压低了声音庄严宣誓，表示了自己要像王孝和烈士那样革命到底、不惜牺牲的决心。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次会上还讨论了万一被捕后怎样应对的问题，连坐老虎凳、上电刑都谈到了。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我与小华在一个党小组共处的时间并不长，不久我们就分开了。
那时杭高地下党支部的工作分为三条战线，一是学生自治会和校方、教师的工作，二是班级工作，三是社团工作。所有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Y.F.成员，首先要做好自己所在班级的工作，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向其他班级“渗透”，发展进步力量。由于杭高社团数量众多，非常活跃，因此多数党员都分在社团里工作，通过多种多样的社团活动团结教育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小华当时就被分配到社团这条线。
1948年下半年，我当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主持理事会的日常工作，与王维澄、陈纲（他们二人此时都是毕业班,已退居二线）编为一个党小组，定期讨论自治会和对校方、教师的工作。讨论后作出的决定，再由我用自治会的名义公开出面，去具体组织实施。有一次，张政和小华都向我提起，说他们从浙大搞到一个《白毛女》剧本，打算公开演出。因事关重大，我将此事在党小组会上提出，经过研究一致同意演出，但认为《白毛女》这个剧名太“暴露”，要改（后改为《再生》），并要我同校长方豪联系，做好工作，以防生变。方豪迫于形势，并没有故意阻拦。以后《再生》的演出非常成功，不但在校内引起哄动，影响也波及校外，演出时许多兄弟学校的同学闻讯赶来观看。
由于校内社团组织如雨春笋般涌现出来，影响不断扩大，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互相协调，我提议在自治会领导下成立“社团联谊会”。首次成立大会小华也参加了，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如1948年冬的欢送毕业同学晚会，有连续三天的文艺演出，小华虽然很少抛头露面，却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同学们的赞扬。在那些日子里，每逢遇事商讨，总会听到一些人“小华小华”地叫个不停。
资料图。据CFP。
杭州解放后，杭高地下党员和Y.F.成员，除极少数外，都转到青干校学习去了。青干校第七中队学员基本上都是杭高的，起初由我担任中队长，小华担任副指导员。在筹备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日夜忙碌。但开学不久，组织上就把我调到第五中队去当中队长了。我虽然依依不舍，但必须服从。不久，青干校要挑选一批学员到中央团校学习，小华也被选上了。从此，我与他身处异地，相隔南北，渐渐地联系就很少了。以后，听说他被派往捷克留学，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不久又听说他因受父亲华岗案的牵累，突然被调回国内“审查”；特殊时期又投入监狱，遭受了一场更大的灾难。这一切又使我感到震惊、痛心和困惑。此后便完全中断了音讯。虽然我曾心向着北方一次次地默默祝福，但是那个长着娃娃脸的小华，那个生龙活虎的小华，好像一下从人间消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的一段日子里，乌云逐渐散去，好消息不断从全国各地传到杭州，天空似乎一下子晴朗了起来。当年出演白毛女的杨友梅，专门到我工作的单位来看我，说起她这么多年来与丈夫一起，被流放到青海的遭遇，说起她的同班同学小华的磨难，禁不住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不久，我看到小华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字写得很清秀，却画了许多曲线，把新添加的话一句句勾到字里行间去。这封信主要不是叙述他多年来的遭遇，更没有抱怨和泄愤，而是倾诉了他对老同学、老战友的一片深情，意蕴恳切，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是上世纪70年代底还是80年代初，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是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家里突然来了一大帮人，足足有十几位吧，为首的就是小华。小华是专程从北京赶到杭州，约了一批老同学专程到我家里来相聚的，简直把我家里挤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一晚上，大家乱哄哄地你一句我一句，小华更是容光焕发，不时地插话。可惜因为人多，已听不大清楚谁谁说了些什么。但无可否认的是，大家的快乐情绪互相感染着，好像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是啊是啊，黑夜尽头是光明，难怪每一个从阴影里走出来的人，都要尽情地放纵一番了。
小华回北京后不久，陆续给我寄来了一批他父亲华岗的遗著（手稿复印件），这些著作都是在监狱里写的，所以格外珍贵。我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每次读完都抚卷深思，不但为作者的深厚学力所折服，更被他的顽强意志和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一个蒙受冤屈、长期身陷囹圄的革命老前辈，仍坚持笔耕不止，写了这么多的理论著作，那该要有多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呀。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小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到杭州来。但他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而是来办事的，所以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我们虽然见了面，却没有机会作深入的交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与他在互联网上“见面”了，他不时地从网上给我发来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大开眼界，也使我明白了他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小华晚年热心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由此，他对这个“民”字也情有独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情结”吧。
小华重病住院的消息我知道得比较晚了，还来不及问问详细情况，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太突然了，令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身体还是比较结实、健壮的，谁知在健壮的外表下却深埋着隐患，正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的内脏。他年龄不算大，按常理应该活得更长、更久，还可以做更多事。可是小华确实是走了，我相信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所有的老同学、老战友都非常惋惜，非常怀念他，要为他编一本纪念文集，我当然无保留地赞成和支持。如果有天国的话，我衷心祝福我们的华贻芳同志在那边尽情地享受自由和快乐。
一船明月一帆风，愿清风明月一直陪伴着他，遨游苍穹，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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