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热的当下，又有两条考古新闻火了。
一条是来自河北博物馆的一块名叫“河光石刻”的石头。
两千年前，两名公务员值班时实在无聊，于是就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
“监罟有囿臣公乘得，守丘其臼旧将曼，敢谒后贤者。”
意思是，“我是为国王监管捕鱼的公乘得，我是看守陵墓的旧将军曼，后世的君子，你们好啊！”
没想到这句普通的问候跨越两千多年，触动了今世的无数网友。
大家纷纷在评论感慨历史的绵长与动人。
而另一条新闻是楚考烈王墓因为被盗，官方开始抢救性发掘。
然而这条新闻的评论却没有上面那么和谐，反而满是讽刺。
“考古究竟跟盗墓有什么区别？”“又在官方盗墓吗？”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考古”这一行为，认为它不过是另一种“盗墓”行为。
但这二者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简单来说，盗墓只为利益，但考古更重学术。
就比如这次的楚怀王墓，盗墓贼的对待方式是不择手段地掘墓挖坟，只为得到那些能在市场上流通获利的文物。
至于墓里的其他物件只会弃之如敝屣。
但考古学者则是原地保护，只在被盗墓后才抢救性发掘。
而且不仅会谨慎对待每一样文物，还会认真研究文物背后的历史。
再比如这次的河光刻石，在盗墓贼看来，只是一块只是刻了几个字的石头，可能只会一脚踢开。
但对于考古学者来说，这却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对于战国文字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故事，则更能展现摸金校尉和考古学者的区别，以及文物的意义。
1975年冬天，云梦县睡虎地在新挖排水渠时发现了一批古墓。
而当清理到11号墓葬时，棺盖板挪开后的瞬间，全场人都惊呆了。
只见墓主的枕部、脸的右侧，肩膀右肩以及整个身体的右侧都布满了一束束的竹简。
要知道，竹简本就难得，而随葬品一般多是墓主人生前喜欢的贵重物品，例如金银玉器等，但这个棺材里放置了这么多竹简，更见这批竹简的珍贵性。
但这些竹简已经在水里浸泡得十分柔软，稍有不慎就可能损坏。
鉴于云梦县城关镇文化馆距离睡虎地秦墓的发掘地点并不远，因此考古队员当即决定将整个棺材抬回云梦县文化馆再进行整理。
此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这群人肩上扛着的竹简中的文字，甚至连写《史记》的司马迁都没见过，而这些文字的背后是一个消逝在历史长河深处的王朝禁律。
2000多年前，地处西垂的秦国与东方六国经过了漫长的博弈争锋，最后用十年时间力扫群雄统一中国。
但因为史料的缺失，我们只知道结果，却不知道秦国为何能成功。
但这次在睡虎地挖掘出的秦简，却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过考古学家的翻译，睡虎地秦简主要记载的秦朝的法律，包括《田律》《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杂问》《封诊式》等等，有的甚至比我们如今的法律还要健全。
比如《田律》中教授百姓如何耕田。
播种的时候，水稻的种子每亩用 2 又 2/3 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 2/ 3 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
对养牛的方法也有规定。
“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 3 头牛以上，或 10 头成年母牛其中的 6 头不生小牛的话，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城和县令也有罪。”
“你不能拼命把它耕，还得让它吃草，如果是耕了地以后，牛消瘦了一寸，就要打你使用牛的人十下鞭子，那都非常严格。”
可能正是因为法律规定了所有农户都用到最先进的方法种植庄稼，才保证秦国军队有足够的粮食前行，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无后顾之忧。
而很多我们如今还在探讨的法律，在秦朝也有明确规定。
比如见义勇为。
秦朝法律规定，如果大庭广众之下遇见伤人事件，百步之内的人却不伸手援救，那么这些人就要上缴两副盔甲。
在秦朝，一副盔甲相当于二两黄金，两幅就是四两，普通人自然无法支付这么高的罚金，所以就是逼迫他们前去帮忙。
比如豆腐渣工程。
如果施工者偷工减料，那么上到负责工程的官员，下到包工头、施工者都要接受惩罚，监管部门和黑心老板谁都别想跑掉。
以及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商品必须明码标价，破案不得严刑逼供，必须以德服人等等。
但最让人惊讶的是，秦律里还有关于保护自然环境的规定。
秦简《田律》明确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到七月而纵之。”
这段话意思是说，“春天严禁砍伐山林和修筑堤坝堵塞河水。不到夏天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打幼兽、取鸟卵和伤害幼鸟。”
从这些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已经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因此，睡虎地秦简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些法律条文，更是反应了当时秦朝整个社会工业、农业、商业的文明发展，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医学、艺术等种种方面。
通过睡虎地秦简，我们对秦朝历史也有了更全面、深刻、真实的判断。
那么现在，让我们转念想想，如果是盗墓贼挖开这座古墓，会怎么对待这些竹简。
我想，可能会直接扒开，想要去找寻藏在更下面的珠宝，而当一无所获时还会气到踩上一脚。
可能这就是盗墓贼和考古人的区别，一个为利益乱，一个为历史言。
而考古人做的还不止这一点。
在云梦睡虎地万象森罗的秦简中，最特殊的一本应该是被考古学者命名为《编年记》的秦简。
它被放在墓主人的头部，共53支，大约有550字。
这本书以编年的方式记录了上自秦昭王元年，即公元前306年，下到秦始皇三十年，也就是公元前217年前后共90年的历史。
但它并非史书，也非传记，而是墓主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
竹简中除了有“秦昭王二年，攻皮氏”“秦昭王四年，攻封陵”这样明显的历史记载。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秦昭王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秦王政元年，喜傅”“秦王政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狱鄢”这样带有“喜”字的句子。
经考古学者的研究，确定文中的“喜”，就是墓主。
而这本《编年记》就是他将自己的一生，与秦朝的发展穿插到了一起。
“四十五年攻大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意思就是说，秦昭王四十五年，秦军进攻韩国的野王，到了十二月甲午黎明鸡鸣时，喜出生了。
算起来，喜比秦始皇大了整整两岁。
“秦王政元年，喜傅”，意思就是秦王嬴政元年，喜成为了大秦帝国一个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秦王政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狱鄢”，意思就是秦王嬴政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担任治狱鄢。
所以，这批秦简之所以都是法律著作，就因为喜在当时担任的就是地方法律秘书。
可以想像，两年两百多年前，一位官员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将上级所派发的法律条文敬业得全都抄录下来，并且努力背诵。
他名叫喜，是秦国一个普通小吏，在南郡安陆县任职。
他相信，自己所抄写的法律能让这个国家强盛，能让治下百姓安居，所以不仅生前抄写，甚至死后都要带在身边。
事实证明，在他41岁的时候，秦始皇如他所想，横扫六国，一统大秦。
没人能知道他当时的心情，但《编年记》里的另一句话似乎就是答案。
《编年记》中其它有关喜的记载，全都是“产穿耳”“喜安陆史”这样孩子出生、生活巨变这样的大事，但有一句却另起一笔。
这句话记载的是公元前219年的发生的事，“秦始皇廿八年，今过安陆”。
写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时，始皇开始巡游六国旧地，“今”指的就是秦始皇，“过安陆”就是秦始皇巡游经过了他所在的安陆县。
喜将秦始皇的这次巡游过境特意记载在自己的生平之中，可以想见，他应该将这次遇到秦始皇当成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当时的他，也许就跪拜在一群官吏和百姓之中，在他面前，是他心中无限崇拜的帝王，在这位帝王的统治下，终于让大秦成为唯一的帝国。
喜，应该是十分爱国的。
据科研人员通过对墓主的化验，得知墓主的年龄为 45 岁左右，而《编年记》记载的最后一年是秦始皇三十年，说明喜的年龄有可能是 46 岁。
在他漫长波荡的一生里，三次上战场，但没有立下任何的军功，担任过三个职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案要案，可他还是遵从国家要求从军杀敌，在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
考古人员在睡虎地11号墓葬中出土了铜削刀和毛笔，出土的毛笔已经分化，而削刀还有使用的痕迹，说明墓主人一生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用以写作。
科研人员还发现他患有很严重的颈椎病，这或许就是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所得的职业病。
这些，都是他为国为民的证据。
公元前217年，喜去世了，他要求家人将自己生前一一抄写的全部法律文书都存放在自己的棺室，特别是那捆记载他一生大事的竹简。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烟尘中，人们大多只能看见王侯将相的宝马雕车，可那些底层百姓的身影、呼喊、痕迹却始终悄无声息。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经过考古学家的发掘，却我们看到了两千两百多年前一个秦朝底层小吏的一生，他的坚守与热爱。
事实上，像“喜”这样普通人的故事，考古学家还发掘了许多。
就在喜的墓旁不远，还有一个墓葬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虽然相比于喜的墓穴，它显得窄小、寒酸，但里面两块写满文字的木片却是中国最早的家信。
专家通过木条上的文字得知，墓主名叫衷，是战国晚期一个普通的秦人。
而这两方写满文字的木牍，是他的两个兄弟黑夫与惊从战场上寄回来的信件。
信件开头日期是“二月辛巳”，据历史学者分析，“二月辛巳”是秦王政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这一年，秦王启用了老将王翦作为统帅，统领 60 万大军，对楚国发动了最后歼灭性进击。
所以，黑夫与惊从军的正是这场灭楚之战。
而黑夫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家里接济钱和衣物，“愿母幸遣钱五六百，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
惊希望母亲能够寄五六百钱来，布要仔细挑选品质好的，至少要二丈五尺，如果家那边布贵的话，就多寄些钱，他自己买布做下衣。
从黑夫和惊向家中要钱和衣服来看，秦国士兵很可能没有军饷。
此外，惊还在信中希望家人照顾好自己的妹妹妴，说千万不要让她到太远的地方砍柴，更不能去新地，因为那里盗贼多，而且连用了两个“急”字。
短短两片木牍，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年前秦军士兵的日常生活，社会的经济面貌，更看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浓浓亲情。
虽然他们的生活烽火连天，但他们的感情淳朴动人，彼此之间的眷恋、怀念，以及亲昵，都是和如今的我们一样的。
黑夫和惊最后是否收到来自安陆故乡寄来的衣物和钱，我们不得而知。
但对于他们参加的这场战争的最后结果，《史记》有着明确的记载。“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或许黑夫和惊立下战功，最终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又或许在杀敌过程中战死疆场，所以衷才会将他们的家信放在墓中。
历史或许漫长到千年万千，但只要是人的历史，都不过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一群人的悲欢离合。
一份小小的家书，大的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统一的进程，小的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家庭的群像。
除了喜和衷之外，考古学家还在甘肃省酒泉市发现了一封西汉时期一个名叫宣的小吏写给他的好朋友幼孙夫妇的信，在藏经洞文书中看到了一封北宋时期一位随着敦煌使臣前往东京的女眷给远在西北的家人写的信。
所以，跟盗墓贼只为获得那些值钱的金银珠宝，字画器具不一样，考古更多的是为了“古”。
这里的“古”是指古代的社会面貌、生活方式，所以，除了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还有那些消弥在历史烟尘中的普通人。
他们的故事，同样应该值得我们知晓。
就像喜，大历史的走向是秦朝建立，六国消亡，但这些宏大叙事，时代风云，不过是他生活的注脚。
在他所著的《编年记》里，“喜产”“产穿耳”是与“绍王元年”“四十五年”同样重要的事情。
生前，他的工作护佑了一方百姓，死后，他的热爱让后世看到了当时的王朝。
而让后世的我们得以一窥的眼睛，就是考古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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