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期离婚，她们选择独自成为母亲

怀孕第三个月，刘芸和酗酒成性的丈夫协议离婚了。半年后，刘芸生下一个男孩，随母姓，前夫一分抚养费也不肯出。孩子的出生证和户口本，都没有“父亲”的存在。

“95后”母亲丁澜则是在孕早期通过起诉离婚的。婚前婚后，丈夫完完全全变成了两个人，不仅对妻子漠不关心，甚至没有陪丁澜去过一次产检。两人离婚后，前夫让她退还3万元的“三金钱”，留2万元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在孕期，发现所嫁非人，她们没有选择忍受，毅然决定独自成为母亲。她们背后，是更庞大的单亲母亲群体。据2021年民政部统计数据，中国的单亲妈妈人数已超过了3000万，而在离异家庭中，平均6个父亲只有1个选择抚养孩子，即83%的离异家庭由妈妈来抚养孩子。

但和一般单亲妈妈不同的是，孕期离婚的她们，同时承担着失去爱情的悲痛和初为人母的责任。

对于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她们心怀愧疚，但“没有父亲好过一个糟糕的父亲”，是她们的共识。而她们身后的家庭，尤其是她们自己的母亲，成为她们敢于做这个决定的最坚实后盾。

当她们成为母亲，她们也拥有了力量，那句俗套的“为母则刚”在她们身上应验了。但更为重要的或许是，这份由自身体内滋长出来的能量，扎扎实实地让她们变得更强。她们拥有充分的勇气，让自己变得丰富与茂盛。

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丁澜孕期时一个下暴雨的晚上降临。

当时，丁澜在公司加班到很晚，暴雨如注，手机还没电。丁澜妈妈很担心她，为了联系上女儿，便给女婿打电话。丁澜丈夫那时在自己奶奶家打游戏，接到电话后，不仅丝毫没有表示担心，也没有尝试联系丁澜。

那时，丁澜已经怀孕三个多月，孕吐严重，还因此住了一段时间院。刚出院，她就回去上班了。

那天晚上，丁澜回家后已经22时了。她无心吃饭，一个人躺上床，忽然感到委屈，一直掉眼泪。听见妈妈打电话跟亲家母争执了几句后，丁澜拿起手机，给丈夫发了微信：“咱俩离婚吧。”

这种压抑不是一天溃堤的，而是婚后日积月累筑成的。

丁澜和前夫恋爱一年半后结婚了。婚后不久，丁澜发现，他给自己买的香水、结婚送的钻戒，全都是假的。

丈夫不上班了，经常打着创业做生意的由头，伸手向丁澜要钱。可他其实也没什么具体的想法，最喜欢做的事是窝在家里打游戏。

从丁澜怀孕开始，丈夫就对她肚子里的孩子漠不关心。丁澜产检，他一次也没陪过，产检费一分没出。

而两人爆发的大部分矛盾，丁澜都觉得，是婆婆挑起的。夫妻俩吵架后，婆婆一气之下对丁澜说：“大不了就离。”但丁澜从婆婆的语气和意思里感觉得到，对方想用孩子“拿捏”她，“她认定了我会因为孩子不敢离”。

有一段时间，丈夫和婆婆竭力想要丁澜打掉孩子，不想今后承担抚养费和养育义务。“不要孩子就打掉啊，反正生育权在你。”丈夫说，他甚至打算拿出2万元问：“打掉孩子够不够？”

丁澜的心彻底凉了，“他（前夫）对这个孩子没有半点感情”。

几年相处下来，她觉得他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现在离，好过等孩子生出来后离。丁澜想清楚了，“否则我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他（丈夫）”。

丈夫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品行问题，都是这些孕期妈妈狠心决意离婚的原因。

“80后”母亲刘芸比丁澜更果敢一些。2023年12月，孕期离婚并生下孩子后，她直接没在出生证上填写“父亲”一栏的信息，后来上户口，也只有“母亲”没有“父亲”。

孕期见识到丈夫的真面目后，刘芸觉得，那个男人不配当孩子爸爸。

离婚是半年前发生的事。彼时，怀孕3个月的刘芸经常胀气，她希望丈夫能在家多陪她，可他老往外跑。一天，丈夫坚持要出去打球，半夜，刘芸出去找他，果不其然，在酒桌上发现了他。

丈夫酗酒的毛病从恋爱期间就开始了。每一次，两人因为喝酒产生冲突后，丈夫都会用极度诚恳的态度向刘芸道歉，保证“没有下一次”。两人六七年的感情基础，加上双方父母的劝说，刘芸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原谅。

婚后，丈夫酗酒变本加厉。一次，刘芸到外地出差，半夜接到派出所电话，说她丈夫醉酒后踢烂了别人的门，睡在人家门口。还有一次，丈夫喝到半夜3时，回家后待不到一个小时，4时又出去喝，还按坏了电梯按钮，需要赔偿。他甚至在刘芸生病时，也要跑出去和朋友喝。

接二连三的事情发生后，丈夫不仅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责怪刘芸害他在朋友面前丢了面子。两人大吵一架，丈夫把刘芸肚子朝下地拖到地上。

还好孩子没事，刘芸觉得，这是宝宝坚定选择她的信号。

即将成为母亲，刘芸的考量变得谨慎了，她不想让这样的人做自己孩子的父亲。“如果他经常酗酒，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也不是件好事。”

两人决定离婚后，丈夫对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表现出可有可无的态度：“随你，不要也行，要也行。”刘芸的孩子是做试管怀上的，吵架时，丈夫却完全撇开责任：“试管是（因为）你自己怀不上，关我什么事？”

刘芸和丈夫回到了熟悉的民政局领离婚证。调解室里，调解员私下单独劝告刘芸：“法律在孕期是保护女性的。”但刘芸已心灰意冷。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女方提出离婚的，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又指出，刘芸在协议书上写的“男方及其家人终身无权探视”不合规，即便她不要任何抚养费，也不行。最终，刘芸在协议书上写下了“终止妊娠”。这意味着，在两人的这段婚姻里，这个孩子并不存在，从法律上，刘芸属于单身生育。

吵完架的第二天，丁澜和丈夫也去了民政局。出发前，丈夫还要求丁澜退还3万元的“三金”费。如果不退，他就要告丁澜骗婚、骗钱。最后，丁澜退给了他约1万多元家电钱。但后来律师告诉她，其实她一分钱也不需要退。

在民政局里，调解员目睹了丁澜前夫向她要钱的全过程，了解完大致情况后，她告诉丁澜：“我们一般都是劝和不劝离，但你这种情况，我劝你赶紧离。”调解员还转而对丁澜丈夫不可理喻道：“人家女孩子怀了你的孩子，不要你的抚养费，你还转头来向她要钱？”

然而，因为钱财上最终没扯清楚，丈夫忽然又不同意离婚了。两人不得不走进诉讼流程。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法官以无法确定感情破裂为由，没判离。而根据当地规定，第二次起诉要等到半年以后，也就是2024年5月。

在那之前，丁澜的孩子已经出生了，是个男孩。顺产还算顺利，没让丁澜受太大痛苦。她于是觉得，是这个宝宝“坚定选择了我”，为了孩子，她决定战斗到底。

在第二次开庭前，丁澜一直没给孩子办出生证明，但律师提醒她，如果没有出生证明，就没法判决抚养权。丁澜于是不得已加上了“父亲”这一栏，根据法律，孩子两岁前的抚养权都是判给母亲，这点毫无疑问。

登记出生证那天，律师把丁澜的丈夫也叫去了医院，写姓氏的时候，丈夫还想制止丁澜给孩子填写她的姓氏。丁澜觉得可笑，“他一开始甚至不希望这个孩子出生，现在却想要孩子跟他姓”。

真正让丁澜彻底死心的，是律师当面同她丈夫细数孩子需要的费用。一罐奶粉至少要500元，听罢，丈夫当即反问：“凭什么要吃500元的奶粉？”丁澜气结，“难道他想让他儿子吃50元一罐的奶粉？”

离婚后，孩子的抚养费，前夫一分钱也不想给。为了逃避法律抚养义务，他甚至对丁澜的律师说：“是不是我的，生下来才知道。”

律师建议丁澜争取抚养费，毕竟这是她的合法权益。丁澜原本只打算向前夫要1000元/月，律师哭笑不得，“够干啥啊？”后来她咬咬牙，也只提到了1500，因为她知道他也给不出更多。

广东金辩律师事务所主任、婚姻家事律师王幼柏告诉南风窗：“一对夫妻在女方孕期离婚后，女方有权利选择妊娠或终止妊娠。如果男方不愿意给抚养费，女方可以通过法院起诉的方式（索要抚养费）。如果男方坚持不给，法院可以强制判决，但孩子未出生时一般是不能判决的，只能等到孩子出生后，女方再以孩子的名义去法院起诉，去主张抚养费。”

丁澜内心也五味杂陈，她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放弃孩子。“也许我的确很自私，也许他不想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我不想剥夺他的生命。”这是作为母亲的本能。

但成为母亲，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95后”的丁澜现在才25岁，身边朋友替她担心：还这么年轻，今后会不会遇到更合适的人？

妈妈原本也劝过丁澜不要孩子了，但思来想去，丁澜还是决定留下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全部”。

决意离婚后，刘芸第一时间也想过要打掉孩子，毕竟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不少朋友也劝她打掉孩子，替她担心她的未来，将来会不会遇到下一个人？刘芸不置可否，“再找个弟弟当儿子照顾还是找个大爷伺候？”她已对婚姻心灰意冷。

但她旋即考虑到，自己已经36岁了，如果不留下这个宝宝，今后也许不会再有。

为了怀孕，她当时尝试了人工受孕，一次就中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跟我有缘”。而让刘芸决意留下孩子，成为单亲妈妈的，更多的是来源于现实的勇气。

给刘芸提供信心和支撑的是她身后的家庭，尤其是从头至尾坚定站在她身边的母亲。

刘芸的家庭条件比前夫好，婚后，车、市区的两套房子，都是她家里准备的。甚至连做试管的5万元，也是刘芸自己掏的。她对丈夫的唯一要求，就是“他能对家庭好”。

没想到，她的家庭条件后来也成为丈夫心里的刺，“他老觉得我家里瞧不起他”。可毕竟有7年感情，刚离婚的那段时间，刘芸处于身心崩溃的状态，终日以泪洗面。但渐渐地，她发现，自从丈夫搬走后，自己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稳定，“再也不用半夜不睡追问他在哪，不用一直打一个没人接的电话，也不用像个泼妇怨妇毒妇一样骂骂咧咧”。

2023年10月，刘芸生下了一个男孩。躺在医院等待剖宫产的时候，她给前夫发了条消息，告知他手术室的楼层。前夫没回，人也没出现。但他托朋友告诉刘芸，说自己来了，“说没脸见我”。最终孩子生完，刘芸还是没见到他。

躺在产床上，听见孩子的第一声哭后，刘芸也哭得不可自抑。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感受到一股无可名状的激动，“母爱是天生的”，她想，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刘芸没有在出生证上填写父亲的信息，上户口时写的则是“非婚生子”。这意味着，这个孩子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开始就没有爸爸。前夫不需要提供抚养费，当然，也不具备父亲的任何权利，包括探视权、做亲子鉴定的权利等等。

孕期，刘芸一个人去医院做胎监的时候，护士问她，爸爸怎么没有来？当时，刘芸果断地说：死了。

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将来怎么办？

时下流行语境里的所谓“去父留子”听起来像是爽文，代表着某种兼具勇气与理智的独立选择，但“爽感”的另一面，是母亲们不可回避对“将来”的担忧。但她们依然坚定成为“母亲”，这是她们自己选择的一份终身职业。

王幼柏提示：“我国法律对单亲成长的孩子是没什么歧视的，单亲孩子与双亲孩子享有同样的权利。”

即便有父母帮忙，初为人母也的确为刘芸提出了一些挑战。孩子出生头3个月，她常常需要半夜醒来喂奶，尤其是“二月闹”的时候，孩子胀气常哭，怎么哄都不行。刘芸还会因为尿布的穿法和奶嘴的戴法和母亲大吵一架，吵完后，母女俩都哭。母亲怪她不理解自己的好心，刘芸则会因为劳累，一个人躲起来哭。

好在宝宝懂事很快，三个月以后就能不哭不闹自主入睡，与刘芸的作息协调了。

丁澜也觉得自己生了个天使宝宝，“不哭不闹，特别好哄”。也因为母亲的帮忙，丁澜几乎没有在育儿方面产生过焦虑，没有丈夫的火上浇油，也没有冲突不断的婆媳关系困境，“我身边（生过孩子）的朋友都羡慕我”。

如今，丁澜也不需要每天坐班，大部分时候，她可以在家工作，此外还发展了自媒体等副业。她会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即便这必然会以牺牲自己的生活为代价。2000元的婴儿车，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下单，但在自己身上，如今的她，29.9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一天晚上，丁澜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女友发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和一只富士相机，说相机是孩子爸爸买给女儿的。

丁澜忽然就崩溃了，她原本也打算买个富士相机记录孩子的成长，但1万多元的费用让她犹豫了好久。“别人的爸爸给孩子买这个买那个，我孩子的爸爸在哪里？”这种偶尔突然涌至的情绪，让她无处可逃。

儿子出生后这三个多月，丁澜不断设想一个可能会发生在未来的场景：儿子问她，自己的爸爸在哪里？丁澜会先反问他：“你爱妈妈吗？”儿子肯定回答爱，丁澜又会讲：“当年妈妈也很爱爸爸，可后来妈妈不喜欢爸爸了，我们就分开了。”

当然这种情景只能作为短暂性的解释，并不能真正解决孩子成长中可能会因为单亲遇到的问题。丁澜和刘芸都相信，唯一的方法，是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爱。

在外贸公司工作的刘芸评估过自己的存款和资产，“只要我不失业就能养活孩子”。如今，刘芸每天一睁开眼，头顶仍然悬着8000元房贷、孩子每个月必要的三四千元开支，养车和伙食费加起来的1万元多左右。她一刻也不能懈怠。除了主业外，她还干了两份兼职，都在家里做，三份工作加起来年收入有40万左右。更重要的是，父母会永远做她的支撑。母亲常对她说，要一直陪着她，一起把孩子养大，还老想自己掏钱补贴给女儿，刘芸没要。

刘芸想对孩子说：“我希望你不要自私怪妈妈把你生出来，让你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宝宝。但妈妈会尽最大努力给你最多的爱，你也有外公外婆的疼爱，妈妈希望你不要因此而自卑。”

她想过很久以后的以后。如果将来孩子爸爸找回来，她也不会阻拦儿子去与他相认。“他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权利，我不想他活在恨意里长大。”

家庭内部的经济与支持，能为一个单身母亲提供精神与情感后盾，但整个社会的外部支撑，才是她们真正可以倚赖的环境托底。

被媒体称为“未婚申领生育保险第一案当事人”的上海妈妈张萌，已经独自抚养儿子7年了。两年前，我们就“单身生育权益争取”话题采访她，那时，她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女性，为许许多多像她一样被爱情辜负、没有选择将就婚姻的女性打了个头阵。

2017年，孕期被男友分手后的张萌生下了孩子，却在申领生育金的时候，被上海某街道办事处以“没有结婚证”为由拒绝。“生育金”是一种旨在保护女性产假期间收入的社会保险，包含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待遇。

接下来4年间，张萌先后对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社保事业管理中心等机构提起法律诉讼，历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申请再审、抗诉，直到2020年12月政策变动，上海市民政局首次宣布，“计划生育情况审核事项”退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清单，张萌才终于等到了自己争取第一份生育补贴。

如今，张萌的儿子欣欣已经快七岁了。为了争取更灵活的时间照顾孩子，张萌换了一份保险代理人的工作，每天先送孩子去上学，下午最早下班。当然，将孩子放在优先级后，工作必然有牺牲，对销售而言，晚上、周末都杜绝工作，张萌的业绩会比以前减少一半。

可也因为带孩子，她推掉了不少应酬，也减少了服装和化妆品的购买，变相减少了一部分开支。

“孩子的要求本身并不高，门口一个小沙坑都能玩半天。”张萌觉得，“如果不跟着卷的话，教育方面的开支其实并不高。”她不知道等孩子念中学后，会不会受环境影响加入“鸡娃”队伍，但至少现阶段，她觉得孩子的任务不在于成绩。

同城的家人给张萌提供了应对风险的支撑。她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爸妈、哥哥、住附近的亲戚都可以帮忙带。

欣欣不算是一个很省心的孩子。他好动，上学后注意力难以集中。0——2岁的时候，张萌请了阿姨帮忙，连阿姨也说，她的儿子是她遇到的男孩中相对比较难带的。张萌接受南风窗电话采访时，每隔几分钟，欣欣就会从房间里出来喊“妈妈”。

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当然有崩溃的时候。欣欣写作业，张萌每天都得盯着，有时候两小时只写了两行字。张萌不得已发了脾气，孩子哭过后会跟她道歉，还会反过来安慰妈妈。

对于“爸爸”这个角色，欣欣目前尚且没有情感上明显的弱势感。读书后，他开始与同龄人相处，发现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他没有。但欣欣不觉得是自己的弱点，反而觉得是自己的一个秘密，后来认识新的小朋友，他竟然主动说“我有个秘密，我没有爸爸耶”。别的小朋友不信，他就会冲着张萌喊：“妈妈你快来帮我证明。”张萌哭笑不得。

“开心最重要，如果一个家在形式上完整，但孩子不开心，也是白费。”张萌相信，一个家庭里，有充分的爱比形式上的父母双全更重要。

对于那些“男孩子必须有父亲做榜样”的担忧，她更豁达：“人的基础素质不会因为性别的变化而变化，女性也可以很坚强、勇敢，而且我们家里不缺男性长辈，有爷爷、哥哥、舅舅，我不觉得他一定会缺少父亲这个榜样。”比起性别气概，她更欣赏儿子的善良、体贴等天性。

每天晚上，张萌都要哄儿子睡觉。夜里12时半，终于把孩子哄睡、忙完手头的事，她想起来回复我发过去的问题——“这七年来，孩子爸爸有试图来联系你们吗？”

她说：“孩子没有爸爸。”

（除王幼柏外，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0期

编辑 | 吴擎

排版 |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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