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张怡宁
《大地中心的人》 童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驷匹尕伙的山岭中，高山的牧场和广袤的森林中，鹰巢一样的房屋里，火塘边，生活着自称诺苏的黑色的人类，他们把自己叫作“大地中心的人”。
20世纪30年代，大凉山，一位名为“铁哈”的奴隶决定出逃。从驷匹尕伙到山棱岗，他见证着山地与世界的不断下沉。“守护者”恩札在清醒与浑噩的轮回中逐渐迷失，贪婪的俄切在不断掠夺，“兹莫女儿”被迫带着“希望”走进德布洛莫，想唤起山地的新生……
作家童末的新作《大地中心的人》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近日童末在杭州举行了一场新书分享，她说，这不是历史，但会成为历史的母亲。
以下为童末分享实录（部分）
《大地中心的人》这本长篇小说，是基于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凉山彝族社会的了解和想象。当时中国处于一个比较失序的时期，那时的大凉山地区，外人很难进入，一方面因为山地险恶难行，另一方面，当时彝族的家支（类似“家族”概念，但范围更大）分管各自的领地，彼此关系错综复杂。
我并不想概括这本小说的情节，因为它会让我作为作者的想法，带给大家先入为主的暗示；而且，我相信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本身也是不适合（像新书推广文案那样来）概括的。
我还想强调，虽然这本书是有关于凉山彝族，有关90年前的西南山地这样一个历史时空，但它不是“民族文学”，也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作品。确实，我做了一些研究、调查，也读了一些历史文献，但直到我感到可以自由出入于这些材料，可以让现实与虚构的分界溶解时，才开始动手写。
关于为什么，我需要规避既有的“民族文学”，或规避那种着力于某一种表象的现实主义描摹，一个不难想到的原因是：围绕某个“民族”、“族群”的创作和研究，常常会滑入猎奇，或者将对方浪漫化。今天，我们对于作为“他者”的的一种轻视和内在的不平等视角，不在于观看者是否完全地忽略了他们，而是将对方审美化了。审美化，就意味着一种静止和表面性的观看，却并不承认也不关心那被观看和欣赏的“他者”的内在。而且，在今天的消费主义文化中，审美化和浪漫化的技术和叙事越高级、越娱乐化，也越掩盖了其中的野蛮。
所以，刚一开始着手处理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时，我便希望，避免给出让读者以这种立场来判断这本书的理由。我让自己记住的一句警语，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他者”的理解：“距离不是通过使外来者虚构地接近一个假想中的本地人而消弭的，就像人们通常尝试的那样；而是通过客观化，拉开与每一个外来观察者心中都预设了的那个‘本地人’的距离，从而使本地人更像外来者本身。”
在这句话里，如果将“外来者”替换为“我”，将“本地人”替换为“他者”，意思或许会更清晰——“距离不是通过使我虚构地接近一个假想中的他者而消弭的，就像人们通常尝试的那样；而是通过客观化，拉开与我心中预设的那个他者的距离，从而使他者更像我自身。”
使“他者”更像我、我们自己，这是文学擅长做的，也是文学的本分。
在这部小说中，我的一种情节设计，是让两个人物跨过他们彼此的种种差异，落入相同的处境，彼此辨认出对方身上的另一个自己。主角之一铁哈，是男性，也是被掳进凉山十五年的奴隶，成为俘虏，最后被迫逃亡；另两个女性角色，原本都是诺苏社会等级中的贵族，但是被驱逐，成为等级社会中的无名者和弱者。这部小说的三个主要角色，就是这样三位边缘人物。
我想，我们与“他者”之间可以达成相互理解——这或许仍是一种理想化的看法，我在书中时时给这种互相的辨认过程制造罅隙，让它并不是那么顺畅和简单。我在这个故事中，写了三次山地中的漫长行走。一次是主角铁哈作为奴隶的孤独逃亡之路。一次是以彝族军阀邓秀廷为原型的，在上世纪民国时期实质上控制彝区的一个地方头领俄切，率领军队，为了开矿而去寻找黄金的长途行军。最后一次行走，是铁哈与兹莫女儿出山的路。我用了许多笔墨去写这三次行走，希望让读者也能体会到，在一种敌对的山地环境中，无论人是何种身份，想要生存下去，想要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意义，都很艰难。我想，人与人之间获得一种真正的理解，达成共识，共同行动，或许也是一条更长的路。
此外，这个故事中，还有一种真正的“作为他者的他者”。对于我们框定的意义与认知，TA是完全不屈从的，不适应的。这样的他者，与我们的相遇，其实是TA穿过了我们，让我们感知到TA的巨大，TA的完整，TA身上带有无法被我们理解和思考的部分，并且让那个部分保留它的真实面貌。
贯穿我的这部小说的，是一位所有人物都与之相遇的“远古神灵”：孜孜尼乍。它是鬼母，是山地中所有的鬼、所有的游魂的来源。
在准备这次新书分享所讲的内容时，我才清晰地意识到——其实这整本书，都仿佛是孜孜尼乍穿行而过，与我、与开头至结尾的所有人物短暂相遇，留下的一阵闪动的灰影，和怒吼的回音。在小说的结尾，它似乎也再次遁逃，等待着未来的人与它的再次相遇。它身上保存着的希望、解放的种子，最后留存于亲历者的记忆中。
这次分享会的标题，来自这本小说中的一句话：“不是历史，但它会成为历史的母亲”。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山地中的诺苏女性一起启动了一次称不上成功、也并未完成的末日解放。两位亲历者出山之后，试图记录下这个事件。
他们的记录，其写作的方式、给予的阐释，既来自对事件本身的共同记忆，也源于被再次激活的山地的神话和传说材料。更重要的是，这份记录试图保存下已经被唤醒了的、长期以来被作为“正典”的历史所压抑的记忆。
梅洛·庞蒂曾经写道，“历史喜欢隐藏自己，只在短暂的混乱时期才微微露出真相，在其余的时间里则竭力压制各种‘越界’，规范其保存剧库的形式和作用，总之，它要使我们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处于诞生阶段的历史则是梦想或梦魇。”（梅洛-庞蒂文集第七卷《符号》前言）
但一位母亲会记得她生育过程中的黑暗性。记下这样的一种源头的创伤，或梦魇，不是为了提供具体的行动纲领，而是为了保存行动中的想象力和想象力的行动。记述自身，就是一次朝向未来的事件。
所以，我觉得我写出来的这个故事，关于历史，但最终又不是“历史”本身。而且，过去发生过的种种，仍然以某种形式与我们同在，它和今天存在着一种同时性，它的意义从未完成。
写完这本书已经是几年前了，然后，我就与它告别，继续写新的作品。读者现在拿着这本书，开始自己的阅读，也是读者在开始自己的创造。作者没有必要时时陪伴着过去的作品。作者也需要在故事中保持匿名性。作品有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而一个作者，会努力将TA能用语言做出的最好的实践，放进作品中。我也带着作品对我本人的改变，去往时间的下游，继续走下去。
伴随着读者的阅读，一本书被重新打开，重新开始，一次次地开始。长篇小说本身是在制造一种类似“星丛”的结构。写作者在劳作，一颗一颗地创造出所有的星，也创造出夜空，和夜空中的空白，安排好星与星的距离和位置。这是我觉得长篇小说可以达到的创造：一种复杂的、扩张的、活的结构。当读者读完整本书，可能留在你心中的，最后只是星群闪光的那一瞬。
作者与读者，也许还有小说中的人物，在最好的可能性中，也许会获得一种相认，这种认同是自我认同，也是对他人的认同。考验作者的是，如何创造出这种相认的速率和深度——如何将作者心中的星群结构，在瞬间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因为在真实的生命中，随着时间变化，我们会遗忘读过的东西，作者也会忘记他自己的作品。
我们同样地立足于一条长河中。对写作者来说，这条长河，首先是文学的长河。长篇小说，或长诗，有时会呈现出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哪怕是一些“超级现代主义者”的作家，在面对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创作时，比如长诗和长篇小说，也好像会很自然地从现代主义立场中回撤。比如美国作家约翰·巴思，这样一位后现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烟草经纪人》时，重新利用了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那样的小说形式。还有美国诗人梅利尔的长诗，《山多尔的变幻的光》也是如此。他们都回溯到了一个离近代文学更近的位置。最后的作品似乎就不那么现代主义，但又不是古典作品，而是用整个文学——尤其是近代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和阅读背景，写出的“自己的作品”。
这条文学的长河，会让后来的、像我一样的一个作者，以及将来的写作者，接受自己的平凡——生活境遇的平凡，和文学劳作的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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