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瑞来（图右）与台湾大学历史王德毅教授合影。
前几天，我到赵抃的家乡衢州，参加小书《大宋名臣赵抃》的发布会。其间与友人登药王山，访天生石梁樵夫烂柯处，想先贤懿行，发思古幽情，其乐融融。不过，这一切，在收到黄宽重先生传来的微信后（“刚才得知我的老师王德毅教授于二十九日晚上九时二十三分辞世”），心情骤然变得沉重。此后的天气也是阴晴不定，返程从衢州前往宁波机场，一路大雨，我心同哭，飞机亦推迟起飞。近一年来，王教授卧病的讯息从不同渠道常常传来。但我一直相信吉人天佑，内心里祈祷他早日康复，未曾料到，王教授就这么与我们告别了。
我与王教授有着将近四十年的交往。早在海峡两岸沟通尚不顺畅的1980年代，我的《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出版后，曾拜托在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相识的李弘祺先生辗转邮寄给王教授一套。当时李弘祺先生执教香港，因赧然相托。之所以将书赠送给素昧平生的王教授，是缘于我拜读过王教授的《宋宰辅编年录题端》。我的研究除了接受王教授的观点之外，也稍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想向王教授求教。几个月后，同样是通过李弘祺先生转寄，我收到了王教授《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李焘父子年谱》等数种大著。这次往复赠书，便成为我与王教授交往的开始。
在远程交往中，还发生了一件令王教授不快的事情。同样是在1985年杭州国际宋史研讨会相识的美国戴仁柱教授到访北京时，专门给我背来王教授主编的六大本《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这部索引可以说是宋史研究者的至宝。我当时供职于中华书局，担任宋史图书的编辑。那时大陆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协议，所以，经请示领导之后，便将这部索引翻印出版了。尽管《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大陆版印行嘉惠了学界，但毕竟属于盗印，没有跟王教授打招呼，也没有给报酬。后来，在见到王教授时，我深怀不安地表示了歉意。
神交十多年，到了寓居东瀛之后，1999年应邀参加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才在台湾大学第一次见到王教授。台大历史学系的老式建筑，跟东京大学颇为相似，王教授与梁庚尧教授共用一间研究室。当时在研究室拍摄的合影，珍藏至今。那次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平世之良相”王旦——君臣关系个案研究》，后收录于台大历史学系主编的《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之中。王教授亲自编审了这部论文集。拙稿把王旦父亲的名字写为“祐”，王教授特别致信，指出应当作“祜”。王教授的细致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台大初见之后，便开启了与王教授的频繁交往。第二年的2000年8月，很快又在保定的第九届宋史研究会年会暨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王教授。除了开会一起研讨，还同游清西陵。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所平房拱门前，与王教授以及黄宽重教授的合影，至今还会唤起当年的记忆。
此后的2004年，又一起在河南濮阳参加“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与王教授同台发言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我在参观澶渊旧郡时，拍摄的照片中也有王教授的身影。讲课时，每讲到澶渊之盟，都会在PPT播放这张照片，心绪便随时光穿越到当年，仿佛又置身其境。
2005年，与王教授再会于厦门大学的科举废除一百年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以会议提交的论文为契机，我明确提出了宋元变革论的议题。这其中也包含了王教授的鼓励。此后数年间，频频与王教授相会。有时同处一个讨论会场，遇到曾经讨论过的共同话题，与王教授往往会遥遥相视，会心一笑。
2012年3月，承黄宽重教授的邀请，我曾到台湾访学一周，在汉学研究中心、台大、台湾清华、淡江等大学分别做了演讲，宣讲我倡导的宋元变革论。在梁庚尧教授主持的演讲会上，台大历史学系师友济济一堂，王教授坐在前列的样子，依然历历在目。那次一周小住，王教授专门请我吃饭。在日本，学者们开完研究会后，习惯到常去的居酒屋聚饮，几十年如一日。台湾的学者大概也如此。台大附近罗斯福路的易牙居，据说就是台大教授们的定点聚饮之处。王教授也是带我到的这里，同席的还有张维玲。由于王教授的介绍，当时还是博士生的维玲过后还把她的博士论文打印稿送给了我。维玲现已在香港理工大学执教，这本题为《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前两年在大陆出版，颇得好评。维玲的成就自然与王教授指导分不开。回忆起来，那次王教授请吃的萝卜糕仿佛依然余香在口。
王德毅编《洪迈年谱》。
王教授以传统的方式治学，抄录有几万张卡片，扎扎实实，十分勤奋，撰写了大量的著述。他在许多领域开辟草莱，给后来的学者以极大的启示与助益。对于这一点，我从自己的学史经历中便深有体会。十多年前，我曾在《历史研究》发表有《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讨》一文。题目中的“再”字，就表明我有所承继。这一承继就是王教授的《范仲淹与吕夷简》。正是这篇文章，启发了我的问题意识。
作为老一辈学人，王教授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许有人会认为，王教授的治学方式已经过时。在我看来，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王教授，还包括日本的佐伯富、梅原郁等先生编制的大量索引，都为数字化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尽管现在拥有各种比较完备的数据库，但王教授等学者编制的索引工具书依然没有失去其使用价值。这些索引工具书不仅可以直接改造编入数据库使用，即使是纸本的状态，在研究时也往往不可或缺。拿《宋会要辑稿》来说，尽管已经有了可供自由检索的电子版，但王教授编纂的《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和梅原郁所编《宋会要辑稿编年索引》，依然是我的案头必备。
在邓广铭、漆侠等老一辈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去世之后，王教授成为海峡两岸宋史学界主心骨般的存在。每次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学术会议上都能听到王教授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让后生学子受益匪浅。此外，王教授还是联系国际宋史学界桥梁般的存在，跟美日等各国的学者保持有广泛的学术联系与友谊。每次见到王教授，都让我代为问候他所熟识的日本学者，还多次请我把他的新著转赠给斯波义信等先生。
王教授为人淳朴忠厚，古道热肠。从第一次相见，便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令人如沐春风。杜甫有句诗，叫“怡然敬父执”，正可以表达我对王教授的感情。翻检在保定游览清西陵时的合影，我与王教授两手紧扣，形同父子。因此，无论于学术，还是于私情，王教授的与世长辞，都让我悲恸难抑，心无所依。
王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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