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古城墙（资料图片）
天选、天定，山西这个省，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天命之省。
“天命之省”，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
山西，凭什么可以称作天命之省？作为一个地道的山西人，抛却无可规避的感性因素，笔者对此有着积年的思考探求与理性归纳。
中华大地广袤国土之上，敢说处处称锦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亿万华夏子民，该是人人爱家乡。
山西人爱山西，正如我们每个人爱自己的家乡，这与狭隘的地方主义无关，而是爱国情怀质朴而崇高、真诚而深切的具体表达。
我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自秦朝实行郡县制到隋唐实行都府制、宋代实行道路制，直至元代方才开始有了行省制，亦即开始了划省而治。
元明清以降，被称作“山西省”的这方土地，实在是我们华夏文明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历史文化软实力方面，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山西对于我们华夏文明的最初建造与发展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极其重大的意义。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以近年尤甚：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是一个文物大省。但我们尤其应该知晓：山西是中国历史文化大省，是农耕发祥大省，是民族融合大省，是戏曲民歌大省，是北方语系中操独特“晋语”的方言大省，是对整个华夏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天命之省。
有如天选天定，华夏文明的基因，最早在这里栽植、萌生。这里，成为我们华夏文明直根的生长发育之地。
我们无法改变母亲的面容，正如我们不可能改变母亲的子宫。
天选、天定，山西这个省，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天命之省。
“天命之省”，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
山西，凭什么可以称作天命之省？作为一名地道的山西人，抛却无可规避的感性因素，笔者对此有着积年的思考探求与理性归纳。
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话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尧舜禹前三王建都，皆在山西晋南。有史籍记载，更有考古证明，是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近年来，山西临汾市下辖襄汾县陶寺发掘出的尧都遗址，确实已经具备了早期王国都城的几乎所有功能。
史学界已有定论：最早的“中国”，在山西晋南。这里，是中华文明直根成长的地方。
但人们会问一个为什么，在万里黄河这个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带，前三王建都为什么都是在山西？河南、陕西，当年难道不产粮食吗？
原来，山西晋南有一个天造地设的盐池。
运城盐池，号称百里盐池。中条山里的盐矿，经地下水的溶化渗出，在山下形成了一个长60公里左右、宽2公里至5公里的天然盐池。
所谓“运城”，乃历代国家政府所任命的“盐运之城”。
华夏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与蚩尤大战，即史上所谓“涿鹿之战”，其真实起因就是为着争夺盐池。事实上，哪个原始部落掌控了盐池，获得了人类不可或缺的食盐资源，哪个部落就最为发达强大。
涿鹿之战的结果，是炎黄集团获胜，蚩尤集团战败，蚩尤战死。蚩尤，作为一个失败者，最终淡出了“逐鹿中原”的宏伟史剧。用“炎黄子孙”来指代整个华夏族群，千百年来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威定论。
但值得特别言说的是：就在运城盐池边，一直有座蚩尤冢，有个蚩尤村。当地汉族村民，千百年来，始终坚持尊奉祭祀蚩尤。在广博的民间话语里，人们并不遵从所谓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人们没有忘记蚩尤，没有以成败论英雄。
——当今时代，炎黄二帝，包括蚩尤，被一道称作华夏文明的“人文三祖”。这真是令人快慰的消息！
其二，直到工业时代来临，中国建造了全人类最辉煌的农耕文明。
农耕，离不开水。用水、治水，成为华夏农耕史上极其重大的治国方略。
大禹治水，功高千古。
但在治理一条桀骜不驯的万里黄河之前，一定会有治理小流域的经验积累。传说中的金天氏台骀治水，远远早于大禹治水。台骀，主要治理的是南北纵贯山西的汾河。
几乎只有在山西，人们千百年来祭祀纪念着这位我们华夏治水史上的伟大先驱。
其三，人们常言“江山社稷”。何为社？社，说的是土地川原。何为稷？稷，指的是庄稼五谷。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祭祀后土大神的庙宇“社”，在山西晋南运城市下辖的万荣县。万荣汾阴后土祠，相传乃黄帝扫地为坛祭祀大地之处。
汾阴后土祠，是中国统治者与民间最早祭祀土地大神的地方。
山西晋南运城市下辖的稷山县，有一座稷王山。稷王山处在晋南万荣、闻喜、运城、稷山四县之间。
“后稷教民稼穑”，稷，是先民最早播种的谷物代表；“稷王”之称谓，体现了先民对后稷的无上感念与尊奉之情。
稷王山，是中国最早祭祀谷物之神的地方。
社与稷，最早起源于山西；后土崇拜、后稷崇拜，最早发端于山西。
其四，于这儿，人们仍然会发出一个疑问：社与稷，后土大神崇拜与后稷大神崇拜，为什么最早都出现在山西？
事实上，在传说中的“大洪水”时代，在台骀和大禹治水之前，黄土高原之下，尚是一派汪洋。只有在黄土高原高出海平面之处，才能种植庄禾。史书明确记载：大禹治水之后，方才有“降丘度土”，人们方才能够到河边平坝地面去进行耕种。
山西，处于黄土高原东端，而且有天造地设的一座盐池，于是，这里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原始农耕部族最早的聚居之地。中国先民的农耕技术，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农耕文化，在这里最早成型并达于成熟。
说山西是华夏农耕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这应该是一个中肯的评断。
其五，我们稍稍留心，还会发现：万里长城，只有在被称作“表里山河”的最为完固的山西，有着内外两道长城。这又是怎么回事？
就此话题，笔者有着属于自己个人的一点发现：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北疆。陕西北部的长城之外，是黄河大弓背和毛乌素沙漠；河北北部，则是纵深数百里的燕山山脉。只有山西正北，山河屏障最为薄弱。从呼和浩特出发，经由土默川，游牧部族南侵的兵车快马，一天就可直达大同。
因而，山西大同一线的长城防卫相对容易被突破。
于是，防卫中原、拱卫首都、保卫身后安宁的农耕环境，抵御游牧部族的南侵，主要压力始终在山西。于是，在山西中北部的雁同盆地和忻定盆地交界处，当时的统治者修筑了第二道长城。在这道长城沿线，乃有了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这历史上著名的“三关”。
事实上，山西为抵御游牧部族南侵，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其六，然而，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毕竟又是东亚板块上最宏伟的历史篇章。
长城，从来没有彻底阻断这一融合；长城，在某些时候，恰恰成为这一融合的实体介质。
由于山西北端的山河防卫最为薄弱，这样的地缘因素使得山西在事实上成为两大文明碰撞的前沿地带，成为两大文明融合的先发地区。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伟大的改革，最早践行是在山西。
胡服骑射，给我们华夏民族树立了一个勇于改革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倡导民族融合、和合万邦的光辉榜样。华夏文明因而成为一个善于吸纳异族文明、不断吐故纳新的伟大文明，成为一个雍容博大并且永远充满勃勃生机的文明。对应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在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是一次伟大的先行实践。“改革”与“开放”，从此成为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特质。这样的特质，使得我们的文明，成为一株常青之树，成为一条永不枯竭的文明长河。
几百年后，公元491年，北魏孝文帝强力推行鲜卑族汉化改制，从山西大同发端，渐次推进到整个北中国。
孝文帝主动改革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鲜卑族与其他北方各族，和平迁入中原，和平融入了华夏族群。汇合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愈加博大雄宏，为后来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使得华夏中心文明主动吸纳周边文明发展壮大，尔后“柔服远人”，几乎是兵不血刃，赵国的疆土向外拓展，扩建了雁门郡、云中郡和九原郡塞外三郡。如果说，这是华夏中心文明向外拓展的一种“外溢效应”，那么，孝文帝改制则是游牧文明主动服膺靠拢中心文明的一种“向心效应”。
这两种效应，最早发生在山西，然后在整个中国渐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山西，毫无疑问可以说是践行华夏民族融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天命之省。
其七，由于山西在中华版图上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了山西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某种独特性。
所以，南北狭长的山西，便成为了一条中原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互往来的便捷通道。
所以，当中国中央政权的首都在陕西长安、在河南洛阳与开封，山西成为拱卫首都的北方重要屏障。
所以，大唐置三京，除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之外，山西的首府太原，成为大唐的北京。
所以，大河之东所谓“河东”，成为中央政权最重要的人才来源地和粮仓之一；太行之西所谓“山西”，成为屏障中原、雄踞华北的战略制高点。
所以，每当外敌入侵，山西总是肩负起顽强抵抗、奋勇牺牲的责任。包括上个世纪日寇侵华，国民党军队、晋绥军和八路军，一道铁血抗战，保证了山西始终未被日寇完全占领，成为中华抗战的屹立不倒的坚城。
所以，当大清王朝决定“开边”，山西人处在上述便捷通道上，大得地利之便，因而崛起了著名的晋商。“走西口”，和“闯关东”“下南洋”一样，展现了中国人民“打破封闭、勇敢开拓”的伟大进取精神。
所以，山西曾经号称“海内最富”。富庶的山西，地灵而出人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是为指不胜屈、言不胜道。辈出的英才，为呵护传承我们伟大的国族文明，作出了无愧“天命之省”的贡献。
——说起山西，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保守”这一词汇。殊不知，“开拓”与“保守”，正是任何文明得以长盛不衰的一体两面；殊不知，文明文化，除了开拓进取，永远离不开“保全”和“守卫”。任何文明，如果没有恒定的传承而去追求日新月异，那所谓的文明早已荡然无存。
其八，何况，山西南北狭长维度相差大、地形复杂，山区、盆地海拔高程不同，因而是北方杂粮大省。荞麦、莜面、豆面等杂粮，成为当今的低糖绿色健康食品。
何况，山西的先民，善于制酒做醋。汾酒和老陈醋名扬天下，喜好吃醋的“老醯儿”几乎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词。而最早懂得利用谷物发酵制曲培养微生物来酿造酒醋，是我们中国古人的独特伟大发明。
何况，山西矿藏丰富，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煤铁资源大省。众所周知，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山西作为我国的煤炭资源大省，默默地付出了无可估量的牺牲。
何况，山西号称“华北水塔”，众多河流灌沃滋润了华北平原。
更何况，山西是北方语系中操独特“晋语”的方言大省。晋方言，保留了极其丰富的词汇与语音，极大丰富了我们伟大的汉语。晋方言中保存的若干汉字的古音，包括晋语发音保全了古音韵四声中的“入声”，这成为我们诵读古典诗词歌赋的押韵“密码”。
更何况，山西地形复杂，自古以来多民族杂居，人们说话几乎是“十里不同音”。于是，山西的民歌极其丰富，各地不同风格的民歌，犹如百花娇艳繁星满天。民歌的繁盛，又托举支撑起了山西戏曲的多姿多彩。山西地方剧种之多，向来居全国之首；仅是大戏梆子腔，山西就有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这“四大梆子”。
更何况，山西人自古敬天法祖。遍及城乡，庙宇神祠众多，因而戏台林立；四时八节，庙会高管嗷噪，乱弹梆子腔响遏行云。戏台上演绎着种种传奇，尽在歌赞忠孝节义；代代民众耳濡目染，沐浴教化，所以此地民风淳厚。
——本来处在中国腹地的山西，在许多外地人的心目中好生边鄙而偏远，纯粹等于乡野。这当然也没有关系，孔夫子曾言道：“礼失求诸野。”貌似保守而偏远的山西，默默地珍藏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犹如守护国土的无形的雄关险塞、万里长城。
其九，元末明初，改朝换代、战乱不休，大半个中国人烟稀少，是为“千里无鸡鸣”。神奇的山西，这个天命之省，竟又奇迹般地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人口资源。
明朝初年，朝廷政令下达，从山西向全国各地移民。经由著名的“洪洞大移民”，我们华夏民族的血脉，由山西传播至全国。
国人自古安土重迁，所谓故土难离。朝廷政令之下，大家一步三回头去向远方，移民的泪水溢满山川。泪眼模糊里，是移民集散地那棵永远的大槐树。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毫不夸张地说：洪洞移民的后代，遍布当今大半个中国，并且撒播到全世界，他们的老家都是山西。
诸般种种，使我们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山西对于中国，果然是一个天命之省！
（张石山，1947年生，山西盂县人。历任战士、工人，《山西文学》编辑、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