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不是你的丈夫

2021年，河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柚子藏在一个出租车的后座底下，一路从河北县城藏到了北京。到六里桥的时候，司机让她下车，跟她说，接下来的路就得你自己一个人走了。

这个冒着被隔离的风险也要逃跑的女孩，逃离的是自己的母亲。进京那天一切都很顺利， “感觉全世界都想让我到北京”，那天之后，柚子切断了自己跟妈妈的联系。

长期以来，柚子在漫长的生活里与妈妈相依为命。身边的亲戚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诉她，“你妈妈不容易，你要体谅她，把她照顾好。”

但是照顾妈妈多么艰难啊。一个漂亮的、任性的、脆弱的女人，从大兴安岭远嫁到河北，因为不幸的婚姻而有了酗酒的习惯，有很多个夜晚，柚子在写作业的间隙看着妈妈撒酒疯，听妈妈一遍一遍拨打无法接通的电话，清扫妈妈发泄情绪后的一地碎玻璃，于是柚子从小有一种特别残酷的解压方式，“幻想假如有一天妈妈死了，手里的钱和变卖家产后够我活多久”。她有一个小本子，一笔一笔记录着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试图托住自己和妈妈摇摇欲坠的生活。

像柚子这样的女孩还有很多，她们都是早熟的女孩。小时候她们被称为“小大人”，后来她们发现自己是典型的“东亚女儿”，从小就在“给妈妈当丈夫”。

这是近期的互联网上流行的说法，用更为学术化的说法，是家庭中的“亲职化”和“亲子关系倒置”，它指出的现象，是很多女儿在承担着母亲的情感和生活诉求，在对母亲的愧疚和同情中被母亲控制。她们身为女儿，却操着丈夫的心，无法成功地建立个人的生活。

这是不少东亚家庭当中，别扭的母女关系里最纠缠和痛苦的那一部分。缺少爱和爱的教育，会塑造扭曲的母亲，也因此有受苦的女儿。

但是，这一代女孩在意识到给妈妈当丈夫，不应该是女儿的宿命时，仍有机会选择。

金菱不喜欢妈妈对自己撒娇。

她觉得这不是她作为女儿应该承担的情绪，而本应承担这种情绪的“丈夫”——她的父亲，在家庭当中出现的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不耐烦的面孔。

无法被丈夫承接的情感诉求，都被妈妈倾注到了金菱身上。跟别人起了争执、受了委屈，妈妈会向金菱倾诉，却让她向父亲保密；对金菱的个人生活，妈妈“充满了好奇心和掌控欲”，干涉她和朋友的社交。

跟金菱相似的女孩有很多。这些女孩来自不同的地区、处在不同的年龄段，但她们的家庭有着惊人的共性：都有一个好像永远长不大的母亲，一个好像从来没存在过的父亲。

父亲的缺位是女孩们困境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她们有的经历父亲早逝，有的父母离婚，有的家庭健全却承受着丧偶式教育。母亲失落的情感需求，会使得她们加倍向孩子索取。我曾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评论，一个网友说她的妈妈说过一句很“恐怖”的话：“我从你爸身上得不到的，都要从你身上讨回来。”

明琳和雪妮都经历过父亲早逝，那个缺席的角色像一种阴影，恒久笼罩在她们生活的上空。

从上初中开始，明琳就开始习惯“为妈妈出头”，“红白喜事送出去的红包署名是我，跟伯父争夺家产的人是我，带她上街的是我”。身边的亲戚会对此啧啧称奇，“这孩子真省心、真懂事、真早熟啊”，而明琳也很自豪，她将自己视为柔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唯一的依靠。

而当她长大成人，发现自己在亲密关系上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会觉得没有人是可靠可信的，事事只能靠自己。”8年前，她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后来被确定是误诊，实际上她是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根据默沙东诊疗手册，这一精神健康问题的特征是关系不稳定，而患者最大的危机感是“害怕被抛弃”。

另一位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25岁的女孩雪妮，认为妈妈首先是一个npd（自恋型人格障碍），才会把她培养成bpd（边缘型人格障碍）。雪妮说，自己人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在跟男孩子聊天”，她几乎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暗恋对象，“在每一个陌生环境里都必须找一个精神寄托，不然活不下去”。

后来她遇到一个npd男友，当雪妮“从这段有毒的关系中跑路”，她狭窄痛苦的童年一下子被回忆起来——对方对待她的方式与妈妈如出一辙。父亲去世后，习惯于依赖别人的妈妈完全把雪妮当成了家长，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矛盾都要寻求雪妮的帮助，跟亲戚之间的龃龉都成为雪妮必须完成的“家庭作业”，比学校出的题难得多。

有时候，雪妮觉得妈妈在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全能小孩，来给不幸成为寡妇的她“长面子”；有时候，雪妮要把自己生活中同学朋友的秘密都告诉妈妈，就像一个交代自己行踪的丈夫。小时候的雪妮随时都在准备安抚妈妈的情绪，她的大多数时间花费在学习察言观色上，生活对她来说是一场消耗，至今仍然如此。很长时间里，她对生活唯一的需求就是满足别人的需求，所以她会“吸引npd”。

已经36岁的龙丽，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经历，称为一种“精神虐待”。跟母亲的关系是她“人生中一个已经差不多解决的课题”，但至今她还在消化童年的影响。

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父母是在龙丽读三年级的时候离婚的。父亲离开了这个家庭之后，龙丽的童年就结束了，妈妈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让龙丽“突然产生一种被捆绑的感觉”。

妈妈开始要求龙丽跟自己睡在一起，不能回自己房间；写作业的时候龙丽要把房间门打开，方便妈妈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她；一起出门的时候，妈妈希望龙丽能扮演男伴的职责——龙丽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她只是有点困惑，为什么妈妈总是要自己去买单和拎东西，甚至学习修理家里的电器。

尚爱兰曾经“哄骗”小时候的蒋方舟，“每个小孩小学毕业之前都要出一本书”。龙丽小时候也这样误以为每个小孩都跟自己过着同样的生活，妈妈不喜欢她交朋友，“我就更没有机会知道别的孩子怎么度过童年了”。

读高中住校时，母亲会固定每天给自己打电话，内容是倾诉生活中的问题和不满。等龙丽上大学之后，每天的电话延长到两个小时，如果龙丽表现出不耐烦，妈妈会非常生气。龙丽刚刚工作的时候，向妈妈借5000元付第一笔房租，妈妈拒绝了，龙丽第一次跟妈妈发火。电话那一头的妈妈沉默了半个小时之久，随后嚎啕大哭，龙丽马上开始全神贯注地安慰妈妈，这好像已经成为她潜意识里的行为。“在我们家里，我不被允许有任何负面情绪，也不能表现自己的脆弱，我只能承担我妈妈的情绪，随时准备安慰她。”

Anne觉得，自己的处境与其说受制于母亲，不如说受制于自己对母亲的爱。

心理学上说的“亲职化”，指当父母养育者角色缺位时，儿童牺牲自己的需要，被迫在生命早期成为家庭的照料者，形成亲子关系的倒置和错位。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蔺秀云，认同“给妈妈当丈夫”是亲职化现象的一个表现，但是相比这一术语的传统定义中孩子作为“生活照料者”的角色，有这种经历的女儿们更多承受的是情感诉求。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话题里出现最多的情形应该是女儿对妈妈过度的操心，或者妈妈对女儿过度的依赖，但是在采访中，我发现，在她们的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妈妈的控制。

这种控制以依赖的形式表现，以愧疚感和爱作为方法达成，来自妈妈生活和情感上的高度需求，像一根脐带拴住了女儿们。

孟宁今年已经34岁了，仍然会记起小时候曾拥有一双粉色的袜子。那双袜子被扔进了垃圾桶，因为妈妈觉得那个颜色不好看。她睡醒的时候，妈妈特别开心地跟她说，“我终于把你那双袜子丢了”。

我联系到孟宁的那天，她从外面赶回家给妈妈处理新手机的问题，“她会因为我给她新买的手机没有返回键，而把我骂一顿”。

更多时候，妈妈会用示弱的方式来达到控制孟宁的目的。

小时候，米面粮油都是孟宁来扛；长大了，孟宁按照妈妈的要求去相亲。妈妈不会直接说这个重物是要孟宁来提，但是她会面对着米缸油桶叹气，“咱们娘俩真可怜（家里都没有一个男人）”。为了让妈妈不要抱怨，孟宁会主动承担起这个家庭里似乎原本属于“男人”的责任。

孟宁有时候感觉到，妈妈养她就是为了有人能照顾自己，如果孟宁忤逆了妈妈的意思，会觉得妈妈辛苦把她养大，而“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几年前，孟宁的妈妈因为一个所谓的“投资”遭遇了网络诈骗。妈妈一直把这件事归结到孟宁身上，她说如果孟宁很早就结婚成家了、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她就不会为了“给女儿攒钱”而去“投资”，也就不会被骗。听到她这样说，孟宁真的会因为自己没有结婚、没有考上公务员而感到愧疚。

“就连我现在跟你聊我妈妈，我都觉得好像在背后说她坏话一样。”孟宁补充道。

离异、丧父家庭中的母女，其实是在整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当中被迫相依为命。明琳曾经提到过一个细节，妈妈丧偶之后，也曾经与其他男性交往，但是她遇到问题仍然不会选择向他们求助，因为他们终究“不是家里人”——她明明可以建立自己的生活，却无法脱离原来的家庭。

雪妮的讲述当中，她的妈妈同样拒绝展开新的可能。她总是会跟自己的男朋友说，“我最爱的永远都不会是你，而是我的女儿”。雪妮觉得这个说法很恐怖，感觉妈妈是在为了自己而活，就像在绑架自己跟她“共生”。

这是一个或许令人难过的事实：我们的母亲对自己的定义，往往是依附于父权结构来实现的，她们是夫姓家庭的母亲，是前夫/亡夫孩子的抚养者。于是她们的内心不可能平衡，因为整个社会偏见和几千年积累的文化观念都在告诉她们，成为母亲意味着牺牲自己，没有别的可能。于是她们的女儿被动承受这一结果，似乎她们是悲剧之因，而此生的命运注定是“回报”这种并未征求她们意见的牺牲。

 “我为了你没有再结婚，我为了你努力赚钱，给你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你过得不比别人差，”雪妮模仿着妈妈的话说，“她就这样用愧疚来控制我。”

当成年后的龙丽吃到一家很好的餐厅，她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好好享受美食，而是想到妈妈没有来过，“但这是与我的个体真实感受相矛盾的，对吧？”

蔺秀云解释，这种愧疚感源于爱，也根植于母女之间“过于缠结”的“二元关系”，在这种病态关系当中，孩子和父母几乎处在封闭状态中，很难或者不能跟别人建立新的关系。

解决女儿和母亲们的困境，一个首要的办法是放下愧疚感。她举了一句俗语，“一辈子不管两辈子的事”，女儿对妈妈真正的照顾不是去做妈妈情感的牺牲品，而是要做到真正的自我完善和内心强大。

如果妈妈的情感缺口实在过大，已经到女儿们通过个人努力无法弥补的程度，对待这种缠结关系，她们就需要“阻断影响”，一个是心理上保持距离，一个是物理上保持距离。“减少无限度的交流，在固定时间沟通，当成一个普通朋友或者亲戚那样去相处。当妈妈看到女儿脱离出来的时候，其实她自己也会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生活。”

以前孟宁和妈妈发生任何争执，她都是先道歉的那一个。后来她决定再也不要道歉，发现妈妈其实自己也能平息下来，“就像哄小孩子哭一样，你越哄她越哭，你不哄她，她一会儿自己也能好”。

如果有一条原则能够作为针对典型东亚女儿的首选建议，那它大概会是：不要过于可怜母亲。

母亲的悲剧不是女儿造就的，女儿不应该为此负责。只有明确这一点，女儿和母亲才能找到解放双方的可能。在访谈过程中，有很多女孩都曾经探索过挣脱母女关系寻求自由的办法，有人通过组建新的家庭，有人通过“断亲”，也就是蔺教授提到的“阻断影响”。

在接受心理咨询期间，有一天龙丽梦到她回到了小时候的家里。“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然后我把她的头割了下来，血流了一地，我当时心里并没有害怕，我只是觉得非常累，一直坐在地上休息。”

龙丽把这个梦告诉了自己的医生，从此之后她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做到不接妈妈的电话了。

去年上映的电影《涉过愤怒的海》演出了类似的场景，在女主角的梦里，父亲被吊在桅杆上，她坐着船在父亲的尸体下面缓缓经过。我们都提起了这个片段，龙丽说，如果自己要想好好活着，一定要经历在心里把爸爸妈妈杀死的过程，现在龙丽已经不再把妈妈当作亲人，而“只是一个我在老家认识的人”。

如今雪妮拥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她在此之前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肯定结不了婚。在妈妈的影响下，雪妮一直习惯于“把满足别人的需求当成我的需求”，这严重影响了她的交友和恋爱，很多朋友和对象“会觉得我不正常，干吗要一直讨好别人”。

但是，她现在从自己的结婚对象身上，感受到了“健康的爱”。

什么是健康的爱？可能对雪妮来说，它首先是，跟妈妈不一样的一种爱。总是在关注别人需求的雪妮，现在敢于对伴侣表达自己的愿望，“我想吃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们要去做什么”。

安妮·埃尔诺在《一个女人的故事》里写道：“即使我远离母亲独自生活，只要我尚未结婚，我也还是属于她的。”在结婚之前，雪妮总觉得自己如果没有妈妈就没有家了，现在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庭，能够帮她从心理上切断与妈妈的联系。

蔺秀云在接受南风窗采访的时候，特别跟我说，这篇报道一定不要指责母亲。每一个有问题的母亲，首先都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不独立的人格、不完善的精神，是上一代造成的。

并非巧合的是，我们联系到的女孩无一例外都对母亲过去的生活史很了解。可以想象，那些缠困在原生家庭和性别压迫当中的女性会如何对唯一的“伴侣”——她们的女儿，一遍一遍地讲述自己的过去。

Anne的外婆有4个孩子，妈妈是最小的，上面有个哥哥。外婆疼爱每一个孩子，但是重男轻女，认为男孩子会做大事、光宗耀祖。Anne的妈妈习惯于依附男人而不表达自己的意愿，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就算是在丧夫之后，“她也并不是伤心于爱的人死去了，因为生前也没有那么相爱，她难过的是自己成为寡妇了，低人一等了”。后来Anne的妈妈再次结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朋友、事业，跟随男方做最脏最累没有价值的劳动，让Anne感到非常痛心。“我妈妈受到社会的规劝、传统思想的荼毒，深深相信女人没有男人厉害。”

孟宁同样觉得，妈妈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源自她是一个“扶弟魔”。“我舅舅马上都要60岁了，现在还是有什么困难都要来找姐姐，而我妈妈觉得我是她的女儿，理应来帮忙解决这些事情，假如我不帮，我妈妈就会觉得我在把对她的不满发泄到她的弟弟身上。”

除了家庭结构的影响，妈妈们处理情感关系的时候，往往也很糟糕。意识到自己在给妈妈当丈夫的女孩们，多数对性别议题非常敏感，她们当中会有人用“媚男”“娇妻”来形容自己的母亲。

柚子一直不能理解妈妈定居河北的决定。妈妈结婚后，爸爸的亲戚经常说他管不住老婆，这促使了爸爸做出家暴的举动。离婚后，妈妈每天都在说“河北人坏”，但是她后来还是在河北买了一个小房子带着柚子定居。柚子长大后才感觉到，妈妈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她一直还怀着复婚的愿望，“她一方面仍然是一个天真的少女，而另一方面，对男人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她塑造成了一个泼妇”。

金菱发现这一点，是因为妈妈在父亲和自己之间“选择”了父亲。妈妈经常向她抱怨父亲的无能和错处，本意或许是寻求安慰，而金菱却因此开始讨厌父亲并且支持父母离婚，但是这个时候，妈妈却反过来劝告她不要怨恨父亲。我想起了Anne的一句话，妈妈的柔弱在于她太依赖男人，“丈夫可以糟糕，但是不能舍弃”。

她们既是在落后的女性意识下生活着的第二代，也想让妈妈靠进步和自由的这一面近一点，但是只靠她们自己，很难做到。

有个女孩曾经说：“我很确定她是一个好妈妈，我是一个好女儿。”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母亲，”龙丽停顿了一下，“她不爱我，并且使用我。当我长大了以后看到我的朋友们怎么对待自己的小孩，我才了解到真正的爱是怎么回事。”

龙丽曾经试图寻找妈妈爱自己的证据，毋宁说创造这样的证据。她小时候非常努力地证明自己，小学每年都要考第一名，初高中都在重点中学，“可是我的妈妈没有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现在龙丽在一线城市做独立设计师，工作出类拔萃，但是妈妈一点都不在乎。“我妈妈觉得我甚至不如住在老家的我表哥，家里水管坏了他还能去修一下。”

没能习得爱的女孩，有时候会恐惧爱。

当我问雪妮，在跟妈妈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妈妈是爱自己的，雪妮觉得我的问题“很刁钻”。她不知道我问的“爱”是“健康的那种还是不健康的那种”，因为在她发现妈妈对自己的依赖、控制和利用其实伤害了自己之前，她把一切都理解成爱。她甚至会模仿这种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朋友和亲密关系中的对象，而他们后来都告诉她，其实这种病态的控制并不是爱。

现在对孟宁来说，承认妈妈没有那么爱自己仍然很困难。她还是希望母亲真的像她说的那样爱自己，但是她越来越感觉到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我有时候会想我都30多岁的人了，还在这谈妈妈一定要爱我，也挺可笑的”。

明琳决定这个暑假留在学校不再回家面对母亲。她想，妈妈其实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爱。她会跟妈妈提起自己以后不想生孩子，妈妈说，那以后没人给你养老啊。明琳就会怀疑，那么她也只是妈妈养老的工具吗？“她分明可以说，妈妈爱孩子，孩子也爱妈妈，有一个孩子会幸福。”

女儿们常常会在妈妈面前感受到这种“工具性”。柚子觉得，妈妈在离婚时把自己带走是为了证明她之为母亲的价值，把自己养大、养好，就可以证明她是一个好母亲。这些年来，柚子一直在想这种“利用”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她想对妈妈说，自己只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工具，也不是一个可以被拿来向其他人证明的东西。

从河北逃到北京之后，柚子就跟妈妈“断亲”了。她们通过周围的人获知对方的近况，据说妈妈现在跟柚子的姑姑合作，搞了一个家政公司，做得有声有色——过去，这个被柚子称为“美丽废物”的女人，眼里看不上任何体力活。

柚子在北京过得也很好，但她常常担心自己变得跟妈妈一样，这有时候甚至会是一个噩梦。柚子从妈妈身上学到了很多跟男人相处的技巧，但是她会逼迫自己反思，人应该爱自己，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不反思就完蛋了，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变成妈妈的样子，尤其我时不时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的时候。”

我告诉柚子，我问很多女孩“什么时候觉得妈妈爱你”，大家多少都要沉默一会儿，有的最后也没有答案。柚子听我这样说，轻轻骂了一句脏话——我听懂了她的意思，她大概是在以此表达，“你说我们这算怎么回事”。

但过会儿，柚子还是很坚定地想起了一个她从妈妈那里感受到爱的瞬间。

妈妈在嫁到“内地”河北之前，生活过得很苦。姥爷过去在“文革”中因为受到批斗出现精神问题，并且严重酗酒。冬天的大兴安岭苦寒无比，而姥爷会在酒精的支配下，把家里的窗户全都砸碎，所以妈妈和姨妈们小时候经常生病。妈妈12岁的时候，姥爷去世了，她的童年才得到解脱。

柚子最终想起的那个瞬间，跟姥爷有关系。

那是停留在她脑海里，为数不多的，与妈妈之间默契、温馨的时刻。她们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即便只有微弱的一点。

“我们每年都会去给姥爷上坟烧纸，我们那边的传统是烧完纸之后离开，不能回头不能讲话。我们两个就会手捏着手，因为两个人都很害怕，紧紧地搀扶在一起回家，路上一句话都不敢说。那段路真的很短，可能就只有一分钟，我们进了家门之后就如释重负，开始聊天。那个时候我觉得，妈妈是爱我的。”

后来的生活里，她很少有“觉得妈妈很爱我”的时刻。但是至少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她不必再用全部的生活渴望这样的时刻发生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女孩的名字全部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4年第10期

编辑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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