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三国演义》的诞生，不妨做一个中西对比。
美国学者伊恩·P·瓦特的《小说的兴起》，是一部研究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怎样兴起的著作。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伦敦上演得如火如荼，大概一百年后，小说才在英国流行起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差呢？除了文学内部的规律之外，还可以从经济的视角考察：
买书贵，看戏比较便宜。
十八世纪，去剧场看戏，票价大约是1便士，也就是一杯啤酒的钱。买一本装订好的书，价格是3先令，也就是36便士。而当时大受欢迎的小说、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传》，一套8册，换言之，买这样一套流行小说，花的钱够看二百多场戏。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钱有闲有阅读能力的高消费人群，才能产生长篇小说的销售市场。
还有，英国小说一诞生，就很多是女性题材，像著名的作家理查森，他的作品简直就是霸道总裁文的鼻祖。为什么会这样呢？和小说的繁荣同时发生的重大历史进程，是工业革命。纺纱织布、制作面包啤酒蜡烛和肥皂这些领域，因为开始使用机器生产，劳动生产率突飞猛进。而这些事情，传统上都是女性要做的家务，所以大量女性被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了。
而当时英国人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观念非常强，又不许女人出去工作。女人在家无聊，于是产生了两个爱好：第一是喜欢读小说，第二是喜欢写信。所以这些女人就构成了小说特别重要的读者群，结果就是促进了英国小说的繁荣，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照例是很爱写信的。
伊恩·瓦特的这个研究，不光是解释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发展的问题。对我们理解明代后期长篇小说的繁荣，也很有启发性。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只从文学内部的规律来看，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基础，而且不是大而化之地谈“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云云，可以说得比较具体。
罗贯中是谁
回头还是看三国故事的传播。
也是戏剧在前小说在后。元代产生了大量三国题材的杂剧和粗陋不堪的话本，还没有完整讲述三国历史的高水平的小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并非没有疑点。
罗贯中同时代的人，留下来的和罗贯中有关的记录，只有一条：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谋）
《黄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无名氏《录鬼簿续编》
这是以罗贯中的朋友的口吻写的，大概是最可靠的记载了（不是说他有多可靠，而是其他信息更不可靠）。其中提到罗贯中善于写一些好玩的、短小的作品，还提到罗贯中写过三部杂剧，但是没提罗贯中写过《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六十万字的大书，今天我们看惯了动辄百万言起步的网络小说，觉得60万字没什么，但《三国演义》之前，从来也没有人写过这种规模的长篇小说。这么大规模的书，光是纸就挺贵的。罗贯中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部书的呢？
求名？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想要写一部名著，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写小说是丢人的事，这一段对罗贯中的介绍，就没提《三国演义》。
求利？也不太可能，因为当时就没有这种大型小说的市场。
总之，如果罗贯中真的在元末明初写成了《三国演义》，那么之后大概有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这部大书，是无声无息的。最多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极小的范围里流传。
一直要到明朝嘉靖年间，才出现了最早雕版印刷的《三国演义》。和罗贯中有关的一些传说，也是这个时期集中出现的。
比如说他曾经做过张士诚的幕僚，甚至说他曾经也是有野心，想要争夺天下的，结果遇到朱元璋，那是真命天子，就自觉放弃了，改行去写小说了。这些说法也不确定是真有依据，还是明朝后期的文人在说段子。《三国演义》是讲怎么争天下的，说作者曾经也想过争天下，小说的说服力仿佛就上升了。就好像西方人曾经为了论证《伊利亚特》写得好，就说荷马是阿伽门农的秘书一样。
还有，当时人的传说，认为罗贯中写了非常多的书，不止《三国演义》一部，尤其是喜欢讲，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然后说，因为写了《水浒传》，罗贯中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子孙三代，都是哑巴，因为《水浒传》的道德倾向实在是太坏了。现在也有人觉得《水浒传》的思想不好，太暴力，然后就有人为《水浒传》辩护，说不要拿现代人的价值观去要求古代的小说。其实按照古代价值观，《水浒传》一样思想不好，《水浒传》的很多思想价值，其实倒是现代人赋予的。《水浒传》的好处，根本就不在思想性上。
明中后期与长篇小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发展到明朝中后期，确实形成了一种非常有利于形成长篇小说的出版销售的社会氛围。
明朝建立的时候，朱元璋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消除潜在的不稳定，也压制住了全部创造的活力。所以明代前期的社会，是非常压抑非常死气沉沉。到了明朝后半段，官僚机器也觉得这么压制社会活力挺神经病的，也疲了，很多事情都不管了。
科举制度长期运转的结果，是社会上产生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识字阶级，有足够多有阅读能力的人。虽然能够考中进士、举人，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多，哪怕秀才，在总人口比例中也是很有限的。但是，一个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一旦考中了就是大新闻，就有轰动效应，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偏差。而一个社会越是对幸存者偏差没有认识，幸存者偏差的诱导性就越强，因此被激发出读书热情的人还是很多的。读书的人多了，长篇小说有了潜在的读者群。
还有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
《三国演义》能够被大量印刷销售，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有关。虽然说起来有点绕：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获得了大量黄金、白银；有了黄金、白银，欧洲人才有能力购买中国的商品；全世界的白银涌入中国，当时有葡萄牙商人说，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中国作为一个自身不怎么产白银的国家，却建立起了一个银本位的货币体系；有了这个效率更高的货币体系，中国才有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内循环市场；图书销售市场，是建立在这个内循环市场的基础上的。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十六世纪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明代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一百大几十年的《三国》《水浒》，也终于被制作成印刷品了。不久后，《西游记》《金瓶梅》也被创作出来了。
当然，明代书价虽然比唐朝便宜多了，但对大多数读书人而言仍然很贵。一个经常被研究者提起的数字是：万历年间一部《封神演义》价值2两银子，这个钱是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月收入的五分之二，可以买一百多斤米。花这么多钱买一部闲书，恐怕一般人是舍不得的。不过当时的书商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其实是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然很常见的一种办法：租书。从书铺里租书看，看完再还回来，这样读书成本就下来了。
嘉靖本与毛本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是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因此也被称为嘉靖本。开头有序言，介绍《三国演义》的价值，这篇序言的内容，大概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层，从孔子修《春秋》开始讲起，强调历史著作的伟大意义。认为历史可不光是讲故事，而是包含着孔子所创立的“万万世至公至正之大法”。
第二层，感叹历史书太难读了，一般读者根本看不下去，又感叹，容易读的有平话，可是平话又太粗鄙了，不足以体现伟大的历史精神。
第三层，咱们这部《三国演义》好啊，文字不深不俗，讲的又都是真事。
第四层，升华一下，具体介绍一下《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有多么深刻的教育意义。
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当时《三国演义》的定位，至少是宣传策略。
这种定位或策略，从在文化人那里赚取口碑的角度看，并不成功。明代有名的文人就是愿意读小说，对《三国演义》评价也很低，你宣传自己忠于历史，他觉得你是缺乏想象力，你宣传自己不深不俗，他觉得你是不尴不尬。
但是，从市场反馈看，《三国演义》这个定位非常成功，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嘉靖本之后，又出现了很多版本的《三国演义》，还有模拟《三国演义》写的其他朝代的演义。
限于篇幅，一般的《三国演义》版本，我们就不介绍了。大多数没有什么特色，还有的就是书商为了压低成本，出的删节本。全套不是贵吗？我就大加删节，但删了我也不说，仍然声称是全的，可是我卖得比人家便宜，来买我的吧。这种营销手段，今天我们仍很熟悉。
但是，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又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版本。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过的《三国演义》，这个版本，一般被称为毛本或者毛评本，因为父子俩给《三国演义》写了大量评语，全书开始的地方有总评，每一回前面有回评，正文之间还有夹评。
专业研究者和三国迷重视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尤其是强调，毛本比嘉靖本更加尊刘贬曹。但在更大的视野下观察，毋宁说毛本的基本立场和嘉靖本是一致的，就是要把《三国演义》改得看起来更像是历史。并且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它做得确实比嘉靖本更到位，所以后来它就成了影响最大的版本。今天在书店里买到的《三国演义》，绝大多数是以毛本为底本的。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勃
责编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