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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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百名世界顶尖的气候科学家预测，本世纪全球气温将比实现工业化前的水平升高至少2.5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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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球气候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为了防止最严重的气候危机发生而设定的，该目标也被视为国际谈判的重要指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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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球升温很快会达到2摄氏度，气候变暖也不会就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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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中，极少有专家主张实施大规模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
英国《卫报》一项独家调查显示，据数百名世界顶尖的气候科学家预测，本世纪全球气温将比实现工业化前的水平升高至少2.5摄氏度（4.5华氏度），这一指数超过了国际商定的目标，会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灾难性后果。
研究中，近80%的受访者都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他们预测全球气温至少会升高 2.5摄氏度，此外近一半的受访者预测会升高至少 3摄氏度（5.4华氏度）。只有6%的人表示升温幅度会限定在国际商定的1.5摄氏度（2.7华氏度）之内（编者注：197个国家于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了《巴黎协定》。协定旨在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
在此背景下，科学家们设想出了一种“反乌托邦式 ”的未来，热浪、野火、洪水和风暴等灾难的频发将导致饥荒、冲突和大规模移民接踵而至，其强度和频率将远远超过那些已经发生的灾害。
逃避气候变化是不可能的（图｜《卫报》）
许多专家表示，尽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但政府仍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这让他们感到绝望、愤怒和恐惧。
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格雷塔·佩克尔（Gretta Pecl）教授认为，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将面临重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将被一次又一次的极端事件压垮，粮食生产也将被打乱，她对未来感到无比绝望。
许多人表示，每避免1摄氏度的气温升高，都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的痛苦指数。因此，无论全球气温如何升高，气候保卫战都必须继续推进。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学者彼得·考克斯指出，全球气候目前已经趋于恶化，但不会在升温达到1.5摄氏度时突然恶化。同时，尽管全球升温很快会达到2摄氏度，气候变暖也不会就此停止。
IPCC的报告是气候变化评估的黄金标准，由各国政府批准、自然及社会科学专家编写。自2018年以来，《卫报》联系了参与编辑IPCC报告的每一位主要作者和编审，843 人中有 380 人做出了回应。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未来几十年将会出现气候灾难。
77%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全球气温至少会升高2.5摄氏度（图｜《卫报》）
气候危机已经对全球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四年中，全球平均升温幅度为1.2摄氏度（2.16华氏度）。美国杜兰大学的杰西·基南（Jesse Keenan）说：“这仅仅是个开始，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摩纳哥科学中心的娜塔莉·希勒米（Nathalie Hilmi）也认为我们不可能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她预计气温将上升 3 摄氏度左右。
专家表示，为保护人们免受即将到来的气候灾害影响，如今开展大范围的应对工作是至关重要的。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学者莱蒂西亚·科特里姆·达库尼亚（Leticia Cotrim da Cunha）对未来人类的处境表示极度担忧。
将全球气候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为了防止最严重的气候危机发生而设定的，该目标也被视为国际谈判的重要指明灯。
在当前的气候政策下，全球升温将达到2.7摄氏度左右。而英国《卫报》调查显示，IPCC中极少有专家主张实施大规模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
调查中，年轻科学家对气候问题更为悲观，50 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52%的人预计全球气温将上升至少3摄氏度，而5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仅为38%。女科学家也比男科学家更悲观，49%的女科学家认为全球气温将上升至少3摄氏度，而男科学家只有 38%。其中来自不同大洲的科学家之间几乎没有差异。
新德里能源与资源研究所的迪帕克·达斯古普塔（Dipak Dasgupta）说：“如果富人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穷人的困境，那么我们最终都会失败。”
专家们明确指出了世界未能解决气候危机的原因。其中，近四分之三的人提到了“政治意愿缺乏”的问题，60%的人对化石燃料行业等既得利益获得者表示谴责。
许多人还提到了不平等议题以及富人未能帮助受气候影响最严重的穷人等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非科学家说：“我预计未来世界将是反乌托邦式的，南半球的人民将遭受巨大的痛苦和磨难。我们生活在一个愚昧的时代，世界各国迄今为止的反应应受到谴责。”
尽管出回应的IPCC专家中约四分之一认为全球气温升幅将被控制在2摄氏度或以下，但他们也对自己的希望降低了期待。
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中心的亨利·诺伊费尔特（Henry Neufeldt）表示，“我相信我们已经拥有实现1.5摄氏度气候目标所需的所有解决方案，并且我们将在未来20年内实施这些解决方案。但我担心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来得太迟，触发一个或多个临界点。”
德国波恩大学的丽莎·希佩尔（Lisa Schipper）表示，“我唯一的希望源于我作为教育者所看到的事实，即下一代是如此聪明，并且理解政治。”
（编译：陈一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