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来自：Fulcrum
5月2日，因腐败丑闻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行列新增了越南国会主席、越南共产党政治局高级成员王廷惠。越南近期的高层辞职潮波及了两名国家主席、两名副总理及数十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一系列事件突显了越南共产党在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解决系统性腐败问题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这些高层变动前所未有，其对越南政治体制发展的深远意义却未被充分理解。目前的分析多聚焦于政治局内部权力动态的推测，以及在2026年党代会召开前，哪些人或派系可能脱颖而出。这种分析方式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腐败的系统性根源及共产党解决腐败问题的策略可能对越南的治理和发展构成的威胁。
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高级官员的辞职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但这只是越南广泛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目前，政治局由79岁的总书记阮富仲领导，负责制定国家的战略方向。然而，过去三年中，与腐败有关的辞职已使政治局成员从18人减少至13人。值得注意的是，辞职者中包括三位可能的阮富仲接班人。此外，其他所有成员均已达到了连任年龄的上限。
反腐运动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辞职现象，也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展开，该委员会由160至200名来自中央和省级的高级官员组成。中央委员会虽然受政治局的领导，但在国家政治中具有关键作用，其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政治局及政府的决策。此外，中央委员会还掌控着关系国家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与政治局成员数量的减少相匹配，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过去几年中，已有超过30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因腐败问题被免职、接受纪律处分或被起诉。在包括富安省、北江省、平顺省和永福省等省份，省委书记和省长也纷纷被免职。
然而，越南政治结构内的腐败及其清查与惩处的努力，远非仅限于这些高调的案例所涵盖。2023年，越南新立案的腐败案件达到839起，涉案人数超过2270人，是前一年的三倍。
尽管达成共识认为越南需要解决系统性腐败问题，但反腐的方式存在不少争议和风险。例如，有观点认为，由于越南强大的安全机构主导了反腐运动，这可能为政治清洗提供了便利，而政治清洗的主要受益者可能是安全机构本身。虽然越南确实需要一个更加廉洁的政府，但同样需要保证关键部门拥有能力强、反应迅速的领导团队。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反腐行动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导致了整个政治系统的瘫痪，尤其表现在公共投资的大幅放缓上，这对国家的GDP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2023年，受到官员们的过度谨慎和对被审查的恐惧影响，用于公共投资的年度资本预算只有63.4%得到了使用。这种影响远不止于经济增长的放缓。政府行动的迟缓也导致了关键基础设施项目的延误，进而影响了就业机会的创造，并导致经济效率的整体下降。
反腐运动的不可预测性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中引发了普遍的恐惧和不作为现象，而越南共产党的第24号指令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这项由安全和情报机构倡导的指令，要求对越南共产党的基础设施及其所有小组进行严格的审查，限制与外国组织和个人的合作。尽管反腐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这种措施可能削弱国际合作，从而减弱越南应对重大发展挑战的能力。
近期，前总理兼国家主席阮春福频繁公开露面，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阮春福被认为能力出众且对越南的发展需求有深入了解，但他因直系亲属涉及腐败问题而于2023年底辞职。虽然目前还不清楚阮春福及其他因腐败指控而辞职的有能力官员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恢复名誉，但阮春福的再次出现表明，越南的政治精英显然正在寻求稳定局势。
确实，越南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且仅依靠惩处个别官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方法没有触及到越南体制的系统性缺陷，而这些缺陷源自于越南共产党推行经济政策的特定方式。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越南仍受制于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束缚，这种体制下，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行使往往是非正式的、不透明的，且缺乏责任感。
越南的确迫切需要解决腐败问题，但同时也需要能干的领导。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不应等待至2026年或更迟，而应积极推动国家向更加透明的治理结构过渡。在此过程中，越南共产党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政治瘫痪和对行动的无端恐惧继续损害国家行政效率。为此，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监管裁决法庭，通过为决策者提供行事负责的途径，以减少政府的瘫痪。无论选择何种机制，采取行动的时机都是关键。越南不能再容忍因应对腐败而忽视国家面临的紧迫发展挑战，越南人民理应得到更优质的治理水平与生活条件。
作者简介：乔纳森·伦敦·D·伦敦（Jonathan D.London）是国际东南亚国家联盟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越南研究项目的客座高级研究员，也是莱顿大学地区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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