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一些地方还索要上车费、改口费、盖头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将婚嫁彩礼与婚姻中介费、媒婆介绍费挂钩，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不少家庭叫苦不迭。
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物化了人格与爱情，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引发“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案例1
女方索要30万彩礼 双方陷入“拉锯战”
邓先生的女友是福建人，两人恋爱3年有余，双方约好在武汉定居。为了给女友一个幸福的家庭，邓先生在武汉贷款买了房。今年年初，双方开始讨论结婚事宜。没想到，女友的家人提出要30万元彩礼，房子也要加上女友的名字，房子的装修费用可以由女方来出。
对于上述要求，邓先生没有立即同意。他认为，彩礼应该双方商量，充分考虑男方的经济条件。于是他向女友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提供30万元彩礼，女方得陪嫁30万元；二是提供彩礼10万元，不要陪嫁。
女友家人以“在老家结婚，彩礼都得30万元左右”为由不同意。如今，双方陷入了拉锯战。“因为彩礼，婚礼遥遥无期，结个婚太难了。”邓先生很是无奈。
对于彩礼问题，记者采访了多位福建当地人，大家都说30万元彩礼是“正常水平”。来自福清市的于女士称，按当地风俗，在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情况下，彩礼最少要30万元，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可以先给一部分，剩下的之后补上。
案例2
媒婆费用水涨船高 额外收费涉嫌违法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彩礼外，近年来媒婆费用也在水涨船高，出现了如果男方支付的彩礼越多，媒婆抽成就越高的现象。来自广东的陈女士就遇到了“天价媒婆费”。她和男友经媒婆介绍认识，二人恋爱后相处融洽，准备结婚。媒婆得知他们要结婚后，立即开口索要媒婆费。
“介绍时，媒婆说会根据彩礼多少来收费。男方彩礼给了10.8万元，媒婆要在里面抽2.8万元作为媒婆费。不仅如此，她还向我男朋友要5.8万元介绍费，两头收费。”陈女士说，总共8.6万元的媒婆费，一般人谁能付得起，收这么高的媒婆费合理吗？
虽然心存质疑和不甘，但陈女士和男友担心举办婚礼时媒婆“找茬”，只好和对方商量着能不能少给一些费用。
对于该现象，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认为，将彩礼和介绍费挂钩并不必然违法，关键要看彩礼给付双方当事人是否知情。“如果婚介所、媒婆提供媒介服务时，明确和当事人约定给付彩礼的一部分作为介绍费，由于双方都基于意思自治，且这样的约定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在这种情况下婚介所从彩礼中抽取一定比例金额作为介绍费是合法的。如果婚介所在提供媒介时所传递的彩礼金额数目不一致，如婚介所给男方传达女方要求30万元彩礼的信息，而实际女方只要求20万元彩礼。婚介所在收取中介费的情况下，又额外抽取了彩礼费用，那么其行为就涉嫌违法。”
案例3
上车礼下车礼频现 婚礼费用名目繁多
上车礼、下车礼、改口费等费用近年来也频频出现。来自河南的叶女士将于今年下半年结婚，她给记者分享了自己制作的结婚支出明细表，上面写着上车礼、下车礼共2万元，改口费1万元。
“根据当地风俗，上车礼、下车礼由男方给，具体数额包括2万元、4万元、6万元、8万元、10万元。”叶女士说，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很有压力的，考虑到男友家境一般，除了彩礼外还要支付这笔费用不容易，最终双方协商给2万元。
上月完婚的山东临沂人丁女士在结婚时，收到男方父母给的改口红包10001元，取的是“万里挑一”的寓意。丁女士说改口费是“男女双方各一份”，丁女士的父母也会为男方准备同样数目的红包。婚礼中的红包支出一般都是“有来有回”的，相对不那么注重金额高低，会倾向选寓意好的数字，带6和8的较常见，也有选特殊含义的，比如9999元寓意“长长久久”。
“我结婚时没有收上车钱，亲戚们不乐意，要求男方必须给下车礼，否则就不让婚礼办下去。后来经过反复协商，男方同意补8800元的下车费。”丁女士说，对于月薪只有五六千元的打工人来说，这笔钱不是一笔小数目，需要省吃俭用几个月才能攒够。
姜孝贤认为，上车费和改口费等费用很多是从彩礼衍生出来的，具有一定的风俗习惯基础。如果仅需象征性支付适度的上车费和改口费，仍然是社会风俗，应当予以尊重。但如果上车费和改口费过高，则可能将该项习俗异化为女方索要高额钱财的“工具”，应当予以抵制。
调查
城镇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
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社会心理的复杂化、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
记者调查发现，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一步到位”。
与此同时，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记者，原本女方不要彩礼，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
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区的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
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记者，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在江西省鹰潭市，2021年一位出价28.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最终相亲失败。
观察
让婚姻始于爱 让彩礼归于礼
记者调查发现，高价彩礼易引发婚姻矛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相关关键词，男方婚前支付高额彩礼，婚后因种种问题导致离婚及引发财产纠纷的案件不在少数。
在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召开的“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曾表示，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从大量纠纷处理中可以看到，高额彩礼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笈，反而可能成为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不仅不利于婚姻关系的建立和长期稳定，甚至容易引发两个家庭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
今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政策，整治“天价彩礼”问题。比如，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受访专家也表示，“天价彩礼”现象，仅靠一纸禁令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更重要的是加强宣传，持续改善社会风气。
整合：朱林
来源：新华视点、半月谈、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