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多多（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责编：钱岳

（图/文内容得到了李嘉嫻和郭艽的帮助）

写在前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的超低生育率。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让我觉得非常魔幻的是，我们背负着为减轻国家人口负担的义务而出生，现在又背负着为维持国家人口红利的重任而被催生。我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帮忙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却被期待能够以捉襟见肘的薪水抚育两到三个孩子。我能够理解为什么说，最不想生孩子的那群人，反而可能是最合格的父母。当养育的标准被不断拔高，当作为父母的责任被不断强调，当人们无法确保能把新生命带到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他们能做的就只有少生甚至不生。

“生”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育”才是。我在朋友圈曾经感叹：孩子作为未来的劳动力，也是一种公共财富，不仅是家庭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所以不要问年轻人能不能为了国家而生育，而应该问国家能不能为年轻人做点儿什么让他们愿意去生育。我和合作者最近发表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文章，Who cares? Childcare support and women’s labor supply in Hong Kong (Xu et al. 2024)，是我们为回答这一问题做出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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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惩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女性的就业率不断提高是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变化 (Goldin 2006)。然而，高度性别化的育儿责任分工仍迫使很多母亲退出就业市场。选择留在职场的母亲们为了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则往往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比如减少工作时间、换成兼职工作、或被迫选择那些低要求却也低回报的工作。这样由于生育所带来的“母职惩罚” ，一直是关注性别、婚姻和家庭的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最近也逐渐开始被公众所广泛讨论。而缺乏可靠又可负担的育儿支持，被认为是阻碍女性全身心投入职场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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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可以帮忙？

现时最为常见的育儿支持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依靠祖父母提供偶尔或定期的帮助。虽然隔代抚育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这类育儿安排在家庭关系紧密的传统社会中显然更为常见 (Chen, Liu and Mair 2011)。当然，祖父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得力的育儿帮手，往往取决于家庭的居住安排，以及祖父母的健康和退休状况 (Zhou, Kan and He 2021)。

第二种是家务外包，即雇用专人，比如家务助理、保姆、奶妈、育儿嫂等照顾孩子。在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工资低廉的外籍家庭佣工（简称：外佣）已成为护理工作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已有的研究发现聘请外佣确实可以有效地减少女性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并促进女性就业 (Chen and Zhou 2021; Tong and Chiu 2017)。

最后一种方法是，托儿所及学前教育机构。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投入大量社会资源建立幼儿教育和照顾（ECEC）系统以兼顾儿童发展和女性就业的需求。然而，这样的ECEC系统一旦缺少政府的财政补贴支持，高昂的市场价格往往令很多中低收入家庭望而却步。

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及育儿成本及质量等的考虑，双职工父母们越来越倾向于同时使用多种育儿支持而非仅仅依赖单一的某种方式。目前，直接比较不同育儿安排的组合对妇女劳动市场参与的影响的研究仍相对缺乏。尤其是以往研究甚少考虑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育儿支持者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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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情况

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利用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Wu 2016)从2011到2018年收集的五波数据来同时考察三种主要的育儿支持方式以及他们的不同组合对母亲劳动力供应（包括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每周工作时间）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不同育儿阶段的异质性影响。

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城市，既传统又现代。在这里，依赖祖父母、家庭佣工和学前教育机构来提供育儿支持的做法都相当普遍。因此，香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直接比较不同类型和组合的育儿支持对母亲就业的影响。

▲图1.香港女性相对于男性就业率的变化，25-54岁

图1展示了过去30多年间香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就业率的变化趋势。数值越接近于1，说明性别差异越小；数值越低于1，说明女性的就业率落后于男性更明显。不难看出，虽然结婚本身对于女性就业率的影响越来越小，但生育行为依然是导致母亲们的就业率在低位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香港的已婚已育女性，尤其是那些育有6岁以下年幼子女的，留在职场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同等条件下的男性（这组人中，男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比值为10:4）。这表明，职场中的“生育惩罚”更多针对的是女性而非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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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成长阶段带来的改变

我们根据家中最小孩子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划分了四个不同的育儿阶段：1）婴幼儿（0-2岁）；2）学龄前儿童（3-6岁）；3）小学生（7-12岁）；4）中学生（13-18岁）。不难想象，不同育儿阶段对母亲亲身参与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孩子小的时候，尤其是还在母乳喂养阶段的时候，任何的育儿帮手都难以完全取代母亲的角色。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尤其是进入正式教育阶段以后，母亲才有可能逐渐地退居育儿二线，把一些照料、接送、和辅导功课的任务分给其他人（比如说祖父母或外佣）。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就业参与上的“母职惩罚”在孩子两岁前是最大的，之后随育儿阶段逐步减小，直至完全消失。换句话说，等到最小的孩子也进入中学以后，老母亲们才终于有可能达到跟同样条件下但没有孩子的其他女性差不多的就业率和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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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育儿支持相辅相成

我们接下来只关注有孩子的女性。从图2可以看出，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没有任何育儿支持的女性所面临的母职惩罚都是最大的（下图浅蓝色的实线）。祖父母在各个阶段都可以提供一定的育儿帮助，但是单独的作用很有限（下图黄色的线）。然而在有外佣或者同时有外佣和祖父母帮助的情况下，母亲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从幼儿养育的责任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当孩子已满三岁可以进入幼儿园的情况下（下图红色和蓝色的虚线）。当然，一旦孩子上学以后，祖父母和外佣虽然仍可以协助做家务和接送孩子，但他们在为母亲提供育儿支持的方面的作用就变得不那么重要。

图2.不同育儿支持对母亲劳动力参与的影响

▲A．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可能性

▲B．每周工作时长

最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育有年幼子女的母亲们，因为她们的育儿责任最重，就业参与程度也最低。从图3不难看出，对于育有0到6岁子女的母亲，聘请外佣可以有效地提高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与延长每周工作时间。而仅仅依赖祖父母提供照顾的方式作用则相当有限。同样地，仅仅靠把孩子送到学前教育机构的影响也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香港大多数儿童都只上半日制而非全日制的学前班，因此有全职工作的父母们仍然需要依靠祖父母或外佣来负责孩子的接送和日间课后的照料。自然而然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正式（学前教育机构）和非正式（祖父母/外佣）的儿童照料安排相结合的时候，母亲们最容易从养育子女的家庭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更积极地投入到有报酬的劳动中去。

图3. 不同育儿支持对母亲劳动力参与的影响, 育有0到6岁子女的母亲

▲ A.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可能性

▲B．每周工作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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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们的这项研究缘起于香港特区政府劳工与社会福利署委托香港大学做的一项关于影响女性就业的咨询项目。实话实说，我们一开始对这个研究并没抱有多大的野心，更遑论为政策制定建言。我自己一半是抱着给政府提交一份报告交差的“公心”，一半是抱着想要验证我过来人亲身经验的“私心”。没想到做到最后，我们基于香港社会追踪调查（HKPSSD）数据的这些发现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政策启示。

要说感受最深的，还是一句老掉牙的谚语：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育儿不应该仅仅是母亲的责任，因为孩子不光是母亲一个人的，也是父亲的，也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在现今社会，多代同堂家庭的减少和正规托儿服务成本的上涨对双职工家庭兼顾育儿和事业形成极大的挑战。就香港的经验来说，我们建议政策制定者应该尽量扩大可负担及高质量的全日制学前教育项目的供给，或考虑向选择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外包育儿照顾的父母提供直接的经济资助。后者在目前的相关的政策讨论中还甚少被提及，但很有可能是行政成本更低却效果最明显的育儿支持手段。

当然，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我们很容易意识到，香港女性的就业自由和生活体面，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外籍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女性）的“剥削”之上的。根据入境事务署的数据，香港的本地外佣人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30万人以上，占所有劳动人口的8.8%。而按照法律规定她们的最低月薪只有4,870港币，实际平均月薪也仅稍高于5,000港币。相对于香港人的平均工资水平，这样的价格不可谓不 “人美价廉”。在国内和欧美国家的朋友们经常跟我抱怨，想请育儿嫂/保姆，钱的问题是其次，最难的是请不到合适满意的人。如何有效地增加护理工作劳动力的供应？到底是依靠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引入外籍佣工？怎样建立健全的针对这些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值得政策制定者们多多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Chen, F., G. Liu, and C. A. Mair. 2011.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90(2):571-94.

Chen, Mengni, and Muzhi Zhou. 2021. "Who brings more gender equality in couple’s time use in Hong Kong—co-resident elderly parents or helper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1-23.

Goldin, Claudia. 2006. "The Quiet Revolution That Transformed Women's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1-21.

Tong, Yuying,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2017.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1991–2011."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9(1):35-64.

Wu, Xiaogang. 2016.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Research Designs and Data Overview."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2):162-84.

Xu, Duoduo, Jiao Guo, Karen Ka Han Li, and Lucy P. Jordan. 2024. "Who cares? Childcare support and women’s labor supply in Hong Kong."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6(1):30-62.

Zhou, Muzhi, Man-Yee Kan, and Guangye He. 2021.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and young couple’s time use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1-31.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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