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个笨孩子。和同龄的孩子比，我总显得慢一拍：生下来17个月才开口说话，反应迟钝，学步也晚，还老摔倒，乡下老话说，人一辈子要摔五千零五十跤，母亲说我早就满了。

在托儿所里，我也不像其他孩子那么灵动。托儿所的阿姨兰茵有一次很火大：“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都两岁多了，大小便都不会说。”她生气是有道理的，毕竟她得帮着换洗尿布，但这些话当然不中听，母亲那会为此上门大吵了一架。

这不是她第一次为我出头。小学四年级时，我一度成绩波动，班主任吴鼎菊说：“你这个儿子啊，是个书呆子，大出息很难指望，将来就适合在实验室这种不需要怎么跟人打交道的地方工作。如果读书再不行，那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成废材了。”这其实也是大实话，这样的人在乡下确实很难有生存空间，但母亲当时听了非常生气，只是当面不好发作，回家来跟我说，觉得班主任说这话很不负责任，怎么能对一个十岁孩子的前途下这样的断言？

现在想来，不知道母亲那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是她的头胎、独子，是唯一的希望，可是这希望在起初看起来相当黯淡。无论从哪方面看，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里，似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有什么天分。虽然她是对别人贬损我的话耿耿于怀，可是她私底下也承认，我距离“聪明”还有不小的差距。她只是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很多年后，在上海季风书园的一次讲座中，我谈起过往，说母亲那时常说我资质平平，即便在我们这不到4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勉强说也不过是一群孩子中的中等偏上，因而我从小被告知要“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我真心相信这一点，直到高中入学崇明中学，发现真有天才，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追不上的那种，原先的信念才告破灭。当时话没说完，台下就哄堂大笑，我知道这可能被看作是自谦、自嘲，但我其实只是实话实说。

母亲有一次说我两岁以后就没让她操心过。那大抵是说学习好、很自觉、不闯祸，也很少生病，但那时父亲长年在兰州，她对我当然没少操心。

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老师，也是严师，就像那时的很多家长一样，她相信“严才是爱”。记忆中还不到3岁，她教我写阿拉伯数字，别的我都学会了，但“9”我总是把圆圈往右圈，看起来像“p”，她教了很多遍，见我怎么也不会，怒从心头起，扬手就是一记耳光，命令我今晚不学会不准睡觉。我在泪水中学会了“9”怎么写。

也不知是此事的阴影还是天生的，没多久，我就开始显露出对文字的兴趣大过数字。父亲原本还想过再要一个，因此我直到4岁多才去领独生子女证，当时已经会写一家三口的姓名、家庭住址，乡妇女主任看到后笑着说：“看来这孩子丢不了了！”

至于教数学，她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每晚母子俩各抽两张牌，玩“算廿四”的游戏。那会没有电视，也没有游乐，这基本上就是唯一的娱乐活动。到上小学前，我之所以能学会100以内加减法、简单的四则运算，就都是靠这日复一日的游戏。

这些现在看来或许也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我一些小学同学的父母甚至连孩子什么时候期中考试都不知道，相比起来，我妈确实非常重视教育。五年级时有一次，她卧床不起，但知道我需要作文选，她抱病步行到到镇上新华书店买回来。

对学业奖励，她承诺的就一定会做到，决不食言。初三下学期有一次，她事先许诺考到班级前三就奖励50元，结果我那次超常发挥，不仅名列三甲，还是年级组第六，然后就拿到了自己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奖励——100元。

不过，母亲也并不只看重学业。她觉得男孩子也要会做家务，至少生活自理，因为她说“不想被将来的媳妇指着脊梁骨骂”，洗衣服、缝被套、打补丁，这些缝缝补补的，我至迟初中都会了，但她没教我做菜，那是我大学毕业后才自学的。

作为一个乡下孩子，我从小就帮家里干活，拾棉花、捡麦穗、掰玉米，大学里每次回乡，还要挑两桶水浇地，当然，她其实也不是为了让我怎么干活，倒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教育，用她的话说，“就是让你知道知道，到底是读书苦，还是干农活苦。”

有时说起我的成长经历，母亲总爱说多亏了自小家教严，但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其实她对我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严”。

小时候我确实畏惧她的严。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我放学后去同学家，他父母竭力挽留，我不善推辞，在他家吃了晚饭。回家路上，天慢慢黑下来，我想起母亲一定在等我，不由自主啜泣起来。到家时，她已经担心了半天，又得知我贪玩，作业也还没做，大怒之下，把我绑在凳子上用烧火的铁条抽打。那是打得最狠的一次。

那个年代的教育，师长体罚都司空见惯，母亲定的规矩是：只打屁股，扯耳朵，不会打耳光（数字“9”那次是唯一例外），好歹照顾到一点自尊心。上到初中，长大了，就再不打了。

我想至迟到初三，母亲就慢慢放手了。那时她原本希望我考中专，而父亲则想我考卫校，他们的想法都很务实：家境清贫，最好能早点工作赚钱，减轻家里负担。我当时一心想读大学，争执之下对她甩下一句狠话：“你要是不让我读大学，我一辈子恨你。”她说：“那你考不上怎么办？”我说：“那我恨自己，不恨你。”

当时我好友陈林的成绩比我更突出，也已经考上了县重点崇明中学，但他父母只有他这一根独苗，担心他读大学后不在身边，居然走后门调了他的档案，让他去读中专。没两年，中专就慢慢不再吃香了，他到头来还是得上夜校读个大专文凭，他父母后来追悔不已，说早知道他还是去上海工作，当初就不拦着他了。

在这些事上，母亲并不更高瞻远瞩，只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自己。她后来也说过，她不像别的父母那样，非得把孩子留身边，在乡下见多了都是“有本事的着天飞，没本事的留在身边也看着厌烦”。只要我能行，飞多高多远都可以，至于她本人，能自己过活，决不拖我后腿。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家里形成了新的默契：我自己的事自己决定。父母都和我当面说过：“爸妈有不同意见，你可以不听，但你自己拿主意了，不能事后责怪爸妈没提醒过你。”这很公平，我们一直都遵守着，我凡事也都会和家里说，因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担心他们会阻拦、反对，毕竟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我自己。

上高中后，有一次在书房夜读，母亲走进来说：“我和你爸都只有初中学历，你现在读的书，我们已经看不懂了，我们没法再指导你，全靠你自觉了。你要想清楚是为自己读书，不是为我们。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一如既往，她没有食言。

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她的及时放手甚至可能比早先的管教更重要，我很感谢父母给我自由。他们让我独自前行，也让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在。

成年后，我当然也反思过母亲的教育方式，我并不认为“严”就是好的，但我承认，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越发意识到可能没有完美的教育方式，就像我也肯定不是完美的父亲。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也造就了现在的我，她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最好。

母亲是我第一个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