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刘福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新诗史研究和新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出版有《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寻诗散录》《中国新诗编年史》等学术著作，编有《中国现代诗论》《新诗名家手稿》《冯至全集》（诗歌卷）与《牛汉诗文集》《曹辛之集》《谢冕编年文集》《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等。
季春三月，刘福春从成都回到北京，专门参加谢冕先生发起的“谢饼大赛”。这座他生活了近40年的城市现在像是他的“第三故乡”。
刘福春的位移轨迹总是和“诗”有关。
1979年底，在跟同学借来的《今天》杂志上，23岁的他读到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回想起那本杂志的蓝色封面与其中诗作，多年后他依然能体会当时的震动。那时他还不知道，两个月后，春节没有过完，食指在诗中离开的地方会是他的目的地。他将从长春乘火车到北京，出了车站，往日坛路去。一个两手空空、“没有带一件行李”的年轻人将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
彼时他也不会知道，那个“空空”的自己，将在未来的很多年收集到以“吨”为单位计量的诗歌文献，将与4000多位诗人结识、通信并建立诗歌档案库，将独自完成260余万字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将以对新诗文献的寻找、发现、整理、考辨为志业。他的工作与生活，将被这些“与诗有关的纸”，填得满满当当。
“不要盲目迷信文学史，你甚至要有‘挑战’它的意识”
读中学时，刘福春迷上了诗，起点是李瑛的《红柳集》。从语文老师那里他读到这本诗集，并将一整本抄下。1972年后，在吉林省前郭县新华书店，他买下所有能找到的李瑛诗集。这一年，刘福春高中毕业，作为家中独生子，他留在城里，在运输公司做乘务员。1974年，他正式分配到县木器厂机修车间，成为一名电工。在晒粮、卖票、车间工作的几年里，和许多青年一样，他得空就跑图书馆，看报借书，把喜欢的诗抄下来。1976年，刘福春被推荐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
他常戏称自己是“吃草”长大的。这让他没有“行李”，也没有“包袱”。1980年2月底，从文学所报到出来，他从日坛路走到天安门，走到故宫，又走到中国美术馆。来北京的第一天，他想好好看看这座城市。后来刘福春常常念叨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世界之大”。
几天后，刘福春被分到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那时我对‘研究’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说‘现代文学’。来文学所我本以为可以作诗人。”所里派他给唐弢先生当助手，同事前辈好心提醒，跟着唐先生，好好做鲁迅研究。他偏偏固执，“我就是喜欢诗，我要研究诗”。
现代文学研究室有个传统，年轻人来，不急写文章，做研究要先读原始报刊。刘福春定下计划，所图书馆1949年前的所有期刊，一架一架过，一本一本看。他还做了一件事，给看到的每首新诗做卡片，记录下诗的题目、作者、发表刊物以及诗的第一行。读原始报刊，是刘福春做新诗研究信奉、坚持并深深受益的方式。他以此“回到”当初，看见“当时”发生，看见了别人忽视的细处。
“我一直警惕研究沦为‘理论’之类的‘注释’，而要在面对材料的过程中遭遇新的问题。我和学生讲，不要盲目迷信文学史，你甚至要有‘挑战’它的意识。只要从原始文献出发，好好细读，一定能发现问题。”
读原始报刊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小诗”。“1921年到1924年前后，少至一两行，多至四五行的一种短小诗体，像细水一样涌上了当时的诗坛。但没有人看见或讨论这个问题。”1981年3月，刘福春完成《小诗试论》初稿，次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那几年，文学所樊骏先生带着刘福春与张建勇两个年轻人进行现代文学研究评述工作。“樊骏的要求很简单，文学所大部分与文学相关的报刊都订了，我们俩就在资料室里读报刊，与现代文学有关系的文章都做一张卡片，重要文章要做提要，每一年我们俩做的卡片能装满满一卡片盒。”这项工作让刘福春对现代文学研究现状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老实细致的研读是刘福春学术研究的最早训练，到第三年，他“自觉知道的要比很多人多”。
1981年4月，文学所举办“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卞之琳、钱谷融、沙汀、牛汉、曹辛之等前辈都受邀前来。刘福春负责接送先生们，到北京一年，“世界”之大以另一种方式在他面前展开。
1982年前后，文学所启动《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工作，刘福春承担其中《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撰。其他门类都集体作业，他因为“本来就喜欢诗，初生牛犊不怕虎，就一个人独自承担了”。这项工作不允许使用二手资料，要见到原书才能抄细目，这一要求，刘福春坚持了一辈子。“独自承担”也成为他的研究常态，在40余年的文献整理中，最基础的数据录入他也自己做。
书目编纂这项工作让刘福春既泡图书馆，也开始跑图书馆。
看完文学所里的诗集，他跑到位于柏林寺附近的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国子监附近的首都图书馆。他常常骑车一两个小时，早出晚归，图书馆中午休息，就买个面包随便吃一点，下午开馆继续查阅。北京高校的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的资料室他都“扫过”。好友林莽用“在各编辑部搞‘卫生’”形容他的工作方式。地毯式清点北京所能找到的新诗集后，他开始跑外地。3年间，刘福春跑了全国50多家图书馆，给查阅到的每本诗集都做了卡片。为了保存好这些卡片，他在家里专门买了一个像图书馆那样带有几十个抽屉的卡片柜……
最近，刘福春在写一篇有关孙望先生的文章，回忆了1985年在南方漫游寻找新诗集的经历：
1985年10月11日我先乘火车到重庆，23日乘船过三峡，25日抵武汉，31日到广州，11月9日到上海。期间主要是为编撰《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去图书馆查找新诗集，在重庆还参加了“郭沫若在重庆”讨论会，收获满满，只是到上海时所带的费用已经所剩无几。我一面发报给文学研究所请求汇款，一面不得不向上海图书馆的肖斌如先生借款20元维持至14日收到所里的电汇。
我18日晚抵南京。现在想想，不知为何到了南京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拜访孙望先生，而是先去了图书馆。19日上午去南京大学图书馆，一本需要的诗集也没有找到，下午去南京图书馆，因为我提供的查找书目太多不接待，无奈只好准备返京。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起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也没有购得预售车票，找朋友帮忙，折腾了整整一天仍是无果，晚上挤回旅馆写下一首《在南京》，记录了当时的情绪。
脚步拖着疲惫的心情/公共汽车/卸下陈旧的拥挤//天空孤零零/太阳搁浅了//酒泡木了神经/做着不转弯的梦
也是这一年，“诗人”刘福春将自己写下的49首诗编成一个小册子，家乡前郭县文化馆操办印制，162本《雨的回忆》来到人间。在印刷厂，他找出自己名字的三个铅字，蘸上淡绿色油墨，一本一本，把名字拓上去。“从封面看，好像还是三色印刷，其实不是，三色印刷在当时还比较困难，淡绿色的名字并不齐的。”印完诗集了却一桩心愿，刘福春自此和“写诗”告别。
收集和诗有关的一切
看起来零敲碎打，可刘福春认准这一件事，在一日日奔行找寻里，他以翔实丰茂的文献，有根有据、有细节有体量地复现着新诗百年行经之路。
他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探出自己的路。未见其人时，有人想象，刘福春一定是镜片像瓶底一样厚的老学究，哪想见，他常常说几句话就要哈哈大笑起来，同事们叫他“快乐王子”，有他在的地方，空气中都漂浮着轻松和明亮。
刘福春确实很快乐，他知道，做一件他能做、做得好、又喜欢的事，是多大的幸运。
为准确掌握诗人信息，他和诗人们开始建立通信联系。一张表格、一份名单附在信中，有关诗的消息渐次传递，涟漪般散开。
他设计过一张“中国现代诗作者调查表”，后更新为“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除采集基本信息，表上还列有“何时开始新诗创作”“处女作发表于何时何刊”等问题。这份调查表为他收集到了包括纪弦、郑敏、昌耀、蔡其矫、胡征、彭燕郊、张默、朱子奇、痖弦等约4000位诗人的信息。
还有一份“诗人名单”。“为更多地了解诗人情况，1984年底，我依据所见到的资料整理并打印了一份想要查找的出版过新诗集的诗人名单。名单共6页，录诗人近500位，我在致信诗人时随信附上，请诗人们帮助提供名单上的诗人的信息。名单发出后得到了多数诗人的支持，复信总会介绍几位诗人情况或提供查找线索，有的就直接写在名单上再将名单寄还我，这样我了解的诗人信息逐渐丰富，能通信联系的诗人也越来越多。”
因为回信内容大体一致，最多一天，他写了60多封信。他也曾尝试打印信件，用了没几封，觉得不礼貌，便坚持手写。在与诗人的交往中，刘福春注重这些小事，他和老诗人们延续着有响声的交往。
谢冕在《花重锦官城》里描述过刘福春的家和他的爱人：
他居室紧窄，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日益增多的诗集“霸占”，阳台上下，卧床周边，包括餐桌、过道，都塞满了诗集和文件，几无容身之地。夫人徐丽松，全力支持他的事业，成了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无私的助手，小徐不仅贡献了本就不宽广的居室（生活的舒适），而且贡献了全部的心力。其情景极为动人，我感动之余，称她为“伟大的女性”。
上世纪90年代初，刘福春和爱人还分居两地，他住在劲松九区社科院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妻儿来探亲时，要搭一张他自制的折叠沙发床。“那时候有朋友上家来，说你们怎么没有立柜啊。屋子很小，到处是书，根本没地儿放立柜，衣服都是装在箱子放床底下的。有个沙发也搁不下了，只好搬到走廊里。有一次樊骏先生来找福春，他坐在那儿和我说，小徐，我来你们家就像候诊一样。”回忆起这些，徐丽松依然笑出声来。
1993年2月，刘福春花了7000多块钱购置了一台电脑，这在当时绝对超出他家庭的承受能力。他一点点将卡片信息电子化。
虽然生活不宽裕，可买书、研究上的投入他和家人从不吝惜。徐丽松回忆：“90年代末，有次一位朋友送他书，他竟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将两大捆的书，换了几次公交车，其中还上下地铁，搬回了家。我心疼又责备他，搬这么重的东西应该打车的，他说那得花几十块钱，又能买好几本书了！”
多年来，刘福春和徐丽松一直为诗歌刊物《诗探索》奔忙。“福春从约稿、审稿、校对、跑印厂到在办公室值班，为《诗探索》认真负责地做义工20年。”好友林莽回忆道：“我们一同到过大大小小许多城市，每到一个地方，他第一个要问和要去的，就是旧书店或拜访老诗人。他第一次去日本的九州大学，一头扎进资料室，整个礼拜都在查阅和复印资料，一天也没外出游玩就回了北京，让严谨的日本教授也很感动。”
刘福春做事从来谦逊，不张扬，不夸张，用最靠近事实的声音，讲述并辨别这个世界。
1980年代末，《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基本完成后，刘福春又开始当代新诗文献的收集。2006年编撰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大陆与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诗论集17000余种。出版后，《文学评论》《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书评和介绍，认为这是“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李怡语），“新诗大厦的基础工程”（吴开晋语）。《中国新诗书刊总目》获第七届（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和王瑶学术奖二等奖。
谢冕先生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不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奇迹”
刘福春的文章写得不多，或者说，很少。他的工作量与难度，与以文章数量来作简单量化完全无关。他是固执的，用自己的方式心无旁骛做着只有他这样做的事。
刘福春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在2013年。
这一年，《中国新诗编年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6开、上下两册、1500余页、265万字，全书以编年形式详细记录了1918年1月至2000年12月发生的有关新诗创作、出版、活动等史事。“正是这些原始文献的阅读，修正了很多以往研究成果里边的结论、史实。我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尽量还原新诗历史的丰富和复杂，而这部书的完成更是依靠那些原始文献的阅读。”
刘福春用一条条具体史实，为发生了百余年的新诗编年。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研究中国新诗。这也是一部有着个人风格的新诗问题史。在他的观念里，诗不单是审美对象，更是理解和进入历史的具体入口，是充满“问题”的历史现场。
学界给予这部著作极高评价。谢冕先生讲：“《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刘福春以毕生之力勇往直前、坚持始终。他是真正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可以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不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奇迹。”
当别人称赞他几十年的工作成就时，刘福春总会有一些反思、清醒和审慎：“《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完成，是我30余年的积累。如此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是此书得以完成的保证，但也带来一些自身的问题。譬如在长时间的撰写过程中，撰写者的文学史观念前后会发生很大变化，变化的观念决定了史料的取舍、多寡、轻重等标准的不尽相同，而很多文献又不可能重新阅读。”
他另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新诗文献收藏家。刘福春搞收藏，完全为研究。
诗人书信、手稿、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诗集、诗刊、诗报、诗海报等多种品类的与诗有关之物，光是运往四川大学的就有“近14吨”。刘福春的史观就是对文献的无分别心。收藏时，不在“好”的标准上对文献进行甄别，他坚持不能因自己的偏好切割历史本身的参差与丰富。
他一直记着罗新璋先生讲给他在法国图书馆查阅巴黎公社公告的经历。1973年罗新璋随“出土文物展”去法国，有一天工作完毕，他想看看馆藏典籍“巴黎公社公告”。罗新璋后来在文章里写过这段经历：
他翻了卡，查了编目本，也没找到，便打电话到里面去问，里面说二十分钟后再告知。结果借到的是完整的一套公告原件，拿出来两大厚本，是个宝藏，可谓世界上独一无二。这部公告藏品，说不定连法国人都没发现，因为他们自己会查目录，查得到公告图书。我原意在看原件，看几张真品，过过文物瘾，不想图书管理员不怕麻烦，真把原件书号找了出来，这批原件几乎包括全部公告，是手稿部（Cabinet des manuscrits）的藏品，还注明 A la réserve（特藏）！公告编号，从第五号开始，编到三百九十八号，共存三百六十多件，其他地方还散有多件。这些公告，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校样，有的是从墙上揭下的，还留有硝烟弹痕呢！翻阅之下，原件，实物，好像接触到了真实的历史，字里行间风云激荡，使人感奋，作为文献，觉得非常有价值，决定副录下来。
罗新璋的经历让刘福春很是羡慕。他赞赏的正是这样的文献保存意识与方式。“我一直追求文献及文献工作的独立价值，因为我坚信其存在。这种坚信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我的经历和经验，发掘出文献并完整地呈现出来，工作的意义就实现了。整理者不要做‘有没有用’这样的价值判断。我一直警惕文献整理的价值和意义的伤害。在文献收集整理中，往往会因为看重文献的研究价值，又认识不到位，与很多文献失之交臂。”
“你怎么在十亿人中找到了我”
两次和老先生的聊天，给了刘福春很大信心。
一次是与蒋锡金先生。1930年代蒋先生在上海办刊物，熟知许多现代诗人的具体情况。1985年3月，刘福春向蒋先生去信。信里他附上了制式的诗人名单。几天后收到回信，16开的信纸，蒋先生正反面写了满满10页，介绍了近60位诗人的情况。40年后，刘福春还清晰记得收到蒋先生回信的激动：“这当然是一种支持和信任，但我还不将这简单理解为此。蒋先生这样做有一个前提，他知道你在做一件有用而必要的事。”1985年10月，在重庆参加“郭沫若在重庆”讨论会时，刘福春见到了蒋先生。蒋先生提起哪位诗人说到哪首诗，刘福春都知道，这给了他很大信心。
这种信心一直支撑着他。2023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刊发了刘福春《锡金先生的长信》一文，他在文章里延续那个和蒋先生谈诗的夜晚，在信的字里行间看出了先生的“提问”，而他以40余年的认真功课，再一次回答了蒋先生。
还有一次，是遇见台湾的钟鼎文先生。1991年8月，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钟鼎文先生的相遇，让刘福春再一次确认了他10年关于新诗的阅读、记录、寻访、收集，没有白费。钟先生1949年前在大陆以“番草”笔名写诗，但发表作品的报刊全都遗失了。晚上到家，刘福春在卡片箱中找出“番草”的作品记录，开列了一个单子——诗人哪年在哪里发表过什么诗，清清楚楚。第二天钟先生看到单子，大吃一惊，其中一首《向日葵》是当年写给夫人的情诗，因为没有“证据”，夫人并不当真。当天刘福春就翻出刊发《向日葵》的杂志，将这一页复印下来，送给钟鼎文先生。“钟先生那天开心极了，打电话给夫人，说自己找到了证据。”
也是在1985年，刘福春收到诗人黎焚薰回信。黎焚薰是《诗歌与木刻》杂志主要撰稿人，1942年他的诗集《滨岸》由诗歌与木刻社出版。诗人信中写着：“你们的工作做得如此细致深入，钩沉烛幽，无微不至。并且能在十亿人口中找到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现在的住址，可真不简单，令人敬佩。”
所收信件中还有一封很特别。
刘福春同志：
10/19日来信收到。
读后，跟85/3收到您的第一封来信一样，“出乎意料”，“感愧交集”。
《北望集》初版于1943年，到1985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几经离乱，自己差不多要把这件事忘了。而您却从被人遗忘了的冷僻处拾起这本集子，拭去灰尘，编入《中国现代新诗集目录》，诚可感也。
愧者，则是那些诗并没有达到新诗所应达到的水平。虽然我是认真地在写作。
……
写信人是马文珍，曾以“马君玠”为笔名写诗。
写上面那封回信之前，马文珍先生正在与病痛相持，“在那一段日子里，我不但心灰意冷，更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当我知道《北望集》被您从远方的泥土中捡起来而加以编目的时候，我开始有了爱惜自己的意思。所以我坚持做完三个疗程”。此后马先生的病令人惊异地康复了，他一直感念，并将一本1936年11月由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印制的林庚线装诗集《冬眠曲及其他》赠予刘福春。“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诗集，存世的已经没有几本。”
老诗人们身上朴素珍贵的谦逊让刘福春接受着“诗的教育”。多位老诗人将所藏诗集都送给了刘福春。“我和老诗人们的相处交往持续了很多年。比如牛汉先生、绿原先生、邵燕祥先生、郑敏先生、谢冕先生，还有很多。和他们交往我得到的，不止在诗，那是一整个关于做人的学习。”
刘福春也常乐呵地讲起“谢饼大赛”。“大赛”缘起于多年前大家一起去太阳宫附近看望牛汉先生，先生请大家吃馅饼，吃过几回，油滋汪汪皮薄馅大的馅饼成为相聚的“规定动作”。谢冕先生提议，何不将“吃馅饼”发扬光大，不光要吃，还要比赛！在“秘书长”高秀芹的操持下，“谢饼大赛”到今年已举办九届。“馅饼都能吃出一个节日来，这多不简单！”
2011年刘福春书房一角
新诗文献工作进行了40余年，刘福春知道，这不是一件要刻苦才能完成的事，甚至，他早早就将“刻苦”从人生字典里删去了。“坚持不是刻苦，是要专注。我最讨厌‘刻苦学习’这个说法。‘苦’其实是难度，没有难度就没有去做的吸引力，难度不是敌人。在人们认为没有快乐的地方发现快乐，是一种能力。快乐是需要学习的。”
他喜欢柳宗元《江雪》中“独钓寒江雪”一句，并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你琢磨琢磨，这句其实是非常棒的诗歌理论。——独，创作应是个人的、有个性的；钓，诗不是只要下了功夫就能得到，灵感来了才有诗；寒，诗总是在人迹稀少、冷僻的地方；江，那个世界不是小溪小水潭，应该是一片广阔水域；雪，意味着非实用与非功利，钓鱼不是诗，钓雪就是诗了。”
2018年5月，刘福春受聘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14吨新诗藏品随他入蜀，“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成为四川大学、西南地区乃至全国一座别具特色的新诗文献中心，向有志于新诗研究的学人开放。
现在，刘福春在每周上课的两天里，步行往来于家和学校，有时他会拍几张盛放的花朵发在微信群，和学生们说，该来看花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