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酪浆膻肉夸希品，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这是北宋名臣苏颂出使辽国时，写下的《契丹帐》一诗中的后四句，描写了他在“鹿儿道”（今属河北承德市）所见。从燕山山脉向北，是所谓“奚（即库莫奚族，古代北方民族，以善造车而闻名）境”，农牧混合，“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是辽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和平多年，北宋使节们的心态产生微妙变化，不再一味诋毁，偶尔也会欣赏对方，苏颂便写诗称：“奚疆山水比东吴，物色虽同土俗殊。”承认辽国南京（今北京）一带商业繁荣、人民和谐相处、工艺水准较高等。只是相关记载太少，无法抵消人们“北宋精致，辽国粗鄙”的刻板印象。
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正式对门头沟区龙泉务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址早在1958年已发现，1975年确认为辽代遗址。发掘工作至1995年结束，共发掘1270平方米，出土文物8000多件，是第一个经过科学手段进行考古发掘的辽代窑址。
从出土文物看，其中精品与北宋的定窑、邢窑不相上下，且首次发现用无害硼砂代替铅作釉烧成的瓷器，比西方珐琅釉早了500多年。令人惊讶：一向被误会为缺文化、技术差的辽国，为何能做出如此高端的产品？龙泉务窑是不是大辽的官窑？
辽代龙泉务窑白釉刻菊莲纹葫芦式执壶
北京成了制造中心
辽国初期经济粗放。学者张竞超在《契丹经济史研究》中钩沉，北魏时，契丹一度“告饥”，北魏“听其入关市籴”；隋朝时，遇契丹部落背突厥来附，悉令“给粮”遣返。《魏书·契丹传》称：“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今属吉林省）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
阿保机父亲辽德祖（名耶律撒剌的，德祖是追封）时，持续对外作战，实力增强。唐天复二年（902年）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记”。第二年，“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下河东怀远等军。冬十月引军至蓟北，俘获以还”。
阿保机侵扰更剧，“梁灭，阿保机率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所陷，俘其民而归，置州县以居之，不改中国州县之名”。
被掳走的中原平民被安置在斡鲁朵（皇家领地）、投下军州（贵族领地）中为奴，负责耕种与制器。辽圣宗建中京（今属内蒙古赤峰市），便“择良工于燕蓟”。北宋名臣夏竦记：“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契丹）所有。”
辽国还掳获了大量渤海人、奚人。
渤海人善冶铁，辽国将他们安置在北京附近，“至打造部落馆，惟有蕃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军器”。
奚人善造车，也被安置在今北京附近，据沈括记：“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其乘车驾之以驼。”
三大优势难比拟
辽国重视北京，原因有三：
一是农耕发达，可养活众多工匠。
学者秦兆祥在《北宋使臣记述的辽朝社会研究》中钩沉，沈括出使辽国后，写道：“自顺州以南，皆平陆广饶，桑谷沃茂。顺州，西距望京馆六十里少南，馆曰怀柔，城依古长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宋使苏颂也说：“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辽土甚沃。”王安石使辽，惊讶地称：“一马春风北首燕，却疑身得旧山川。阳浮树外沧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日借嫩黄初着柳，雨催新绿稍归田。回头不见辛夷树，始觉看花是去年。”
二是周边矿藏丰富，特别是煤矿。
据民国时《房山县志》记载，京西煤业“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马可·波罗也记录过门头沟的煤，“它挖自矿山，在地下成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
三是靠近丝绸之路，便于文化交流。
学者陈仲琛、陈盈君在《辽瓷特色器型产生的原因》中介绍，辽墓中出土的许多瓷器造型独特，中原罕见，如皮囊壶（又称鸡冠壶、马镫壶）、鸡腿瓶、凤首瓶、穿带瓶、海棠花式长盘等，或源自游牧人传统。其实，这些器型更可能来自中亚，粟特商人带入中原，唐代受胡风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有皮囊壶，只是不如辽代普及。
种种因素，使北京成辽国制造中心首选，带来“南重北轻”经济格局，辽国只好采用更灵活的管理方式，即南北面官制，“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
辽代龙泉务窑白釉剔花壶
辽国重视经商
辽国重商，因辽帝立“四时捺钵”为国制，捺钵指巡幸地，“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依季节变化，到不同地方办公，即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辽史》称：“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使北记》称：“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
学者杨若薇认为，捺钵“不会脱离作为一个经济活动集团的性质。这个集团经营着畜牧生产”，此外，捺钵还是大型流动超市。
学者张敏在《辽代捺钵的物资供应》中，发现捺钵中有大量商人。据沈括记，辽道宗夏捺钵时，“过犊儿（今属内蒙古赤峰市）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即来到捺钵地后，附近的部族民迅速赶来交易。
《辽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即捺钵时，南北府宰相均带下辖部族的商业团队随行，均达“百乘”规模，名为南、北府市场。
张敏指出：“不管是捺钵地市场，还是南、北府市场，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辽朝统治者为了满足随行捺钵成员对各类物品的需求而设立的。”
北宋对此很不爽，担心“吸走”中原财富。
苏辙称：“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沈括也称：“牛羊之来于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
市场推动辽瓷进步
辽初瓷器质量差，学者李艳阳在《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中称：“器物品种单调、器型少，器体矮胖浑圆、装饰简单是这个时期（指辽初）辽瓷的基本特点。”可到中后期，辽瓷质量提升，出现了带“官”“新官”“盈”等款的瓷器。在内蒙古赤峰缸瓦窑遗址，还发现了带“官”字款的窑具，北京龙泉务窑遗址的发现，更让“大辽官窑”说风靡一时。
辽瓷快速进步，有学者认为与辽军掳走制瓷匠人有关。据《辽史》：“天赞（922—926年）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天赞二年（923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攻下曲阳、北平。”学者程嘉静指出，磁窑镇、曲阳县都是当时著名的陶瓷产地。
从缸瓦窑与龙泉务窑中出土的主要是粗瓷，说明辽瓷进步源自市场。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龙泉务窑瓷高铝、高钠、低硅，与北方名窑差别大，用的是本地坩子土，且釉料中不加草木灰，只有少量精品堪比中原名窑。
李艳阳指出，带“官”“新官”“盈”等款的瓷器均从中原进口，契丹贵族用来礼佛。至于窑具上有“官”字款，与其他窑具上有“徐”“孙”“张二”等工匠姓名一样，只表明归属，不等于是官窑。
辽瓷专注低端市场，精品瓷需求量少，用户可向北宋买。北宋禁止精品瓷外流，但河北诸路官员“上下计会，受贿作弊。容纵客旅，公然贩运违禁物色，透盗贩过界”“虽设禁制，仅成虚文”，而南方商船可从海上绕道。令人惊讶的是，竟有部分辽瓷销至中原。
辽代龙泉务窑白釉刻花莲瓣壶
首次发现辽三彩
龙泉务窑是北京的骄傲，体现在两点。
一是规模惊人。遗址总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是辽国境内发现的唯一具有一定规模的窑厂”（赤峰缸瓦窑的规模亦大，但主要生产时间在金元时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称：“三年多来的发掘工作为我们带来许多欢乐，同时也留下很多遗憾。首先，探方分布均在窑址周边，且以东部为中点，对遗址中部未进行发掘。其次，出土器物类型少，特别是高大的瓶、罐之类的器物则更少。如以后再能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应予以注意。”虽只发掘1270平方米，不足5%，却发现13座窑炉、6座作坊。
二是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辽三彩，“这就把辽三彩出现的时期从辽代晚期提早到中期”，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辽三彩竟使用了硼砂釉。
学者徐苹芳表示：“经化验分析得知，龙泉务窑中的三彩器是含碱的硼酸盐釉，证实我国在一千年前已使用无毒的硼釉，这在世界上应属首创。”“原来认为，到清康熙珐琅彩才引进了硼砂釉技术，但在1000年前的龙泉务窑确已发现使用了硼砂釉技术。虽然在龙泉务窑以后硼砂釉技术一度中断，其原因不详，然而我国辽代已知使用了硼砂釉的史实，却被龙泉务窑的考古所证实。”
学者将龙泉务窑的产品分为四期，从辽代一直延续到金代。作为主要面向市场的窑口，政府在此置官监烧，且设瓷务税吏，增加了税收，在辽宁、河北等地，均发现龙泉务窑的产品。通过市场化，各方利益得以最大化。
辽三彩菩萨坐像
可惜模式未能推广
龙泉务模式未能推广。辽宋靠市场，却各怀“鬼胎”。北宋严禁图书、兵器、粮食等流入辽国，辽国则严禁马匹进入北宋，“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戮之，远配其家”。双方都想把市场变成工具，强化自己，削弱对方。
据学者秦兆祥钩沉，北宋想当然地以为，燕云十六州多汉人，会倾向于北宋。宋徽宗准备与金结盟，消灭辽国时，名臣宋昭上书反对道：“不唯北虏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已易数世。今则尽为蕃种，岂复九州中国旧民哉？”
为防商业往来败坏风气，宋徽宗下诏：“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既久，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应敢胡服若毡笠、钓敦（即袜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作为亡国之君，宋徽宗立场坚定，却用错了地方。
辽国也受此影响，虑燕京离北宋近，不断向北移汉民。初期逃民多，后“（韩）延徽始教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殖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
学者张竞超在《契丹经济史研究》中指出：“从长远看，这一行为实际上违背了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将草原开垦为农田，破坏了生态环境，由于草原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许多开垦的土地不久以后都沙化了。尤其在辽亡后，大量北部边疆地区的土地被荒废了下来，慢慢都变成了荒漠。”
避祸反而招祸，辽人未能深入思考龙泉务窑的成功经验，用北宋的错误方法来遏制北宋，最终落入“自我诅咒”的困境。（责任编辑：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