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一战”结束，大批摆脱家庭束缚的年轻女性涌入纽约。她们渴望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以女性住客为主的公寓式酒店在美国风靡一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比松酒店。巴比松酒店以管理严格著称，只允许女性入住，几乎堪称真实世界里的“芭比乐园”。这里满是充满抱负的年轻演员、模特、艺术家和作家，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渴望在纽约声名鹊起。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工作机会稀缺，大众开始谴责外出工作的女性，认为女性不该为了挣无关紧要的“零花钱”而从男人那里抢工作。旧道德卷土重来压抑着一批新女性。巴比松饭店此时虽然也面临经济危机，但仍然是那些苦苦坚持，渴望走职业之路女性的庇护所。美国作家、历史学者保丽娜·布伦寻访巴比松饭店百年来的故事，讲述时代大潮下的女性命运。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巴比松大饭店》的第二章，较原文有大幅删减和顺序微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保利娜·布伦
《巴比松大饭店：自由女性的传奇之地》，[美] 保利娜·布伦 著，何雨珈 译，未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
凯蒂·吉布斯秘书学校
凯瑟琳·吉布斯秘书学校不仅是一所学校，还是一个现象，是年轻女性找到工作的途径，尤其是在大多数其他职业突然对她们关闭大门的时候。
1909 年，已经46岁的凯瑟琳·吉布斯突然成了寡妇，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和一个未婚的妹妹。她从布朗大学的朋友们那里借了钱，在该大学的校园里成立了凯瑟琳·吉布斯受教育女性秘书与行政培训学校（Katharine Gibbs School for Secretarial and Executive Training for Educated Women），地点选在如今的布朗大学非洲文化研究系所在的大楼。她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孙女，尽管已经随了夫姓，那群新教的贵族世家却根本不愿意理睬她。
尽管如此，她还是努力瞄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社会学术语，通常指部分上层阶级的白人）占大多数的上流社会市场，目标是他们从精英大学毕业的未婚女儿们。事实证明，凯瑟琳是个天生的推销高手。她在广告中表明，自己的“私立”学校将保护美国上流阶级的年轻女士们免于屈尊与那些就读于更商业化的秘书学校的微贱之人打交道。
电影《离婚帐单》 (A Bill of Divorcement，1932)剧照。
她也毫不犹豫地去社会名流录中挖掘可利用的价值，即便她作为一个出来工作讨生活的单身母亲，永远也无法被列入其中。到1918年，她的业务已经扩展到纽约。当时，她在《时尚芭莎》打广告，因为有钱人都看这个。
1920年，学校的宣传语是“一所特点鲜明、目标独特的学校”，凯瑟琳还为巴纳德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等顶尖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提供专门的机会，让她们参加专为“高学历”年轻女士开设的强化课程，但名额有限。
1928年，巴比松正式开业的同年，后来被简称为“凯蒂·吉布斯”的这所学校在其学校介绍中指出，继承的财富是“所有保护形式中最不确定的”，而进入吉布斯的年轻女性，目的是靠自己谋生，即便她们清楚地知道，“女性的事业会受到很多阻碍，比如机会不多，比如固有偏见，比如商业本就不在女性天然能涉足的领域，再如，她很少能在薪资、社会认可或责任上得到公正的回报”。
尽管带有这样的女性主义色彩，凯瑟琳商业模式的关键依旧是营造迷人的魅力与优雅奢华的气息。其实，学校介绍中虽然出现了这些关于女性职业机会的充满挑衅意味的话语，却同时在装帧上模仿了富家名媛在首次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场合时使用的邀舞卡——封面和封底都是有分量的白板纸，书脊用精美厚重的白线装订。
这个产品完全符合凯瑟琳所努力追求的形象，但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很多学生自己的出身背景，比如海伦·埃斯塔布鲁克，她先后求学于马萨诸塞州班克罗夫特学校、瓦萨学院、巴黎索邦大学，最后以一张凯蒂·吉布斯秘书证结束了这一段生涯——尽管她明白自己永远也用不上这张证书。
她将在1933年嫁给罗伯特·沃林·斯托达德——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利用她所受的诸多教育，成为马萨诸塞州“着装无懈可击”的慈善家，在任何话题上都持有自己的观点，从“苏格兰猎鸟攻略到17世纪罗马的班博西昂塔风俗画派”。
凯蒂·吉布斯纽约分校的规模不断扩大，随之把教学地点搬到了公园大道247 号，自豪地宣布学校新址在曼哈顿唯一专供私家车使用的绿色大道上。学习工商管理、快速打字与速记的年轻女性们没有时间吃正式的午餐，就在自己学习的桌子上吃三明治。
那是“咆哮的二十年代”，凯蒂·吉布斯纽约分校中有很多像海伦·埃斯塔布鲁克这样的年轻女性。对她们来说，选择这所学校，一为精修能力，一为喘息放松：她们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和结婚之前，偷得属于自己的无拘无束的一年，就算这期间确实要进行一些紧张的打字练习。然而，接着“黑色星期四”就来了，一切都不同于以往了。
美国大萧条时期：已婚女性工作违法
1929年10月的一个星期四，股市全面崩溃。就在那一天，美国人的损失相当于国家在“一战”中的全部花费。到下周二，损失还将翻倍。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作品的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也在纽约亲历了“黑色星期四”，他宣称：“你得排队，才能等到一个可供跳楼的窗口。”
然而，对于一些足够富有的人来说，股市崩溃起初只意味着财产上遭受了一点小小的损失。他们继续着享乐生活。鹳鸟俱乐部、摩洛哥酒吧和其他无数的地下酒吧里仍然挤满了上流社会人士、名人和超级富豪。
1931年，股市崩盘两年后，奢华的华尔道夫酒店开业，酒店的专业女公关、著名的艾尔莎·麦克斯韦为需要振作的富人们组织化装舞会、室内游戏、社交晚会和寻宝游戏。然而，所得税的收入数字每天都在直线下降，美国财政部终于承认，只有征收酒税才能弥补不断扩大的政府赤字。禁酒令正式结束：“第二十一条修正案”通过，敲响了纽约地下酒吧的丧钟。“咆哮的二十年代”戛然而止，突然而绝对，即便对富人来说也是如此。
那时，经济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无望，已经远远超出了华尔街的范围。“黑色星期四”发生后的一年内，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最糟糕的时候，纽约有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口，曾经郁郁葱葱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泥泞荒凉，变成一个“胡佛村”—这个词专指临时简陋小屋聚集的棚户区，以当时总统的名字命名，很多人都觉得大萧条应该怪到他的头上。
皮条客与街头叫卖的小贩随处可见。无数人在街角兜售苹果，这是美国苹果种植者在1929年大丰收后促成的慈善之举，他们希望在解决存货的同时，帮城市失业者一把。这些把苹果箱高高扛在肩上的男人的形象，成为养家男人窘境的代名词。但是，拿着一箱箱苹果的女人们在哪里呢？没有。只有负责养家糊口的人才能拿到便宜的苹果，卖出获利，而在人们的认知中，这样的人只会是男性，而且是白人。
电影《摩登时代》（1936）剧照。
毕竟，女人嘛，总是有男人照顾的。反正大家都爱这么说。但事实远非如此——女性面临着和男性同样的困境，她们突然需要养家了，或者要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而养活自己了。事到如今，大萧条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新现实。巴比松大饭店亦然。
酒店的建造成本并不低：1927年，这23层楼一共花费了400万美元。大萧条全面肆虐，1931年， 巴比松公司（由主持建造该酒店的威廉·希尔克领导的个人股东组成）拖欠了贷款。大通国家银行介入并接管了巴比松。第二年，大通银行抗议市政府对该酒店的295万美元估值，声称其公平市值几乎要比这个数字少三分之一。短短一个月之后，巴比松大饭店在抵押期满的拍卖会上以46万美元的“大萧条低价”被贱卖。这家酒店以最迂回的方式，再次回到了那些曾经失去它的人手中。
在整个止赎与转售期间，巴比松继续如常经营。和客户们一样，酒店也需要在 1929年股市崩溃催生的乱套世界中生存，在这个世界里，很多曾经的富人成了穷人，而穷人则变成赤贫阶级。到1934年，纽约无家可归的单身女性达到7.5万人。正如男人有苹果可卖，他们也有廉价旅馆可去，一个宿舍床位只需25美分，甚至更少，而女性则一无所有。
她们只能以地铁为家，或者枯坐在火车站，她们是没被看见的大萧条受害者。由于无货可售，很多人沦落到出卖自己的身体，通过从事性工作来勉力平衡生与死的天平。寻找家政工作的黑人妇女聚集在街角，等着雇主开车经过并提出报价。女人们把这称作新的“奴隶市场”。20世纪20年代，一些年轻的黑人女性曾和白人女性一样，加入了新潮女郎的行列，而现在，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无论白人黑人，社会都期望女性把仅存的工作机会与自尊拱手让给男人。
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最适合女性待的地方再次变回了家中。还有一种政府妇女事务局不得不反复驳斥的普遍观点：女性是为了挣无关紧要的“零花钱”而从男人那里抢工作的。这当然完全是妄想胡言。现实情况是，许多年轻女性被迫鼓起勇气出去工作，养家糊口，而没有配偶在开销上提供支持的女性则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
巴比松，纽约最耀眼的女性专属酒店，不得不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大萧条的到来。女性顾客们变了，酒店也不得不随之改变。现在巴比松刊登的广告承诺的是经济实惠的简约房间，以及在令人向往的环境中建立人脉网络，寻求赚钱的机会。
电影《美国女孩的秘密》（2008）剧照。
酒店一方面继续吸引心向艺术、家庭财富并未一落千丈的上流社会白人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也开始挖掘其他的潜在住客。《纽约客》上刊登的各种广告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转变。有的广告针对的仍然是构想巴比松之初所预期的那种住客：
致年轻的女诗人，或音乐家……或艺术家……或 想要在任何领域一展宏图的你……你是否意识到，巴比松的诞生，正是为了给你的才华提供一个顺利施展的背景？……而且能让你以现在的薪资享受憧憬未来梦想的奢侈？（1932 年）
但很快，酒店就开始针对有职业抱负（或走投无路）的女性，宣传在这里建立人脉网络的潜力：
智慧的年轻女性要智慧地生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工作之余的身体舒适度、娱乐活动与心理激励。巴比松的年轻女性充满活力……渴望成功，因为与 她们来往的都是活跃于商业与专业领域的人士……艺术家……音乐家……戏剧家……作家……你能与这些人建立有价值又充满魅力的友谊。成为其中一员吧！了解一下适宜环境的宝贵价值！（1933年）
巴比松的广告还会利用在纽约找工作的年轻女性心中的不确定性。巴比松未在广告中提及的，或者说至少是没讲清楚的，是酒店现在提供的安全保障与以往不同了。
1927年，巴比松那鲑鱼红的砖墙对于居住其中的女性来说无异于一个承诺，象征着在一个依然充斥着对新女性维多利亚式指责（这里指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和期望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被广泛谴责的）的社会中受到得体礼貌的对待。
而现在的巴比松所提供的安慰和保护，则能让女性免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谴责：如果女性不应该有工作，如果这种奢侈只能留给养家糊口的男人，如果如今有工作的女性会被视作不爱国，那么任何在纽约拥有，或是正在寻找带薪工作的女性，都与贱民无异。
每当女人穿着工作制服走在大街上，或者站在自己办公楼的电梯口等待，就是在提醒着大家“男子气概为其妥协让步”。到1932年，已经有26个州将已婚妇女从事工作规定为违法行为，而那些没有强制要求女性结婚后辞职的州，却也强制要求她们公开即将结婚的身份，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女人从“真正的”养家人手中抢走工作是很过分的行为。巴比松提供了躲避这种谴责的栖身之所。这里已经不再只是公寓式酒店，还是安全的港湾。
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尤其寒冷。纽约的街头，不仅有“胡佛村”和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还有单身女性在游行，要求获得工作机会。其中很多人都来自“好家庭”，成长于“咆哮的二十年代”的乐观氛围当中。
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为总统，而大萧条正处于巅峰——国民收入减半，900万个储蓄账户消失。罗斯福宣誓就职时，38个州关闭了本地银行，很多地方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救济金。股市的崩盘暴露了过往十年中乐观主义带来的假象。用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话说，这十年建立在“国家对物质利益的全神贯注”上。
毫无疑问，她说得对：20世纪20年代倡导一种由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定义的现代性，但也让女性从中受益，她们被允许去向往炉灶与家庭之外的东西。现在，她们又被告知，要回归炉灶与家庭，即便按照眼下的经济状况，她们恰恰不应该这么做。然而，仍有人在苦苦坚持。
坚持追求工作的吉布斯女孩
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年轻女性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她们找到工作的机会很渺茫：巴纳德学院1932届需要工作的毕业生中，只有三分之一找到了工作，主要的职责就是打字。英语文学学位在就职中毫无用处，除非简历上能补充个秘书学校的学历，最受青睐的相关证书当然来自最好的那所：凯瑟琳·吉布斯秘书学校。
这些年轻的女大学毕业生曾梦想着时尚精致的未来、充实圆满的生活，现在则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敲开这所著名秘书学校的大门。如果被录取，如果顺利地通过了严苛的打字、速记、礼仪、体态、商业培训等课程，她们就会成为“吉布斯女孩”。
如今几乎被完全遗忘的吉布斯女孩曾经是美国劳动人口的骄傲，代表了朝九晚五族群的魅力与勇毅，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也恰恰是同一时期，胆敢在工作场所抛头露面的女性，还在遭受谴责。现在，凯蒂·吉布斯的教室里坐满的，并非来享受生活的七姐妹校友，而是急于寻找途径、觅得一份正经工作的年轻女性。
“休闲女孩”变成了“求职女孩”。瓦萨学院、史密斯学院与巴纳德学院的毕业生们，曾经通过层层考验进入了这些名校，而要进入“凯蒂·吉布斯”，比那时更难。为了容纳大量涌入的学生，1930年，巴比松大饭店第16层成为该学校在纽约的正式处所。精致与精确仍然是培养吉布斯女孩的核心精神。
电影《轻松生活》（Easy Living，1937)剧照。
除了仪态、发声与举止方面的必修课，学校还请来了著名的匈牙利画家兼包豪斯学院教授拉兹洛·莫霍利-纳吉这类人物，来进行艺术鉴赏讲座作为补充。学校还请来名牌大学的教师讲授多种多样的课程，比如健康、体态与个人卫生、现代装饰、银行业务、管理问题、商界时尚、收入管理和英国文学。
最后这门课的目的，想必是要让女孩们在遇到谈论书籍的相关情境时，能接得上话。吉布斯提供从学校毕业后的生活指南，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吉布斯女孩总是掌握着最前沿、最全面的知识。
1934 年，凯瑟琳的大儿子自杀。两个月后，凯瑟琳本人也去世了，但还活着的小儿子戈登·吉布斯继续拓展学校业务，让凯瑟琳之名成为该校成千上万学生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他加租了巴比松的第17层，也用作女生宿舍，并再迁校址，这次去的是久负盛名的纽约中央大厦。
（这张照片来自凯蒂·吉布斯学校20世纪30年代的宣传目录册，两名年轻女子在巴比松的露台上，眺望着广阔的曼哈顿，憧憬着其中的种种可能。出版社供图。）
20世纪30年代的 《吉布斯校刊》经常报道该校的年轻女学生们身处巴比松的露天空间，背后是曼哈顿壮观的天际线。吉布斯年鉴名为《压印筒》，得名于打字机中固定纸张的滚筒。年鉴最后几页更明确地表现了酒店与学校的亲密关系。吉布斯成功地将自己与巴比松如今所散发的那种充满能效的魅力联系在一起。
大萧条时期的很多学生，已然完全不是海伦·埃斯塔布鲁克·斯托达德那种出身名门的马萨诸塞慈善家，而更像是芭芭拉·库尔特，靠着母亲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勉强上了吉布斯，但这已经不要紧了。作为吉布斯女孩住在巴比松大饭店，意味着她能在学校的承诺下，进入“风景如画”的柯罗厅享用早餐和晚餐， 但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吃午餐，所以在两餐之间总是饥肠辘辘。
她手上但凡有点零花钱，也全都花在了帽子、手套、高跟鞋和长筒袜上，按照要求，吉布斯女孩必须随时穿戴这些完整的行头。要是没有按要求穿戴，芭芭拉·库尔特面临的最轻处罚是罚款，最重的则是被开除。就连在地铁上，吉布斯女孩们也不许摘下帽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那时候，帽子作为女性气质的象征已经非常过时了，30岁以下的女人，全都摈弃了这一衣饰。
凯瑟琳·吉布斯学校自我宣称的使命，是要将年轻女孩们送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然而，学校安排的文化与礼仪课程， 则让她们在金钱至上的丛林当中另辟蹊径。后来成为简·方达与彼得·方达（姐弟两人均为美国演艺界名流）母亲的弗朗西斯·方达当初一心要进入吉布斯，立志“成为速度最快的打字员和最优秀的秘书，人尽可雇”。但这并非她全部的规划。
在弗朗西斯·方达为自己想象的未来里，她会雄心勃勃地降临华尔街，并在不久后嫁给百万富翁。这也正是她后来的行动，还行动了两次，直到在1950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吉布斯的就业方向有多种可能性，而且都非常成熟，因为雇主对于自己理想的吉布斯女孩并没有一个准确明晰的标准，这方面没有法律规定，更不用承受任何良心上的不安，所以高管们要求女孩身高必须超过170厘米，或者只能是红头发，也都是完全被容许的。
著名飞行员，同时公开支持同情法西斯主义者的查尔斯·林德伯格就要求，雇用的秘书必须和自己的意识形态步调一致。《周六晚邮报》援引过一位高管的话，这位高管在两个月内前 后雇用了两名吉布斯毕业生，因为他儿子娶了头一个。不过，吉布斯女孩们也利用秘书的职位，开始在企业晋升之路上跋涉。
20世纪20年代，女性职业生涯可以突破护理与教学领域的观念开始生根，并延续到了30年代，没有到大萧条时期各种混杂讯息的影响。在巴比松，这种观念通过各类频繁的茶会、谈话与讲座得以加强，相关活动还包括一场由巴纳德学院俱乐部举办的职业女性主题晚宴，晚宴来宾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女性与报业”“政府中的 性”“医学界的女性”与“参与地方政治的女性”等。
随着电影业的扩张，收音机持有量翻倍，报纸发行数量激增，“坚定自信”的女性形象得以经常展现，也成了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之一。30年代银幕上的女主角们有“雄心勃勃的职业女性、勇气可嘉的演艺人士、成熟优雅的社交名媛、金发迷人的性感女郎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精明睿智的新闻记者”。
这些角色由凯瑟琳·赫本、卡罗尔·隆巴德、克劳黛·考尔白、琪恩·亚瑟等著名演员扮演。而银幕上这些虚构的女主角，成为“20世纪20年代某些失却的壮志之宝库”。不过，与此同时，这些电影女主角被编排了挫折重重或被驯服的命运，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乱世佳人》之中，斯嘉丽·奥哈拉险遭强暴，从狮子变成羔羊。
换句话说，大众文化对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解放进行了30年代式的谴责，而比这更微小、更本地化，没有以电影方式呈现的谴责则更是司空见惯，成为巴比松住客们的日常经历。
电影《离婚帐单》 (A Bill of Divorcement，1932)剧照。
1935年的一本手册《记者养成指南》这样写道：“你看的那些电影里，有些女性找到了记者工作，并且报道了重大新闻。女士们，那都是仙女的梦幻粉尘……如果在你的梦想中，是自己在报道总统的新闻发布会，那么最好深呼吸，好好想想，你是苏西。‘苏西？’我没提过这个名字吗？所有的新闻团队都把新招来的女同事称为‘苏西’，她们只能努力争取做出点成绩，才能为自己争得别的代号。”
但仍有一些人和一些所在，相信女性能够找到充满意义的工作，巴比松就是其中之一。酒店的社会活动总监兼就业顾问伊丽莎白·柯蒂斯坚定地相信，一家女子公寓式酒店能够提供给住客的东西，绝非粉红砖墙之外的社会所能及。
柯蒂斯相信，任何现代女性如果要追求事业，都必须和家庭决裂，要彻底将厨房杂务、强制进行的待客以及各类家庭义务从自己的生活中抹去：“如果女性来到办公室，脑子里想的还是必须要赴的晚餐约会，或者必须招待来访的亲朋好友以取悦母亲，那她只花了一半的心思在工作上。”
柯蒂斯此言不无道理：如果你不用为自己做饭（更别说为别人做饭），如果你不用陪自己的母亲去参加晚上的饭局， 而是可以与自己亲爱的女同事们一起去餐馆和鸡尾酒吧，那么你不仅会过得更快乐，事业上也会更有建树。而每天早晨 从巴比松门口鱼贯而出，戴着白手套的吉布斯女孩们，恰恰是这一道理活生生的证明。
20世纪30年代，巴比松的住客群体发生了转变，大多是些铁了心要工作、渴望走职业之路的女性——即便这种心态仍然被框定在整个社会眼中“淑女且专属于女性”的范围内。而正是这种转变巩固了该酒店的声誉：这里是有美貌又有抱负的年轻女性来纽约的首选落脚点。
经济复苏，美国参战女性重获工作机会
经济环境逐渐好转，1940年，巴比松宣布已经“完全还清了抵押贷款”。巴比松大饭店感觉资金足够充裕了，于是用现金购买了毗邻的大楼，从而保证了酒店今后的采光：再也没有别人能在那里建房阻挡阳光了。通透的自然采光，是巴比松对未来的宣言。
然而，大部分年轻女性走出大萧条时，背后都有一连串破碎的承诺。她们中经济 条件较为优越的那些，在1929年10月决定命运的那个星期之前，一直想象与期待自己会过上悠闲的生活，每日滑冰、骑马、郊游、坐汽车、约会、与朋友相聚。然而，最后，她们只得到了一双鞋，运气好的话可能有另一双换着穿。
等到经济的乌云终于散去，她们想要弥补整整一代人错过的乐趣。欧洲远在大西洋彼岸，那里刚刚爆发的战争一开始几乎没在美国显露什么迹象。不过，这样的日子也很快结束了。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参战了。男人上战场打仗去了，大家自然期待女人能接手他们的工作——尽管之前她们还会因此受到训斥和非难。绰号“疯狂比尔”的多诺万将军号召女性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上班，并解释道，理想的雇员应该“集史密斯学院毕业生、鲍尔斯模特和凯蒂·吉布斯秘书的特质于一身”。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巴比松大饭店》。
原文作者/[美]保利娜·布伦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部分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