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冬天，我在北大荒，借到雨果的一本小说《九三年》。它非常吸引我，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能够从头到尾复述全书整个故事，连书里面那些难记的外国人名，都说得滚瓜烂熟。
在睡十几个知青的一溜儿大炕上，晚上，伙伴们躺进被子里，伸出光膀子，炕沿露出齐刷刷一排脑袋，听我讲《九三年》。我不抽烟，但立刻有人端来北京的茉莉花茶，放在炕头我的面前。那劲头儿仿佛我是连阔如。《九三年》要一连讲好几个晚上，每天收工开完会，躺下睡觉之前，讲《九三年》，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是大家最娱乐的一种方式。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似乎生活在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生活在巴黎，生活在旺岱，生活在索德烈森林，生活在拉·杜尔格高地，暂时忘却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九三年》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多年积累和思考的心血之作。那场资产阶级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故事，他从1793年5月的最后几天讲起，一支叫做“红帽子”的革命军队，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这个叫佛莱莎的社会底层母亲，在这场大革命中神奇地与革命军的首领郭文和西穆尔登神父、叛军的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发生了关系。雨果要用这位平民母亲和她的孩子为“药引子”，牵连出他所表达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当时，雨果的这一主张遭到批判。小说的结尾，为了解救在大火中的三个孩子，我们惯常认为的坏蛋朗德纳克，放弃了自己逃生的机会；朗德纳克的侄子、革命军的总司令郭文，为了救自己的亲人，放跑了革命的敌人朗德纳克；郭文的老师西穆尔登，为了革命的利益判处郭文死刑。这一连环套情节中人物各自迥然不同的性格、思想与命运，当时遭到我们一伙知青伙伴的争议。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思辨色彩浓郁的小说，它的人物雷与电般的对白，和波澜起伏一泻千里的内心独白，看着痛快，逼迫着我不得不跟着雨果一起思考。雨果有着一双强悍的大手，攫住我的心，让我跟着他一起走进他旋风般的小说世界。我不止一遍问自己，如果我是郭文该怎么办？我是西穆尔登该怎么办？我是朗德纳克又该怎么办？真诚而忠诚地信赖一位作家、痴迷一部小说、心甘情愿地和小说里的人物一起走，彻底混淆了小说和现实，这是在以后的阅读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的迷失。
“文革”结束后，1978年，这本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永慧翻译的《九三年》再版，我在王府井南口的新华书店，排长队买到这本书，定价一元一角五分。
至今还清晰记得在这本书中，雨果写过这样一个比喻：“比天平更高一级的还有七弦琴。”这是一个美妙的比喻。它不应该仅仅属于文学，也应该属于现实。革命也好，改革也罢，对于所有人来说，共和国应该是一架美好的七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