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燮（장경섭，Chang Kyung-Sup），韩国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学系的杰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变迁、家庭研究和社会政策等。2024年初，张庆燮教授的专著《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转型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学》出版了简体中文版。他认为，家庭不是不可置疑的前提，也不是发问的终点，他将家庭问题置于东亚发展与现代化这一更大的问题意识之下，以家庭为分析切入点，讨论了韩国社会被高速经济发展所遮盖的制度空缺与传统-现代的复杂互动关系。借此契机，《信睿周报》专访了张庆燮教授。在访谈中，他补充了对近年出现的有关家庭的新现象的观察，并阐释了其基于韩国社会的研究对东亚社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的参照意义。

周天悦，采访、撰稿。

“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是您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什么是“压缩现代性”？在您的概念框架中，为什么“压缩现代性”是理解东亚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

张庆燮：“压缩现代性”描述了一种文明情境，在这种情境中，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以一种高度压缩的方式发生，很多原本互不相干的历史和社会性元素在其中动态共存，这导致了一种高度复杂且流动的社会系统被不断建构和重建。压缩现代性在人类社会的多个层面——个人、家庭、社群、城市、公民社会、国家等——都有所体现，当然还包括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压缩现代性要求个人生活在各个层面上都被高强度、复杂且灵活地管理，以确保其与社会的其余部分顺利咬合。因此，压缩现代性在不同层面之间也会被放大和加强。

压缩现代性普遍存在于后殖民社会，而在韩国等起初落后，但又经历了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中，这一特征更为显著。压缩现代性需要一些特定的制度条件来创立、维持及提升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各类规则及基础设施，但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往往不具备这些现代制度条件。因此，它们不得不创造性地调用许多本土的社会机构和习俗，如家庭、亲缘和各种文化网络等。

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

[韩] 张庆燮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

您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压缩现代性如何导致了“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的出现？“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如何帮助我们理解韩国社会的家庭危机？

张庆燮：如前所述，在自由主义的后殖民社会中，压缩现代性要求包括家庭在内的其他本土社会机构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承担多种社会功能。在西方早期现代社会中，这些功能是由各种新建立的或由传统机构转型而来的现代机构承担的；但在韩国社会中，由于基础性社会制度的不足，一种发挥着基础设施功能的家庭主义就被突显出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作为压缩现代性的一种功能性容器发挥作用，因此它既带来了极大的回馈和满足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负担和风险。从这个角度看，韩国人的家庭主义既是（压缩）现代性的，也是传统的。在最近几十年（贝克所说的“第二现代性”时期），随着家庭主义的负担和风险被放大，越来越多的韩国人选择了个体化的生活模式和人生道路，以便务实地调整或减轻来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悖论：韩国人的个体化过程，反而是他们在自由主义的压缩现代性中对家庭职能和责任的投入和依赖并未减退的一种证明。

尽管在您看来，韩国的个体化过程缺乏一种个体主义基础，但近年来，韩国流行文化中却经常呈现出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如K-pop中的自恋文化及剧集《鱿鱼游戏》呈现的个人生存游戏。您如何看待东亚流行文化中反映的个体化观念？

张庆燮：正如我在前一问的回答中提到的，我认为韩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社会结构关系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韩国出现了强烈的个体化潮流，并不一定就说明韩国人发生了趋向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本性文化转变，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更可能是他们在经济生计、阶级流动、社会文化地位以及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对于以家庭为中心的系统的复杂认同。收获了全球人气的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如《寄生虫》等）就是从流行文化角度，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精彩的呈现。另一方面，随着家庭化的解决方案在经济、社会和其他问题上的有效性日益降低，韩国人个体间的斗争往往变得更加激烈和夸张，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国家、产业、阶级组织和地方社区没能为个体努力提供足够的制度性辅助。

在您看来，东亚社会的再生产危机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不同？

张庆燮：我在我的韩文专著『내일의 종언?가족자유주의와 사회재생산 위기』（《明日终焉？家庭自由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中是这样解释的：韩国以独特、务实的方式实现了自由主义——我称之为发展型自由主义和家庭型自由主义。之所以称为发展型自由主义，是因为国家想要经济高速发展的立场和民众参与经济发展的热情使公共社会政策和民间社会再生产领域出现大量的缺陷和风险；之所以称为家庭型自由主义，是因为构成自由秩序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单元更多基于家庭，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基于个体。

我认为日本在当前也是家庭型自由主义，但是由于国家政策和民众取向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有利，家庭自由主义将促使民众更加积极地生育，生育率会有所上升，考虑到父权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这也会导向生育的性别失衡，即人们会更加偏爱儿子。而在不利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人们将没那么有动力进行家庭再生产（婚姻和生育），甚至生育的性别失衡也会因其社会经济回报的下降而有所减轻——这些趋势在当前的东亚社会都很常见。

明日终焉？家庭自由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张庆燮

집문당 2018

2023年，韩国政府宣布将为有多个子女的基层公务员提供更多晋升机会。您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激励和逆向惩罚政策，是否有助于改变韩国社会的婚姻和生育现状？除了实施针对个人的激励政策，政府是否可能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来缓解家庭再生产方面的压力？

张庆燮：一方面，尽管我无法系统地预测韩国政府出台的各类婚姻/生育激励政策作用在生育率上的效果，但至少政策和计划开始关心再生产方面的问题，这对于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对家庭再生产领域的长期忽视有重要帮助：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直假定家庭应该自我保护、自我照顾，这使得大多数公民在物质生活和社会再生产方面的负担过重。因此，至少在定性预测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期待政策的介入能使家庭生活和育儿状况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在《明日终焉？家庭自由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中，我提出理解韩国生育危机最关键的一个维度是，父权制家庭主义模式下的生育力正在衰退，但并没有一种可以弥补这种衰退的新生育规范建立起来。新的生育规范必须能够适应已经被年轻女性广泛接受的自由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普及体现在年轻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以及生活自主性等方面。

在韩国，尽管（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程度迅速上升，但针对旧有的“发展型父权劳动制度”的严肃改革却并未随之发生。已婚妇女几乎承担着家务管理、抚养照料和社会再生产方面的全部责任，而这些家庭义务在结构上被认为需要完全从属于丈夫（父权家庭）、丈夫的雇主（父权公司）和国家（父权政府）。当一名韩国女性选择规范就业时，在职场，她要像她父亲一辈的雇员一样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却不能不顾家庭；在做家务、照料孩子和生育等方面，她要投入和她母亲一辈的全职母亲一样多的努力，却没有经济上的支持。这种困境在日本等其他国家（父权）发展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没有加强并在社会中传播，政府、社区或企业的各类计划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生育下降的趋势。

82年生的金智英

[韩] 赵南柱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

您接下来将出版一本新的专著The Risk of Compressed Modernity（《压缩现代性的风险》）。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及其与前作的联系？

张庆燮：韩国过去在经济发展、制度、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目标都以一种“压缩”的方式实现了，这一自发性的历史过程在结构上将韩国人置于困难、矛盾和危险之中，而这些困难、矛盾和危险又构成了压缩现代性新的背景、条件和方式，这就是《压缩现代性的风险》一书希望探讨的内容。韩国在压缩现代性中达成的各种目标，就算不是失败，也无法盖棺论定为成功。如果说有一些成就的话，那就是韩国已经大胆、高效地将经济的、技术-科学的、制度的、文化的和生态的风险引入经济发展和其他领域的“压缩”条件中。贯穿韩国独特的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是不断上演的本土政治危机、频仍的金融业与工业困境、广泛的劳动力错配、不断加重的知识/文化依赖性乃至人口的“断崖式”危机——这些都是压缩现代性风险的显现。这本书对韩国的压缩现代性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批判性的阐述，并聚焦韩国在发展和其他领域转型中显现出的独特的风险驾驭特质。

〇封面为原推文封面。

〇排版：宋凝

过载的容器：专访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