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哥亡命天涯：拍三和大神、抑郁症老哥、患癌保安，我没想过帮他们

2023年9月，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知名博主峰哥亡命天涯，进入与“电信诈骗”、“噶腰子”等非法行为深度绑定的缅甸妙瓦底，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妙瓦底生死36小时》一文，引发广泛关注。

而在这轮聚光灯之前，他已靠拍摄印度街头小吃、深圳三和人才市场的日结零工、出租屋等死的患癌青年、中国禁毒第一村陆丰塔寨等各种充满戏剧色彩的内容赚足了目光。

除了“真正的底层”的“血泪”，他拍摄的视频还有“上市公司老总富二代名媛的宵夜”，与“听何祚庥院士庆承瑞先生张洪林博士讲反伪科学趣事”……

主流叙事之外的内容，为峰哥带来了流量和粉丝，也带来了争议。有人评价他是“资本峰”，也有人直呼他为“当代鲁迅”。

很难评说峰哥到底处于光谱的哪一端，他不以意义维度衡量自己拍摄的内容，也不怀着助人的初衷看待自己拍摄的人物。

回顾峰哥的成名之路，从一个每天上班摸鱼五六个小时的程序员，到在社交媒体野蛮生长挣得不低收入的段子手，再到如今拥有超百万粉丝的博主。峰哥早就坚信自己是能红的，因为他把红看作是分内事。

我2008年毕业，当时在大连做“码农”，在通用电气实习。因为当时的金融危机，公司缩减人员，那一年没能统一招新人，所以我没能留下来。从通用电气离开后，我没有选择留在大连找工作，而是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硬座车票，坐了一晚上到上海，住在同学家里，再慢慢去找工作。9月份到上海，过年之后才正式开始工作，是在一家日企做外包。在那里的三个月时间里我一边工作，一边投简历，然后去了巨人网络。

作为程序员，只要你在对着电脑，哪怕是在发呆，大家也会认为你是在工作。有些人可能会很拼、很累，工作一整天，有些人可能两三个小时就把工作完成了。我就是属于比较偷懒的，工作大概花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天上班时间八个小时，有五六个小时都在摸鱼，上网冲浪。当时还没有社交网络，主要是猫扑、天涯、贴吧，我就天天看些乱七八糟的内容。我发现这些内容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写文章的结构都不同于由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当时觉得网上这些东西很有意思，自己也想去从读者转变到一个内容创作者。

虽然是一个理工男，但我小时候写作文还行，一直比较优秀。倒不是我多么会遣词造句，而是有时候我会去写大家想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老师在课上教的东西就类似于皇帝的新衣，而我总像那个说出真话的小孩，从小就有点孩子王的气质。

豆瓣刚推出时，有类似论坛的板块，我一开始是很真诚地向别人虚心求教，然后发现大家都不会认真回复，都在乱侃一通，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后来就试着写一些乱七八糟的网文，最开始是模仿猫扑、天涯一些作者，什么都写，男女、情感、职场小白的心理感悟，没有具体的内容可以称得上一篇文章，放在现在可能被统称为“段子”。那时候自己可能算平台段子手，只要嘴比较贫，说的东西能够引起大家共鸣，就会有人喜欢你、关注你，在那个时候就积累了第一批粉丝。当时注册账号还是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完全没有想过成为网红或者ID是不是有商业价值。

除了段子，影评、书评我也会写，但是我受不了矫揉造作的一些东西，就会写一些讽刺的。当时流行把非常小资、非常小布尔乔亚（petitebourgeoisie，即小资产阶级或小资阶级）、非常文艺的东西硬往这个乡村人物上套，套到刘能、赵四这些人身上，大家给文章中人物起的名字也比较俗，比如李铁根。这是一种反优雅、反文艺的风格，在解构严肃的东西。这类内容的受众面都还比较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能读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有限的。

这可能也和当时流行的韩国文化有关，当时很多文章都在写俊男靓女，写他们的校园故事、财阀生活，总裁爱上女下属……但是，这些故事我们没有经历过，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关系，很难感同身受，大家本能的会有反感情绪。但是把他们俊男靓女的故事套在东北、乡村人物身上，就会产生比较萌的反差。发生在身边的、接地气的、大家有共同经历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引起共鸣。

我挣到的第一笔钱是在豆瓣。当时网易想推广一个帮人相亲的平台，就让我来写。我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屌丝”，但是对女性要求非常高，要求她是高知女性、要有多少收入、长相如何如何，总之反差非常大。大家看到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就想“你凭什么？你配吗？”但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语出惊人的广告，算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操作手法。了解的人知道你是在开玩笑，但是不了解的人就会非常愤怒。情绪可以直接转化成价值。人在愤怒的时候更倾向评论、转发这些内容。那时候接过很多这种商业广告。

当时电商也刚刚兴起，也会给卖国外首饰的店铺写广告，甚至包括一些影评、书评，这些都是能挣钱的。但还是小打小闹，一条小广告收几百块。

后来，我从豆瓣转移到了微博，那个时候微博也是“野蛮生长”，可能包括微博这个平台自身在内都不知道怎么进行商业化。当时所有的话语权都集中在所谓的KOL（关键意见领袖）身上。一些大公司突然发现社交媒体的阅读量很“恐怖”，比如说在电视上投广告可能要花几十万、上百万，但是在微博花一万块钱，投两个KOL，它的阅读量跟电视广告是一样的，甚至远远高于报纸。

在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蛮荒阶段”，我把豆瓣和微博都当做一个副业在运营。大概2013 年年初的时候，我主业的工资是一个月一万四千元， 副业收入已经超过主业收入了。而且因为主业的工作需要每天坐在那里，太枯燥了，我又喜欢熬夜，早上起不来，多多少少会和公司产生一些分歧。于是，我就决定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

当时我还没有特别多的粉丝和影响力，并不确定能不能在社交媒体当中“活下来”。但我的合伙人认为社交媒体是一个新兴行业，有更多机会。

过去我们都是在给公司打工，作为员工没有太多机会和话语权对自己的身价定价。哪怕我工作十年、二十年，最多也就是做到企业的中层，对自己的人生是能够一眼望到头的。但是自媒体这个行业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粉丝量的增长、赚多赚少是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你的粉丝量在增长，你的身价就是在提升的。其实当时我也并不明确这个行业能给我带来什么，但是我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的身价是能够被提升的。

但如果我做程序员的话，我需要去跟领导邀功，需要努力做一个东西去向人家证明自己的价值。在我看来，做策划、做推广、做销售可能价值更大。我们从小接受的思维方式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其实有一天会发现，市场上不缺产品，缺的是真正能把这个产品做得好玩的人。虽然不知道做社交媒体前途如何，但对我来说比传统的朝九晚五要强，而且它值得我去试一试。

大概在2015年，国内有公司推了一个直播软件叫“花椒”，来找我们做广告。那时候还没有直播的概念，我的态度就比较消极。我心想：“谁会关注别人生活呀？怎么就能通过手机看到别人生活，我就会一直看下去？”这还不如我看一篇文章，或者看一个短视频呢。后来直播行业就突然爆发性增长了。所以我自己也会经常想一下，是不是自己对未来的判断总是基于传统的一些定势思维。

我在一次采访当中说：“我认为我是能红的”。这并不是觉得自己掌握了流量密码，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职业看，要做到行业的佼佼者就是工作分内的事情。如果说我是一个前锋，比赛还没开始，我不知道我第几分钟进球，但是我知道我肯定要进球，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原来虽然是做新媒体的幕后工作，但是从前到后的一套逻辑我都比较熟悉，而且我本人其实比较聪明，拍的东西能把大家逗笑，那肯定就是会比其他人强很多。能把大家逗笑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大多数人上网其实无非就是两种需求，一个是有用，一个是有趣。学一些有用的东西是很累、有门槛的。但看一些东西能会心一笑，所有人都有这个需求。

我最开始的视频是以旅游类、户外探险类为主。2018年，我一直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潜水。那时候就是自己玩，一开始也是挺开心的，但是人都有分享欲望，自己正好也是做媒体行业的，所以拿起手机就拍，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

在拍之前也不会特意想以后会有多少粉丝，要靠这个挣钱。只是拍出来之后发现大家比较喜欢看、播放量比较高。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是把它当成项目去做，是比较随性的。直到今天，我拍视频也还是比较随性，没有长远的规划。

我很清楚自己能收获流量并不是因为视频拍得多么有意思，而是因为我去的不同国家的不同环境对大家来说比较新奇。那个时候大家经常说“有钱了的话想环游世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于是我就去帮他们实践。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我无法出国。在国外拍摄时那种一惊一乍、拿饮食来开玩笑的方式在国内并不适用。同时，我发现拍视频也并不需要一惊一乍或者马上就进入视频的高潮部分，而是可以慢慢的去拍一个故事，所以就选择了拍摄中长视频。后面开始拍摄“三和大神”等主题更多元的视频。这样的转变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契机，而是巧合。

当时，很多人一提到穷人、社会底层就想到“三和大神”这个群体，我回忆起了我之前遇到的“三和大神”。我自己也比较好奇，想知道做日结工作是什么体验，就去三和住了一段时间。

最开始，我没有想到过拍视频，所以我去了也仅仅是拍了几张照片。不过对我来说，那几张照片也足够震撼了，我拍到的照片上面有一些宣传语写着“无论多困难不要卖掉身份证”。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人处在什么情况下，会把连身份证都卖了？

还有人卖手机，有人去当法人。“当法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企业存在经营问题时，需要有一个法人为这个企业背债务。谁会愿意被债务？他们会，因为对他们来讲，背十万块钱的债和背一百万的债务没有区别，都不会还的。

很多人认为，要有一个伟大的成就，肯定是有一个伟大的想法。但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是开始做了之后，才一点一点发现能做的越来越多，能拍摄的越来越多。我去拍摄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就直接过去租了一个床铺。听到那些老哥在聊天，在聊美国、俄罗斯，我觉得这些对话很精彩，反差很大。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这些人不会关心国事，但其实他们很关心，能在宏观层面上聊得面面俱到，也能聊得很深入。聊天的镜头结束之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他们没有睡觉的地方，只能躺在广场上睡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好像非常懂美国、俄罗斯的关系，怎么会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呢？所以有非常大的反差。

拍摄之前我并不知道流量反馈会是什么情况，拍摄之后才发现大家愿意看。比如大家会把“翻垃圾箱”叫做“开宝箱”。

很多人觉得我的纪录片是策划出来的，不是，其实就是赶巧碰上了。经常有关注到我的人来给我发私信，问我能不能过去拍他们，我就去拍出来。这些私信读上去都没什么吸引力，可拍可不拍，甚至拍起来比较麻烦，但我都选择去做了，去问一问、看一看。有很多确实觉得没有意思，但也有很多真的是因为我去了才能拍出来很惊艳的作品。我觉得执行力很重要，只要去了现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收获，这个东西就是勤能补拙。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山东人，在上海工作，自称有精神上的疾病，我就去采访了他，视频的播放量很高。

还有一个在深圳的保安，他在疫情期间因为患癌症而无法打疫苗，那个时候他就无法出去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哪怕是保安或者外卖员都需要有疫苗接种证明。他说自己每天在出租屋里，怕死了之后没有人去收尸，他的故事确实是很触动人。

2023年春节前，我有一个“线人”告诉我广州有一栋烂尾楼成了老哥的避难所，有老哥住在那里。这个选题从沟通到拍摄一共用了三个小时左右，十一点联系他，十二点开车赶到那个地方，一点拍摄完成离开。很多时候我觉得没必要准备那么充分，观众的好奇心和我的好奇心是一致的，我的第一视角、第一反应就是最真实、最能让观众有代入感的。对我来说，一个纪录片的质量并不取决于导演，就像一些获奖作品也不是因为拍摄水平多高，而是因为拍摄者在现场，而我恰好在现场。

有人评价我像“战地记者”，总是在第一时间去到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不会代入自己过多的主观情绪和传统观念。我们有时候不需要把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物想得有多可怜、多善良，他也会有自己的缺点。他确实生活得比较拮据，但如果继续追问原因，会发现他就是不想上班，是因为赌博输了很多钱。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但人们很容易把一个人“标签化”或者“脸谱化”。视频中出现一个富人，就认为他是穷凶极恶、压榨员工的资本家，视频中出现一个穷人，就觉得他是一个好人，生活得很不容易，有自己的苦衷。我的视频中很少看到这种“脸谱化”式的人物。

所以，我并没有想着要去帮助他们，要解决他们的困难。视频推出之后，有网友在视频下面评论，希望给他们捐款，我也保持中立的态度。也有很多所谓的有钱人，也就是“富哥”，愿意给他提供一些帮助，给他们转一些红包。

我会把拍摄对象的账号放到视频的置顶评论，如果有人真的愿意帮助他，就自己去联系他，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不具备做慈善的资质，没有募捐的能力，也不会去管理这笔钱。我只是把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告诉大家，我不支持也不反对大家去捐钱。

有些拍摄对象自己开始做自媒体，我也随缘关注了一些，发现他们生活得还不错。但大多数人其实不具备长期当网红的资质，也没有接住流量的能力。例如一个人因为我拍摄的视频而获得了热度，但他红了之后还能干什么？想要维持的话，还是需要拍视频或者做直播。但大多数拍不出有意思的视频，所以他们往往红一两周、一个月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做这个行业是很难挣钱的。

除了拍摄所谓的社会底层之外，我也会拍摄一些“富人”。我的很多视频选题都是从直播间得来的，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话题我就会去做。这也是采用多种媒体形式的好处。如果只拍摄视频，那就只能自己一个人想选题，如果拍视频的同时做直播，那就能很快听到网友的心中想法和一些观点。

我在2023年拍过一个人，这个人把南京的两套房子卖掉后有了四百万的现金。如果用四百万做一点小生意的话完全够一辈子的生活开销了，但他当时的行为很出格，他买了很多球鞋，买的并不是珍藏款，他也不是喜欢收藏球鞋的人，他只是喜欢“买”这个过程。把四百万花光之后，他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里面堆满球鞋。这个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他身上看到当下的物质社会中，人会赋予工业化的产品一些它本不具有的价值，于是大家开始收藏名牌手表、奢侈品、球鞋……

我会想人在有钱之后能不能驾驭财富，很担心自己也会变成这样，去买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同时我也在想，能在买东西的时候获得快乐，那不就足够了吗？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才是快乐？他的故事让我有了很多充满矛盾的思考。

拍摄之前我以为他们的想法就是远离人群，或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走红，但在拍摄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人并不是一体的，男生有男生的想法，女生有女生的想法。男生认为自己在家庭中是“丈夫”“父亲”的角色，但女生认为男生就是精子的提供者。他们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这是我在拍摄前没有想到的。

视频发出之后，女生受到了很多困扰，因为她在视频当中提到了他们是“开放式关系”，但很多观众误解了她的意思。她认为视频在发出前应该先发给她看一下。

这次拍摄让我有了一些困惑，视频发出前应不应该由当事人先审核一下？我觉得审核之后的视频就不是我的视频了，就变成拍摄对象的视频了，所以我不愿意把视频给其他人审核。

对于这类有争议的视频，我也不会再拍摄一个视频去回应争议。如果后续再去回应哪里错了、哪里对了、为什么不让拍摄对象审核，就变成了一个戏剧性的连续剧。

总之，我是非常认真的在做一件事，只是拍摄的对象比较荒诞，或者内容比较荒诞，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是刻意想去做节目效果，但并不是这样。一方面，我拍摄的内容本身就比较少见。另一方面，我长期跟老哥们打交道，我就没有对社会底层的传统俯视视角，我并没有特意去关注他们。很多人说你是在利用老哥赚取流量，但这是他们自己要求上镜的，这和一个海归的计算机博士要求上镜没有区别，他有和任何人一样出镜的需求，倾诉的需求，他也有想成为网红的需求，我只是在平视他们的需求。

我比较喜欢看纪录片。但是看纪录片对我的帮助是比较有限的，我还是要用自己的设备，要自己去拍摄、去实践。我很喜欢金国威（美国纪录片导演、摄影师、攀岩运动员），他拍摄的《徒手攀岩》获得过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他是一个攀岩运动员，尽管后期学习过纪录片创作技巧，但最开始拍摄时就是和同伴互相轮流拍摄，呈现出很多很棒的作品。我可能就像“穷人版”金国威，如果我要拍摄其他人攀登乞力马扎罗山，那我自己要先攀登上去，其他导演可能并不会这样做，这也是我拍摄纪录片的一个强项。

我的粉丝构成很复杂，更多的是学生，但也有中年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或者是一些名人想得过于神圣，觉得他们是不是天天看莎士比亚，其实不是。据我所知一些明星、网红平常也会看比较通俗易懂的视频。电影一年才生产几百部，大多数确实跟多数网民的需求是不匹配的，所以才有了自媒体来填充缺失的部分。

有人说我是网红，有人叫我“资本峰”，也有人叫我“当代鲁迅”。我不会觉得网红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这就是一个客观描述。“资本峰”也是大家对我的一种爱称和调侃。这里的“资本”并不是指我多有钱，而是指我有资本能决定拍摄什么、不拍摄什么，相较于其他up主来说，我的自由创作空间更大，因为我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上级，我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什么。

但我也还没有自由到可以完全不考虑钱的程度。我也需要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商业广告需要优先排发，必然会对创作周期产生影响。但只有挣到钱才能承担拍摄过程中的交通、住宿等花销，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不是“资本峰”。

我的收入主要是有三部分。首先是我和b站有一份独家合同，我所有的投稿视频都要上传到b站，它会给我一部分薪资；我还有一份直播相关的合同，只要我每个月定期开直播也会有一部分收入；第三部分就是商业广告。

流量带来的收入是很小的。我在拍摄时更看重自己的口碑和内容的稀缺性，而不是流量。没有广告客户希望我天天去拍老哥，拍那些脏乱差的环境，这会贬损一个账号的商业价值。但我坚持自己的拍摄方式，能够得到平台的认可，平台认为我的东西是比较独特的。

不能期待每次拍摄都是能挣钱的，很多时候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就像拍纪录片也没有商务合作，很难直接挣到钱，但它能提升名誉，收获更多粉丝关注。我也会拍摄一些户外相关、更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成本不是按照单独的每个视频来计算的。

回顾做自媒体的这些年，最大的“得”是我看待事物更包容了，世界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完全公平，我们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

失去的东西也有很多，比如我的身体状态不如之前，拍摄之外没有很强的与他人沟通的欲望。我也会担忧长期拍摄社会底层的内容会造成审美疲劳，想着多去世界各地走一走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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