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乐专家李幼平:武王墩楚墓考古,将“乐府”出现时间提前至战国

“乐府”是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文献记载:乐府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然而,近期通过对安徽淮南武王墩高等级楚墓的考古发掘,发现北椁室墨书文字明确标注有“乐府”二字,椁室内对应放置的就是乐器,这说明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已经有了乐舞管理机构。
发现音乐文物近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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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李幼平(右二)在武王墩墓考古现场考察出土乐器。 李幼平 供图
5月19日,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中华礼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负责人李幼平受央视邀请来到武王墩墓考古现场,向全国观众解读此次考古中发现的音乐文物。这些文物包括乐器、乐舞俑像和文字文献等三类近百件,其中乐器包括钟、磬、鼓、瑟、笙等,至少涵盖了先秦八音乐器的金、石、丝、革、匏等五个种类。
19日晚,李幼平坐高铁回到武汉,当晚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三大类音乐文物大多保存良好,可以看出基本面貌,关键部件也都在,便于日后的进一步修复。
他说,汉乐府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这次武王墩的北椁室,墨书文字标注有“北乐府割(盖)十”字样,明确出现“乐府”二字,且在室内对应放置乐器——这使得《汉书·礼乐志》记载的历史记录再次刷新:此前的记载是由汉武帝设置的“乐府”,而由于在秦王陵出土了乐府编钟,故“乐府”应前置于秦代以降;而今天由武王墩出土的文献则明确地将“乐府”提前到了战国时期。由此可以想象,楚国宫廷音乐机构对楚国礼乐活动的管理是多么规范。
武王墩墓西室发现了众多乐舞俑像,他们是乐器的演奏者、舞蹈的表演者。李幼平说:“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交响、载歌载舞。先秦时期的楚国,已然是一个音乐制度完善、礼序乐和的国家。”
2.06米,刷新战国瑟木架长度纪录
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中(战国早期),曾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编钟,而安徽淮南的武王墩墓中是否有编钟?李幼平介绍,武王墩楚墓已经出土了两套青铜编钟。此次发掘的独特发现,是发现了编钟的钟架和磬架。磬架有凤的造型,钟架两头有虎的造型,钟架有14个孔,和此前追回的编钟正好吻合。编钟的钟架和磬架,通过虎和凤的造型,将乐器视觉和乐器演奏的声音结合,体现了楚人独特的音乐文化。
李幼平还介绍了出土的虎座凤鸟架鼓的虎座,既有音乐美,也有乐器造型美。当鼓声一响,我们可以想象虎啸的威严,想象凤鸟腾飞的形象。楚文化的浪漫、楚文化的丰富,用虎座凤鸟架鼓可以呈现出来。他说虎是巴人的图腾,凤鸟是楚人的图腾,它又在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出土,这表明楚文化的开放包容,它将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融合在一件乐器上。相较于出土于曾国土地上的编钟,虎座凤鸟架鼓更能作为楚文化的代表。
相对于以往的楚国乐器,这次令李幼平惊喜地发现还有笙竽类乐器,不仅有吹嘴、笙斗、苗管,还发现了簧片。簧片是笙竽类乐器发声的音源。这样,武王墩出土笙竽类乐器的所有构件就都找到了,将来的复原就不仅仅是外形,它们的音响也将能复原,这也就意味着今人可以听到两千年前楚人乐器发出的乐音。
《诗经》载“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先秦时期瑟和笙常常一起合作演奏。这次在武王墩墓也发现了大量的瑟的残件,尤其是发现了在瑟枘上残存的丝弦痕迹,对了解先秦丝类乐器弦的材料、制作方法等,将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另外,还出土了长达2.06米的瑟禁(放置瑟的木架),便于人们了解当时瑟的表演使用方式,刷新了战国瑟木架长度的纪录。
盼中墓室考古发现乐府文献和乐谱
李幼平(左)在武王墩墓考古现场和考古队长宫希成(右)在一起。 李幼平 供图
李幼平说,1933年在安徽淮南,名为李三孤堆的楚墓被盗,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自那时起就有了考古实证的楚学,20世纪80年代楚学成为湖北、湖南、安徽、河南4省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重要学科,编纂出版了18册的《楚学文库》,其中就包括音乐舞蹈部分,即他和导师杨匡民教授合著的《荆楚歌乐舞》。他本人在1995年开设了楚音乐史的课。
“我也想写一部《楚国音乐八百年》,但一直没有楚王墓的考古发掘,没有足够的考古音乐文物和文献作为资料,这部书还不能写。”李幼平表示,这次武王墩墓被考古专家推测,很可能是楚考烈王的墓,如果不久后武王墩墓最后的中墓室打开,确证是楚考烈王的墓,并且发现乐府文献和乐谱,那就是书写历史的惊喜。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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