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4月22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出生在纽约一个富有的德裔犹太人家庭。转眼间，百载春秋已过，在今年的4月22日，我们迎来了奥本海默诞辰120周年。奥本海默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主导者之一，他不仅推动了科学的飞速发展，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进程。
近日，我们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奥本海默传》中文版审校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奥本海默传》中文版译者、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以“为什么历史记住了‘奥本海默’——纪念奥本海默诞辰120周年”为主题进行分享。
活动中，三位嘉宾首先回顾了这位科学巨匠的传奇生涯，不仅聚焦于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杰出成就，更深入挖掘了他个性形成、人文主义底色以及个性与时代冲突所造成的“奥本海默悲剧”。奥本海默的生平不仅是一部科学探索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科技伦理与科学家责任的沉重历史。
对话环节，嘉宾们围绕奥本海默研发出原子弹后产生的科学反思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子弹的成功研制无疑是人类科技发展的里程碑，但与此同时，它所带来的毁灭性力量也引发了人们深刻的思考。奥本海默曾说：“科学家不能决定是否制造原子弹，但他们可以和应该参与决定如何使用它。”
以下为对话环节嘉宾的精彩发言。
1 科学家作为技术的研制者，需不需要对自己研制出的技术和发明成果负责任？
汪冰：重读《奥本海默传》，我们可以发现奥本海默对于制造出原子弹这件事内心始终是纠结的，他一方面表现出对于自己是“原子弹之父”毫不后悔，另一方面有时候又有一些内疚。那么科学家作为技术的研制者，需不需要对自己研制出的技术和发明成果负责任？
方在庆：奥本海默研制出原子弹后接受了电视媒体采访，他的说法与他实际的所作所为是矛盾的。美国研制原子弹本身是针对德国，要抢在德国之前研发出来，但是德国在1945年5月8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包括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没必要再做原子弹了，在这种情况下，奥本海默去做了这些人的工作，他给出的理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原子弹是什么，至于它最后用于哪里，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能不能做出来”实际上是科学家的一种内在驱动力。
《奥本海默传》
理查德·罗兹在《横空出世：核物理与原子弹的诞生》一书中引用了奥本海默的话：“科学中深层的内容被发现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能被发现。这是一个深刻而必然的真理。”实际上，科学家追求某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去追求它，而是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这对好奇心、对他的智力追求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在不考虑应用层面时，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让他现在就停止。后面人们说他应该停止，实际上是一种回溯式的追问。
《横空出世》
另外，在电影《奥本海默》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圣诞节时，尼尔斯·玻尔将奥本海默单独留下，问他“足够大吗”，奥本海默回答“足够大”，但是玻尔和奥本海默对“足够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玻尔理解的“足够大”是原子弹制造出来以后不仅能终止与德国的战争，而且能终止所有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子弹必须被制造出来。
赞同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自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之后，就没有打过原子战争，有核国家之间打的都是常规战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有核国家敢冒风险打核战争。这是一种所谓相互遏制的策略，也是后来冷战思维的科学家们给自己的行为贴上正确标签的一种思路：只有相互遏制，战争才能停止，而一旦战争打下去，只要对方有能力反扑，那么就意味着相互毁灭。在电影里，奥本海默的说法是“在一个瓶子里有两只有毒的蝎子，谁也不敢咬对方，因为蝎子本身是有毒的，咬了对方就等于相互毁灭”。
奥本海默本人对技术和科学对人类的影响的思考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一些说法与内心的想法是有差距的。在他1960年应邀访问日本时，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他是否后悔做原子弹这件事时，他表示不后悔。事实上，他还当时参与了原子弹投放的具体计划。但原子弹投放后，尤其是向广岛投放第二颗原子弹后，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内心一直有恐惧，也一直在反思。
电影后半段听证会的场景中，导演诺兰通过急促的、不断升高的、紧张的音乐来表现法官与奥本海默的对话，这实际上也是代表了一般人对奥本海默的质问：你赞同做原子弹，为什么反对氢弹？炸一个地方死2万人和死20万人有本质区别吗？毁灭一个城市和毁灭一个国家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是提问给后世的。
奥本海默后来看到很多毁灭性的照片时，实际上内心有很大的触动，但是他并没有表达出来。我想，技术的使用最后也不是由他决定的，虽然他的地位很重要。朱老师讲科学家和政治家是一种联姻，但我觉得这个联姻更多的是利用，所以当这种利用价值特别小的时候，实际上科学家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决定使用这个技术。
朱嘉明：如果仔细研究科学史或者技术史，就会发现20世纪的科学家们对原子结构有越来越深，对于处于科技前沿的物理学家来说，原子弹不存在任何深层挑战的技术问题。从理论上说，对德国、美国或西欧其他国家政府而言，制造原子弹基本不存在问题。即使那时的中国科学家，例如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团队，对原子弹的原理也是明白的。
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有自己的结构和逻辑，有自己的生命力。代表其科学意志的是科学家，即科学家是它们的代言人。
至于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关系，到底是政治家驾驭科学家，还是科学家最终引导政治家进入科技陷阱，这很难说。表面上是政治家左右科学家的命运，因为政治家有权力，能影响科技的发展，可以提出战略。但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家没有办法长远且深入地理解科学问题，他们最终还是被科学家引导的。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提出发展原子弹的计划，到最后罗斯福接受，这整个过程你会明显看到科学家用另外一种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有意志，能自己发展，科学家都不能左右了。所以，政府讨论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法律问题就一定是滞后的。
回到奥本海默，他其实是被双重力量所碾压：一方面，他发现原子弹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科技力量之强大，作为科学家都承认面临来自科技逻辑的压力。从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纳粹德国决定发展原子弹开始，原子弹的产生就挡不住了。奥本海默深深地知道，制造原子弹已经成为是用什么方法、做什么组合、在什么时间制造出来而已。这也是奥本海默对氢弹的态度一直都是无奈的深刻原因。如果你不是科学家，你不会感到也不会意识到科学本身的自我冲动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奥本海默的压力来自权力，来自华盛顿、来自白宫、来自总统、来自军方。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奥本海默所承受的心理折磨，超出人们想象。奥本海默在去世前的两个月讲他的人生被一个东西折磨——责任，“世俗词语借用了宗教的理念，而不用扯上任何神明。……现在，如果不用像‘责任’这样的词，我都不知该如何形容我的人生，这个词与选择、行动及抉择时的纠结有关”。奥本海默的内心忍受折磨，他的一切的悲剧，说到底，来自他的责任感，无法推卸和不想推卸的责任感，自觉的责任感。或者说，奥本海默人生的悲剧在于，他将他不应该承受的责任和他的一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悲剧，也是值得后人尊敬的悲剧。
方在庆：我很赞同朱老师刚刚用“责任”来解释奥本海默坚持制造原子弹，以及反对制造氢弹。他从一开始就提出与苏联分享原子弹技术，并试图将这一想法贯穿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很遗憾这份报告后来被美国政府做了手脚。后来美国政府决定制造氢弹时，他是反对的，最初是因为技术不成熟，也没有必要，只能加剧美苏之间本来就敌对的态势。但当泰勒-乌拉姆方案出来后，他就不再在公共场合明确表示反对氢弹了。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是可以从“责任”的角度串联起来的。
汪冰：为什么“不务正业”、兴趣广泛的奥本海默，会深思技术与人类关系，也会思考科学家的责任，因为他不仅有工具理性，也看重价值理性。
2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知识分子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如何消除大众对技术的无力感？
汪冰：刚才两位老师都讲到了“责任”，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知识分子和知识工人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有没有社会责任感。我们今天纪念奥本海默诞辰120周年，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纪念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的知识分子和政策顾问。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奥本海默作为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者、一个科学家，如果仅仅因为技术成就沾沾自喜，那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专门花时间来讨论和纪念这个人，但是奥本海默的内心因为自己的发明而饱受折磨。
关于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现在有两种典型的论点：第一种是，我只是个做刀的，我不能决定刀是用来杀人还是用来做饭；第二种是，要相信后人的智慧。但我觉得奥本海默最可贵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刀具的流向负有某种程度的责任，至少是社会责任，而且他觉得应该由这一代人去解决问题。
奥本海默的一生如果追求的是价值的胜利，他有很多胜利的机会，比如说去投入他发现的当时还没叫黑洞的研究，比如支持氢弹的研究。但是他都没有，奥本海默追求的不是价值的胜利，而是价值观的胜利。我觉得在过去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好像价值观的胜利不重要了，价值的胜利才是我们最看重的，但是这个回力镖是不是有一天还会扔回来？
正如朱老师说到人工智能，今天人工智能应用非常广泛，但是我们常常深感无力，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背后是什么，也不知道人工智能未来会不会威胁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其他方面的福祉。那么在这个时代，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技术，知识分子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如何解除大众对技术的无力感？
朱嘉明：人工智能的概念现在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现在大家讨论人工智能提出了一个概念“人工智能的奥本海默时刻”，这是指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进入相当于1945年6月15日凌晨5时24分的状态，就代表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进入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刻，标志着人工智能完全超越人类。
2月19日，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教授在谢尔顿剧院作了题为“数字智能会取代生物智能吗？”的演讲，他对人工智能做了7条评价，其中说到“人工智能可能会灭绝人类，它们有若干种方式将我们消灭”。马斯克2月29日起诉Open AI，其中就涉及一个暂定名为“Q Star”的人工智能项目，Q Star很可能被视为一个新物种。人类将面临的是一个新物种，已经不再是原子弹时代一部分被人类的另外一部分消灭那样的危机或挑战，这将成为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需要忧虑的问题。
纵观整个科技的发展历史，当每样新技术出现时，可能认为它是随机的、零散的。但此时此刻，突然发现所有这些似乎随机的事件碎片，正在连接在一起，展现越来越清晰的启示。
奥本海默特别喜欢“开诚布公”概念，用于解决科学、经济和政治问题。现在，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困难是：科技的发展使大众对科技的认知水平的滞后不是缩短而是延长，难度不是减小而是增加，直觉判断不是增强而是在消失。比如蒸汽机，对机械的制造有差别，汽车、飞机、原子弹，人们可以有知觉，可以自学，可以通过网上查询提高认知。但是现在，理解人工智能的算法、深度学习的模型，涉及太多基础知识，过于抽象。所以，当下历史性任务是应该让更多的民众最大限度地理解科技实际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其因低估被误导，不如因高估而警觉。
方在庆：针对朱老师的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人工智能就目前来讲并没有对人类构成根本性的挑战。比如大家都提到的ChatGPT，它确实很厉害，我们也都在用它，但是它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有固有缺陷的，和人类真正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差距，它在反应速度、信息收集等方面确实可以减少很多人的劳动，这是“量”上的改变，尽管这个改变已经逼近极致。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人工智能没有威胁到人类的霸主地位。我也在用ChatGPT，但是能意识到它经常误导使用者，比如伪造数据、伪造文献，如果我们完全相信它，那我们自己就成了笑话。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想我们还不用太悲观。
朱嘉明：现在，超级计算机每组的算力是每秒100万亿亿次、人工智能现在可以以每秒超过800个token（最小文本单元）的速度提供服务。而人类的智慧是有天花板的，而且严格来讲人类智慧在发展的同时还在衰落。现在的人工智能已经帮助人类从事物理、数学、化学等科研项目。
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低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我们身旁改造我们，改变我们的社会，其速度每天都在加快。简言之，人们可以低估人工智能，但是要避免对人工智能偏见。
汪冰：两位老师的分享和思想交锋很有意思，刚刚也都提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会发现它和自己期待的不一样，所以现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很火的主题——人机对齐，就是让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对齐。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你今天下午特别困，自己不想买咖啡，办公室有机器人，但是你需要在5分钟内喝到咖啡，于是你给机器编程让它保证你在5分钟内喝到咖啡。它有可能回来的路上把你同事打倒，就因为他挡路了，甚至会因此出现命案，因为它收到的指令就是一定要让你在5分钟内喝到咖啡。
所以，让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价值观对齐不仅意味着更复杂的算法，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人类的价值观真的就是向善的吗？所以，我想再向两位老师提问，我们现在好像离产品更近了，但是知道的原理好像越来越少了，大众会有失控感。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这种无力感？
朱嘉明：“对齐”非常重要，中美前段时间还在讨论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其中一个潜在观点是大家一起来避免人工智能失控。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技术、最大的政治。一些国家的团队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可以看到它的输入和输出，但是对大模型的运行机制不够理解，不知道是如何完成这中间的转化过程的，无法解释它的运行原因。
所以，人工智能的科普很难。过去做科普，科学家可以将很深奥的东西简单地讲出来，让民众理解。今天，类似相对论、量子科技、黑洞……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很难的。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进入科技前沿的成本在急速扩大，原来研制原子弹，各国都能做，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进入人工智能前沿的国家寥寥无几。
方在庆：关于人工智能现在的影响，从做科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消除忧虑，面对人工智能，我们应该从技术角度去消除对原理、基本逻辑等方面的不理解。比如在使用人工智能的不同版本时看看究竟做了哪些改进、缺点是什么，用了这些之后，我们有什么进步，通过这种方式将技术恐慌具体化，分解焦虑，这或许是一个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紧迫性的办法。
汪冰：在机器人时代更要活成一个“人”，思考人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警惕成为技术的奴隶。
3 在这个时代，阅读像《奥本海默传》这样的科学家传记，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汪冰：在最后还想问问两位老师，在这个时代，或者说在任何时代，阅读一本像《奥本海默传》这样的科学家传记，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朱嘉明：科学家的传记是非常值得读的，因为它除了有人生故事，还有他背后的科学和知识。学习科学史离不开这些科学家的传记，而且科学家的传记比政治家的传记、军事家的传记更具有挑战性，应该有更多的人来阅读。
方在庆：读了科学家的传记，尤其是这些影响了历史的科学家，我们发现他们的独特性恰恰是他们独特的美学。美学教育实际上在我们现有的教育里是最欠缺的，我们强调知识、文化，强调各种具体技能的学习，但是恰恰没有强调审美的判断，而审美的判断实际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奥本海默的独特性也是因为他有独特的审美判断，他不愿意成为乌合之众。看这些科学家的传记，可以看到他们有表现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在审美的独特性上是一样。
而且，我们缺乏审美的教育是因为我们缺乏具有审美意识的老师、缺乏具有审美意识的家长。审美是一种选择、一种判断，它和价值联系在一起，而不只是知识，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学习全部是知识。我们一定要比所有人算得快、答得准确，这些全部集中在知识层面，这不是能力，能力是反映在审美上的，读这些具有个性的科学家的传记，恰恰可以给予我们关于审美的启示。
汪冰：两位老师说得非常全面。最后，我想作为译者推荐一下这本书（《奥本海默传》）。电影时长3个小时，如果你看过了，就会发现它实际对奥本海默的人生掐头去尾了，这个因果循环的故事没有讲完，当然这并不是诺兰的任务，这是传记的任务。而且我有一个观点，阅读是创作，它是很私人的事情，你读到的奥本海默、打动你的细节可能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这个收获也是属于你的。
奥本海默曾经说“在这个普遍混乱的世界里，希望我们有所知、有所爱，不要迷失”。这些在大时代里经历过混乱和迷失的人，始终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和指南针。所以我觉得在一个看不清楚未来、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去看看历史上这些在不确定中、在大风大浪当中依赖自己的心智、依赖学习、依赖天赋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也是很有启发的。
来源：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