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如何摆脱“低生育率陷阱”？

以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一九九二年就降到保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的2.1这个更替水平之下。三十年后的二〇二二年，中国开始人口负增长，在统计意义上也就顺理成章。如何应对这个人口新常态，成为从学术圈到决策层及至舆论界的热切关注。在涉及人口的热议话题中，我们有没有机会摆脱目前的低生育状况，对中国社会是一个唯此为大的课题，也是我在出版《人口负增长时代》一书后仍然念兹在兹的谜题。一方面，相关学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另一方面，由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不顺畅，交叉研究开展得不充分，每个流派的研究范式也不尽统一，以致我们迄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也就是说，人们对生育率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度，对相关理论进展和经验积累却知之甚少，因而在系统性政策思路上面也难以形成共识。作为对认识需求的回应，本文在综述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勾勒一个转变研究范式和重构分析框架的路线图。

奥地利学者沃尔夫冈·鲁茨（Wolfgang Lutz）最先提出“低生育率陷阱”概念。在很长时间里，这只是人口学家圈内的讨论话题。随着生育率下降成为更多国家面临的现实，这个令人不安的概念也不胫而走，甚至被接受为一种特征化事实。除了从具有极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证据获得支持外，这个假说还得到主流人口理论的背书。从理论和政策关注的角度来看，由于具备了以下两个重要成分，故该理论已经概念化和体系化。第一，这个理论尝试阐明，某些确定存在的因素，会通过特定的机制，使生育率下降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不可逆过程。第二，该理论也尝试从经验上表明，现实中存在一个关于低生育率的数量界定，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降到该水平及以下的情形，意味着一个社会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且难以自拔。

鲁茨及其合作者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人口、社会和经济三个维度上存在着一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推动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率进一步螺旋式下降（“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6）。从人口学角度看，长期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处在生育年龄的人数过少，以致无法逆转生育率下降的惯性。从社会学角度看，既然每一代人在选择理想家庭规模时，依据的经验都来自上一代的生育率降低趋势，所以，生养更少数量的孩子，对新生代父母来说只是顺水推舟之举。从经济学角度看，在期望生活水平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的较大缺口，抑制了年轻一代生养孩子的能力和意愿。虽然鲁茨等人不情愿给出一个作为“陷阱”标志的生育率，但是，很多其他研究表明，以总和生育率1.5作为基准，可以取得较大的共识。也就是说，如果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一个国家就被认为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二〇二〇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二〇二一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低到不足1.2。根据不同的参照标准，我们可以对中国现行生育率究竟有多低做出几种判定：与2.1这个保持人口规模稳定的更替水平相比，处于低生育水平；与1.5这个作为“陷阱”基准的水平相比，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根据所谓“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这样一个标准，已经处在极低的水平。早在二〇一四年，国家就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先后实行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可以生育三孩”政策，与此同时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正是对极低生育率的积极政策回应。

然而，从人口动态和生育率变化来看，这些政策尚未显现预期的效果。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其既有的惯性，从二〇一四年的6.7‰跌落到二〇二二年的-0.6‰。防止人口过快减少和老龄化，必然要求阻止生育率的下降势头，甚至希望生育率向更可持续的水平回升。学术界面临的课题，便是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从理论逻辑和实证经验上回答，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什么东西，它能否以及如何被避免或摆脱。在诸多目标中，一个较为根本的是：打破传统的认识定式和研究范式，构建一个符合生育率变化规律的分析框架，并按照一种内洽的逻辑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