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潮新闻获悉，“文脉老人”、浙江大学古籍所束景南教授，于2024年5月22日在杭州去世，享年80岁。
束景南，1945年出生于江苏丹阳，196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至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分院中文系任教。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蒋天枢先生。毕业后分配至苏州大学任教，1995年调至浙江大学，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束景南教授研究领域广阔，研究生期间曾发表《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扬雄太玄创作年代考》《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新考》等论文。1982年以后转入对宋明理学、经学、易学以及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发表专著《朱熹年谱长编》《朱子大传》《阳明年谱长编》《阳明大传》等。
2013年8月30日，钱江晚报《文脉》专栏曾经刊发过的他的专访报道，2019年10月，记者再次因为他的新书专访了他。
今日两篇旧文重读，以悼先生。
《束景南：“坐而论道”》
我们去的时候，束景南正在拉二胡。曲目是《二泉映月》，在暮夏的午后，缠绵悱恻。
这是他最热爱的“锻炼”，每天，束景南都要拉二胡两小时。拉到忘我时，已然有些庄子“天人合一”的境界。
庄子，是他最早研究的领域。1979年，束景南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在权威期刊《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庄子的文章《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当时在学术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和“主流”唱反调。
当时普遍认为，庄子提出的“坐忘”的哲学是“自欺欺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糟粕”。束景南却提出，庄子的《逍遥游》里说的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待”的，不自由的，即事物都要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依靠才能存在，如果人能做到去知、去欲、自然无为，便能进入“无待”的自由境界，不是什么“主观唯心主义”。
同一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也论孟子的哲学思想》，对孟子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观点。
紧接着，束景南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扬雄太玄创作年代考》。
“硕士生在权威刊物上连发三篇文章，迄今还没有人破这个记录。”提及这些，束景南颇为自豪。
1981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束景南被分配至苏州大学中文系，他将自己对哲学的浓厚兴趣转变至哲学研究。1992年，束景南《朱子大传》出版，为他在业界赢得了不少赞赏。
在《朱子大传》中，束景南为朱熹平反。
“朱熹对‘人欲’的含义有清晰的界定，‘人欲’是指过分的追求，而对于正当的追求，所谓‘食色，性也’，朱熹从来没有说过要‘灭’。用我们现在的例子来说，上班领工资是正当追求，贪污就是过分追求，对待贪污当然是要‘灭’的。”束景南说。
如今，他正在写作《王阳明年谱长编》，150万字的著作。
束景南从小喜欢书法，百万字的著作，都是在稿纸上一笔一笔工整手写的，他说就当练书法了。而他的书稿，就是他最好的书法作品。
一、要看没标点的古籍原本，不能偷懒去看点校本
直到现在，苏州大学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我们图书馆里的古籍藏书，这么多年来，全翻看查阅过一遍的人，也就束景南了。”那时，每天早上，束景南从家里出发，到学校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
束景南师从陈寅恪的大弟子蒋天枢（1903~1988，文史专家），治学严谨，“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是他在采访时说得最多的。
他的认真还体现在审稿上，这篇两千多字的稿子，束景南足足看了近6个小时，错别字、标点符号，他都细心地一一改过。（以下记者简称“记”，束景南简称“束”）
【治学】下苦功夫啃原本
第一次见面，蒋天枢先生就要求我看书一定要看没有标点的古籍原本，不能偷懒去看点校本。
记：您是从小就对文化史感兴趣吗？
束：其实我小时候更喜欢文学，当时社会上流行苏联小说，我也接触过不少，最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高尓基的早期小说。西方文学最喜欢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拜伦的《唐璜》。
1962年，我考上南京大学，读的是历史系。后来毕业分配，我先到解放军农场劳动两年，然后到江苏启东农村的一所民办中学里教了八年书。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搞过文学创作，写了一些小说和诗歌，还发表在杂志上。
我觉得，各方面的经历和爱好，都是一种磨炼和提高，对我后来进行文、史、哲的贯通研究有很大帮助。
记：那您的文化史研究之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束：1978年，我到复旦念研究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在复旦的导师，是著名的文史专家蒋天枢先生，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大弟子。
记：蒋天枢先生的教学方法是不是很特别？
束：蒋先生传承了陈寅恪先生注重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在学术上非常严谨。第一次见面，他就要求我看书一定要看没有标点的古籍原本，不能偷懒去看点校本。
他对我说，你只有下苦功夫去啃原本，才能提高阅读文言的能力，才能真正理解古籍的含义，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做研究才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他还说研究先秦文学首先要过古文字关，所以我又去苦读甲骨文、金文。
复旦毕业时，蒋先生给我的临别赠言也是同样的话——“治学，要从自己收集原始资料出发，从自己校对古书入手。”
我一直牢牢记着蒋先生对我的忠告，在复旦的三年，这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治学方法。
【朱熹】他是宋代的头号大儒
我是把朱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来研究的，我认为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记：您对朱熹很有研究，还写过《朱子大传》、《朱熹年谱长编》，但在大家眼里，朱熹一直是以道学家的形象出现的。
束：人是复杂的，不能符号化、简单化。朱熹其实是一个心态非常丰富的人，学问渊博。他是中国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宋代的头号大儒，一生专心治学，著作宏富，他到死的前一天都还在修改《四书集注》（儒家理学的名著）。
另外，朱熹还是著名的诗人、古文大家。那首《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把治学的道理说得多妙。
我是把朱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代表来研究的，我认为他是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
记：在您眼里，朱熹是个怎样的人？
束：中国古代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朱熹很特别，他不想做官，一生中做官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短短七年半。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家里著书立说，开门办学。就是在做官的时候，他也注重教育。
朱熹出任南康知军，在庐山创建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三年后他解职回乡，又在武夷山修建了武夷精舍，讲学授徒。后来到湖南做官，他又修复了岳麓书院。
朱熹还很有社会责任心，敢于直谏。朱熹曾向宋孝宗上了一道很长的奏折，说天下不正的根源在于皇帝一心，就是因为你这个做皇帝的一心不正，所以天下才出现动乱，要想国泰民安，皇帝必须自己先“正心诚意”。
他当面批评指责了皇帝的种种罪过劣行，这让宋孝宗很是下不了台，就把他罢官了。
朱熹晚年入朝给皇帝做“侍讲”，给皇帝讲四书五经的同时，还当面给皇帝提出很多批评意见，声色俱厉。最后，皇帝受不了了，朱熹前脚刚出门，皇帝就写了一张条子让太监递出去，说，现在冬天下雪太冷了，怕你这个老儒身体扛不住，你还是回家去吧。
这些事史书上都有记载。现在人们都说“海瑞骂皇帝”，却不知道其实朱熹骂皇帝骂得更凶。
记：可是朱熹也说过“存天理，灭人欲”，引起很大争议。
束：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都存在的误解。我们常常望文生义，认为朱熹说的“人欲”是指人的各种自然本性，包括吃饭、穿衣、结婚生子等等，这些需求怎么可能灭绝呢？
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要看朱熹自己怎么说。朱熹说的“人欲”，是指过分的追求，而对于正当的追求，他从来没有说过要“灭”。
【建议】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学术研究同文学创作是两回事，需要对古籍进行查找、整理、阅读、考辨，不像文学创作那般浪漫、那般有趣，但实在是省不了的，也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记：现在大学里选择历史等人文类专业的学生人数不断下降，您会担心吗？
束：我觉得情况或许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严重。
我上大学那会儿，全国每年招的大学生不过十万，文科少得可怜，现在每年有好几百万的学生入学。读人文专业的学生，相对数是下降了，但绝对数量是有上升的。
记：要做好学术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束：做学术研究，最关键的是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去，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就像一句老话说的，“把冷板凳坐穿”，才可能出成果。
我不是天才，做学问很笨。研究朱熹，研究王阳明，光搜集资料就各用了十几年，从一万多册古籍里面一点点爬梳，逐渐积累。
学术研究同文学创作是两回事，对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需要对古籍进行查找、整理、阅读、考辨，不像文学创作那般浪漫、那般有趣，但实在是省不了的，也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所以，对于现在有心治学的年轻人，我的建议，就是当年蒋天枢先生跟我说的话，踏踏实实地从文献和资料出发，认认真真做学问，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2019年10月27日，王阳明诞辰547年，束景南教授的新书《王阳明:“心”的救赎之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者再次采访了他，并撰写了报道。
《查阅两万多种古籍，把王阳明弟子的很多说法推翻了》
“就从我的大学时代说起吧！”在浙大西溪校区寓所，75岁的束景南谈起王阳明。
他很健谈，操一口镇江口音的普通话，说话声音也很大。这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直到饭点，我与束先生一起，吃了一餐师母做的饭菜。
束先生自少年时代，就萌生了研究王阳明的想法。在继《王阳明年谱长编》等著作之后，他的新书《王阳明:“心”的救赎之路》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中，束景南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王阳明。
学术研究之外，束先生的生活很丰富，除了喜欢画画、书法，尤其喜欢拉二胡，每天都会拉上一段。
一本1.5元的集子中，“遇见”王阳明
1962年，17岁的束景南考进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系里有很多名师，系主任韩儒林是元史专家，精通6门外语，20世纪初曾留学法国，师从伯希和。
“你们做学问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绝无一句空’的精神。”有一次开会，韩儒林跟学生说了这句话，它影响了束景南的一生。
在束景南的大学时代，王阳明被认为是“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家”，没人研究，学校图书馆有关王阳明的书也不外借。
“王阳明到底怎么反动呢？”这反而引起了束景南的好奇心，“我研究王阳明的念头，就从这时候萌芽。”
读大二这一年，束景南终于“遇上”王阳明。
有一次逛夫子庙，束景南在旧书摊遇到一套王阳明的集子，上下两册，他花了1块5毛钱买了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这套书，历经半个多世纪，泛黄的书皮上，还保留着束景南当年手写的“阳明书”三个小篆字。
1968年，从南大历史系毕业后，束景南曾先后到军垦农场、乡村中学工作10年。
1978年，他考进了复旦大学，成为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蒋天枢先生，蒋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束先生说，他继承的是陈寅恪的治学路子，用清代朴学的方法，以严密的材料和推理来说话。
“重返学校，我做梦都没想到，10年前想研究王阳明的念头，就又升起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复旦朱东润教授的学生陈尚君（现为复旦大学教授）跟他说起，朱东润教授在解放前写过一本《王阳明大传》，后来散佚了。
说者无心，一直想研究王阳明的束景南却听进去了：“朱先生的书散佚了，我是不是可以写？”
有一次，束景南去导师家受教，当时蒋天枢正帮老师陈寅恪整理著作，束景南有幸看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手稿（这部书正式出版要在两年之后）。一次碰巧的先睹为快，让束景南暗下决心，要学习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给王阳明写一部大传。
束景南与导师蒋天枢先生
为研究王阳明，先花10年研究朱熹
从复旦毕业后，束景南首先研究的，是朱熹。
“要研究王阳明，必须先研究朱熹。宋代理学没搞清楚，怎么能搞清楚明代理学？”他花了10多年把朱熹研究一遍，写出了《朱熹年谱长编》等著作。
直到1995年，50岁的束景南才开始转向研究王阳明，20年间，他完成了《王阳明年谱长编》等三部著作。
“我是一个笨人。”束景南说，王阳明研究之所以花了20年时间，因为做年谱有两大难：一是收集资料难，二是考辨真伪难。
王阳明是500年前的人，保存的资料很少，而涉及到的人、事又很多。要搞清楚他每一年的经历，完成一部详备的年谱，太难了。而且，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写过《王阳明先生年谱》。作为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的《年谱》很有说服力，要超越他，难上加难。
比如明代以来，流传王阳明因弹劾刘瑾而被贬到贵州龙场驿，途中大太监刘瑾派杀手追杀，他投海后遇仙人救起，从浙江驾飓风到福州登岸，逃进了武夷山，遇到老虎也不来吃他。
“钱德洪《年谱》、邹守益《图谱》里都这样记载，两人都是王阳明的学生，就有权威性。”但是，束景南发现他们错了，“我收集到可信的资料，发现这是王阳明自己虚构的，他佯狂避祸，在《游海诗》里虚构出来这样的情节。”
查阅两万余种古籍，手写百万字书稿
王阳明号阳明山人，是因为在阳明洞里修道，钱德洪的《年谱》记载很清楚。可是他在阳明洞里修什么？除了钱德洪的记载，其他资料很难找。“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十多年。”直到读到《性命圭旨》，束景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本书是明代讲道教内丹修炼的著作，平时只有研究明代道教的人才看，“我翻到这本书，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王阳明当时在学道家。
“陈寅恪先生说，学术研究要凭材料说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的老师蒋先生也说，要研究一个人，必须从全面收集资料入手。”束景南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是、求真、求实”，历史原来面貌怎样，就应该怎么写。
一切要以材料说话，“找不到材料，研究经常中断”，甚至，他曾经想过放弃研究，但终究以非凡的毅力坚持下来。
“年谱最主要就是资料支撑，有新资料才能写出来。”为此，束景南跑遍了各个图书馆，查阅两万多种古籍，在浙大古籍阅览室等图书室，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一本一本地翻书，“把有用的资料抄下来，一天下来，手指头都翻黑了。”
《王阳明年谱长编》、《王阳明:“心”的救赎之路》等著作，上百万字的作品，他是用手写的，而且工工整整，他做了十几个木箱子，用来保存这些手稿。我们只能看到全部资料的一部分，“因为有的资料无法考证，并不能用。”束景南说。
正是这些忘我投入，束景南才说：“我了解王阳明，比了解我自己还多。”他自己经历的事，不一定都记得清楚，而王阳明生命的每一年、交往的人和事，通过对照当时各种人的记载，束景南都考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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