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贾晓雯
编者按：共享单车从出现至今，已走过十年。从前期混战到当下短暂的尘埃落定，共享单车已基本进入了黄色的美团单车、蓝色的哈啰单车、青色的青桔单车三巨头时代，潮新闻推出共享单车十年策划报道，聚焦“我与共享单车的故事”，更关注这个数度起落的产业，对于社会的真正意义。
说到共享单车，有个小镇曾因共享单车红极一时，可以说，它是共享单车发展的重要见证者，这个小镇就是王庆坨镇。
天津王庆坨镇，被称为“中国自行车之乡”。在进入小镇的丁字路口，有一块巨大的牌匾，上面写着“中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业基地——魅力王庆坨欢迎您”，目光往两边延伸，自行车企业的广告牌琳琅满目。
春天的王庆坨一片生机盎然。和许多小镇一样，在主干道津同公路两旁，有一排排两层的房屋和一间间稍显破旧的门脸，零售自行车、电动车的商铺一家连接着一家。
经过2016年共享单车“野蛮生长”，一切回归平常。如今，这个小镇的自行车企业还好吗？
天津市王庆坨镇道路边的自行车店铺 记者 贾晓雯 摄
争抢“肥肉”
20世纪90年代，王庆坨从组装自行车起步，渐渐地，一辆自行车所需的几百个零件，都可以在镇子里轻松采购，组装后自行车以低价入市，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王庆坨逐渐发展成著名的自行车小镇。
“只要拿着图纸来，就可以骑走一辆车。”如今，仅有54.8平方公里的王庆坨镇随处可见整车和零配件生产厂，包括鞍座、车把、前叉、车架、车圈、组装……这些工厂相互合作，彼此依存，形成了完整的自行车产业链。
也正是凭借自成一体的优势，2016年共享单车得以在王庆坨迅速扩张，给小镇带来短暂的疯狂。
2016年，共享单车火了，全国涌现的共享单车企业有15至20家，总计投放共享单车150万至200万辆，如此巨大的投放量，给传统自行车企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王庆坨作为自行车生产重镇，毫无疑问，接到了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订单，各个工厂“订单接到手软”。共享单车市场竞争的背后，正是各大共享单车企业产能的比拼。
“当时，王庆坨镇的自行车企业分为两种。”天津市克兰佰瑞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长春回忆，一种企业搭上了共享单车的“顺风车”，成功拿到了订单；另一种是像他们一样，因为产能有限，没有参与其中。
“自行车的供需平衡，被共享单车的横空出现所打破，大伙都想抢这块肥肉。”他分析，“单品海量”是共享单车的特点，企业和员工都喜欢这样的订单。“一个批次的共享单车，可以固定一套生产作业线，操作人员不用动脑子，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利润率肯定水涨船高。”
此前媒体报道，有承接ofo订单的自行车企业，原来一条生产线一天的产量在1100辆到1200辆，共享单车出现后达到1500辆到1600辆，效率提升了约35%。
徐长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却有意外收获。“共享单车无声地挤压了非共享单车的订单，也就是说，挤压了多数自行车厂原有客户的生存空间。”由于很多企业的产能让给共享单车，徐长春接到了更多被挤压的订单。
当时，徐长春的订单也满载，根本腾不出精力，寻觅共享单车的订单，“无法扩大产能有一个关键因素，在整个王庆坨，厂房都找不到，工人也找不到。”徐长春说，在被共享单车搅动的市场里，需求泡沫式增长，自行厂零配件供应商的共享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很难拿到高品质的原材料和零配件，而且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当年，王庆坨迎来前所未有的繁华。“王庆坨的外来人口数量抵达高峰，向外出租的民居差不多都是满员状态，大排档要营业到凌晨两三点。”
王庆坨很多家自行车企业的负责人都表示，其实，真正能够承接共享单车订单的自行车厂，基本都是富士达、飞鸽等大型品牌厂家，中小规模的自行车厂很难有大量的产能供给。
“王庆坨镇更多的是零部件企业，为大企业的‘共享单车’订单提供零部件。”王庆坨镇三街村“一肩挑”李会新书记说，王庆坨大多都是作坊式的小企业，因此生产共享单车整车的企业屈指可数。
天津市王庆坨镇一自行车企业的员工正在组装整车 记者 贾晓雯 摄
被戳破的“泡沫”
悟空单车、3Vbike、酷骑单车、町町单车、小蓝单车……2017年，是共享单车的黄金时代。据交通运输部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7月，全国有近70家共享单车企业累计投放车辆超1600万辆。
2017年9月，鉴于共享单车的投放已经饱和，北京市交通委发布共享单车“禁投令”，要求企业暂停在北京新增投放共享自行车。此前，上海、广州、深圳等十多个城市已经宣布禁投令。
由于共享单车投放限量、产量过剩，市场对单车的需求收窄，从小到大的共享单车公司纷纷陷入资金危机，风险也转移到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王庆坨也不例外。
“富士达是天津最大的自行车组装厂，王庆坨不少企业从富士达接到共享单车订单，做毛坯车架、鞍座、车胎等零部件，最后都没有赚钱。”李会新说，仓库里许多的零部件库存都砸手里了。“这些还是有实力的企业，没实力的企业一晃就黄了。”
徐长春记得，最早有消息时，这帮供应商都去富士达要钱，突然感觉市场要淡了。”徐长春的一位朋友曾接到小蓝单车订单，工厂扩展到100多亩，签约供货4000多万，最后尾款被拖欠2000万，砸在手里的还有一大堆拒收的尾货。
“泡沫”被戳破，零部件价格也开始下坡，原本“拽拽”的、不搭理徐长春的供应商又追了回来，“顿时感觉原来的地位又回来了。”
如今，很多王庆坨人都已经遗忘了关于共享单车的细节。一位曾经提供车架的简先生说，他只记得，做共享单车没赚钱，因为做了半截，订单里余下的货都生锈在仓库里。
在野蛮生长的阶段，谁也不甘落后。然而，“红利”过后，企业能否脱身而出，是自行车企业需要深思的问题。
交通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享单车产量约为2300万辆，天津作为共享单车的重点产区，拿到了60%以上的订单。
天津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理事长刘学权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7年，天津自行车电动车产业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件大事，一是共享单车，跨界融合自行车产业带来自行车的格局变化；二是坚决治理“ 散、乱、污”的环保新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三是电动自行车交通治理及标准化进程的延伸。
“面对共享经济的发展，企业应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一味追捧盲目扩充产能，也不能在共享经济的大形势下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适度、适量地跟随形势，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当时刘学权对企业说。
另一位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认为，共享单车对行业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共享单车一直不是我国自行车生产的主要方向，出口才是。
不过，有数据显示，2015年，天津自行车产量4030.6万辆，其中出口比例超过55%；2016年，天津自行车产量为4225.13万辆，其中出口比例为50%；2017年天津自行车产量5012.5万辆，其中出口比例约43%。
共享单车登峰造极的那三年，天津自行车出口比例在下降，产量却不断上涨，这其中共享单车的影响不言而喻。
进入天津市王庆坨镇的路口 记者 贾晓雯 摄
寻“突围”方向
共享单车的产能需求刺激了传统自行车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倒逼制造商去采取措施应对来自共享单车的双重挑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认为，虽然由于市场、政策原因，当时王庆坨的自行车产业面临困境，但小工厂集群的模式也有市场反应快、容易调整的优点，小镇的自行车产业作为特色产业仍然有生存的空间。
徐长春有切实的感受，王庆坨的共享单车订单萧条后不久，自行车企业迅速“突围”，很快恢复原有的平衡。
“因为共享单车实际上冲击的是通勤车辆，不受冲击的还包括童车、专业的竞赛车辆、初高中上学的需求，自行车企业纷纷重新梳理起被忽略的市场空间。”徐长春举例说，很多工厂着重开发、宣传18寸到22寸的学生自行车，努力寻找新的平衡点。
于此同时，自行车企业在冲击中求变，在正在缩小的盘子里做蛋糕，电商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
2017年，天津工业大学的几名大学生找到徐长春，想要开网店，希望徐长春给他们供货，做工厂直发。“他们找到我之前，已经在别处接二连三碰了一鼻子灰。”徐长春说，因为一件代发定量很少，没有地方配合他们。
但徐长春没有拒绝这几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没问题，我配合你们，不仅出货，还出钱。”徐长春替这群孩子垫付开店的押金，还借给他们每人五万块钱，就这样他的电商干了起来，渐渐的团队也从几人变成了十几人，从开网店到直播带货，徐长春没有错过这波“潮”。
2023年，徐长春的年产值高达2个亿，今年他的目标是4个亿，而在十年前，产值只有一两千万的水平。
有人说，共享单车过后，王庆坨镇一地鸡毛？徐长春感觉并不是这样，“难道就像武侠小说一样，可以一剑封喉？其实在现实中还是要撕扯半天的。” 他认为，这是行业发展过程中，必要的优胜劣汰的过程。
事实上，在共享单车订单的吸引下，不少自行车整车和配件生产企业反而加快了技术更新的步伐。比如，从花鼓锁到隐形锁，曾经ofo首发的NFC智能锁一贴秒开，如今已经运用到了出口欧洲的电动自行车上。
徐长春介绍，这种锁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电动自行车，贴近自行车就开锁，离开自行车就锁上，还可以远程了解充电情况。“新技术还有很多，回过头看，这些进步与共享单车的发展离不开，不仅在‘卷’样式美观，而且设计理念、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可以说带动了行业整体的发展。”
近年来，王庆坨镇借助天津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优势，形成了高端自行车电动车产业集聚区。2022年，全镇拥有整车及配件企业530余家，自行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出口270万辆，电动自行车产量220万辆，产品远销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涉及美国、日本、芬兰、德国、巴西、埃及等20多个国家，2022年自行车产业总产值53.31亿元。
中国的自行车之所以能在全球市场赢得竞争优势，徐长春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物美价廉。他分析道，产业集群降低生产成本，加上经历了共享单车的“狂欢”，让整个产业不断调整、升级，产品的品质越来越好，整体提升了中国自行车的竞争力，也能够在世界舞台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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