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张旭东
编者按：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张旭东教授，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的重要参与者，由他翻译的本雅明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在九十年代广为流传，被视作先锋知识分子的“识字课本”。30余年间，张旭东教授持续关注与研究中国问题与文化走向，不遗余力推动西方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实践互动，为中西方打开讨论空间，提供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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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张旭东教授提到他的鲁迅研究深受8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近年来，他着手写作“鲁迅三部曲”，第一部《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出版后，近日他在bilibili网站开设了精品课“张旭东在纽大讲文学：重新认识鲁迅的杂文”。本文整理自课程内容，原标题为《张旭东：我从未离开中国》。潮新闻经授权转载。
大家好，我是张旭东，现在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任教。我的专业训练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美学等等，在美国的学院分工中我一半在东亚研究系，在这个系我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
我多年在海外教书、写作，但是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除了2003年非典的那个夏天和这次疫情有三年没回来，其实我每年都会回国，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也一直是用双语。有时候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来找我，说张老师你是海外汉学名家，我听了之后觉得不适应，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中国，我既在中文世界又在英文世界，这是我日常的工作方式。
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华盛顿广场公园，从办公室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进中学，是求知欲最强的时候，当时世界文学的书很多，很多兴趣都是从阅读文学培养起来的。
另一方面我很有幸，完整地参与了改革后的第一个十年，亲历了中国人读书的集体的历史和精神生活的历史。那时思想解放，读书进取。从文学到哲学，到历史，到经济学、语言学，不分学科，不分语种，完全是开放式地阅读。这是我的起点，从初中时代一直到出国前，我是1990年去的美国，所以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我都完整地经历过。
在北京大学同研究生们在一起（2018.6）
这也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真正离开中国的重要的原因，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社会生活、日常生活、读书人的生活、思想生活的一部分。不管人在哪儿，不管用哪种语言做研究，我始终属于这样一个世界，始终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这可能是我个人史的特点之一。
一、80年代文化热
我进入北大中文系是1982年，可以说是在现代化大潮文化热的前夜。那个时候的文学教育、文学制度、文学体制相当程度上一点点恢复过来，但是那种读书无禁区，那种开放性、思想解放、旺盛的求知欲，是当时北大最显著的特征。
一个本科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书，可以骑自行车拜访文化名人。在校内，可以无拘无束地和老师平等地交流。我们那时候的教授也很年轻，或者也刚刚恢复工作，没有架子。虽然物质条件都很窘迫，但是反过来说是很开放的，特别是老一代的学者、中年学者，对刚刚进校园的青年学生都非常热情。
老师们就住在校园的单元楼里，学生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敲门就进，不在就下次再找。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段，但在在当时是自然而然的，新的知识爆炸，所有人都在这个环境里面。
北大求学时期
我的阅读兴趣主要还是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尤其是20世纪尼采以后的，都要补课。文学上现代派给我带来的冲击非常大：庞德、里尔克、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海明威，一波接一波地涌进来，很快就是拉美文学爆炸、魔幻现实主义等。我们在知识上的边界一方面是由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影响，我们会读“十三经”《庄子》等中国哲学。当时的人都觉得认识自己的传统，了解传统的最高水准线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
张旭东和同宿舍同学一道合影留念（1986，左三为张旭东）
在这样一种双重夹击下，我感觉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存在。所以，鲁迅一方面是从小就熟悉的作家，也是专业学习上绕不过去的作家。但是另一方面，阅读鲁迅经常被放在脑后，放在后台。所以我在《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前言里面提到过，我说鲁迅有时候像个幽灵一样在后台徘徊，有的时候他能构成一种远景，有时候又是一种近景，有时候是内心风景，有时候又好像完全是外在的。我觉得这是鲁迅文学的力量所在，就是它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它拒绝消失，拒绝被遗忘，像是一个鬼魂一样。有点像“父亲的鬼魂”一样，就是它不断地要出现，要问你。
图源：《张旭东在纽大讲文学：重新认识鲁迅杂文》
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现代文学的作家，有这样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抹不掉的童年记忆，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目光，一种逼视的目光，迫使你去回应。一直到最近我初步尝试重新打开鲁迅文学之后，我才对自己的阅读经验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以前一直是作为一个悬案、一块心病一样的放在心里，好像没有办法去处理。
我虽然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并没有在读书期间系统地阅读鲁迅，只是凭借个人兴趣或者课程要求会重读一下《野草》《朝花夕拾》等等。我们当时对文学史意义上的阅读基本抱着一个比较排斥的心理，因为知识上的兴奋点、知识前沿都不在这一课程框架内，而是在图书馆，在那些我们和朋友可以一起讨论的小范围的文学社、读书小组等等。
所以很奇怪，恰恰因为我们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所以反而更有意识地避免科班训练的知识体系。文学专业的训练大部分是文学史的训练，上来先是一年半的古代文学史，一年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史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对文学作品的切入是比较不充分的，因为它主要是建立一个所谓知识体系，建立一个文学的知识的组织、判断，给你一个知识结构。但是这一系列文学史教育并没有建立在非常扎实的个人化的、有批评性质的文学阅读、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往往文学兴趣会比较单一，或者阅读面比较窄。
二十世纪80年代“读书热”
今天回忆起80年代，多多少少给人感觉是一个非常开放、比较另类的时代，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成建制的文学教育不占据文学教育、文学阅读、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文学判断的高点。反而只是各种选项当中的一项，而且是比较边缘的一种声音，或者一种框架。
北大中文系82级文学专业的同学毕业前一起骑车去十渡露营（1986.5，左四为张旭东）
在当时，给我们的求学时代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知识上的完全自由的感觉，完全地为读书而读书，就问题而谈问题，没有任何等级的、人事上的、学科专业意义上的限制、禁忌、规矩，都没有。
同学之间也没有等级、辈分，一个本科生完全可以，在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听说哪个宿舍里面哪个研究生，哪个博士生，在某个问题上比较厉害，就会找上门去。有点像江湖论剑，要找去跟人讨教，要论道等等。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也是全社会的风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教育的一个时代的特点，我后来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研究都与此有关，包括鲁迅研究也是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虽然今天谈起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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