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淮安区历史上，出现以丁氏为代表的大家族，其祖上由山东济南迁至此绵延二十一世。《山阳丁氏族谱》载：“八世祖丁国信，原籍山东济南，于明万历年间，因贩布帛来淮贸易，遂占籍山阳，自高祖辈起开始读书力图走仕途之路，家世丰腴，读书敦善行。”
丁晏（1794—1875），淮城大沟巷人，清代校勘学家、经学家，淮上乾嘉学派代表。曾祖父丁允益为国子监太学生；祖父丁熙采太学生；父亲丁琮，翰林院庶吉士。
丁晏共兄弟三人，他六岁启蒙，从舅氏刘南宾先生。十四岁其父病故，“家计日窘”，母刘氏“典絮衣付质库”。从此，丁晏始勤奋向学，昼夜不辍。17岁时，在城内丽正书院结识潘德舆，定为终生挚友；19岁，入府学为郡庠生，时漕督阮元督察郡学，丁晏“分条缕析，博而有要”，阮元大为赞赏。道光元年（1821）方成为举人，以后又多次赴京参加会试均不售，其后一心研究经学，著书考古，讲学于阜宁观海、丽正等书院，有“江淮经师”之称。
随着他在地方威望增高，公共事业均请他出面主持，例如办河工，司赈务，修府城等。他重视地方文脉，先后主持重修淮安府学、丽正书院、城隍庙、关帝庙、东岳庙、徐节孝祠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关天培虎门殉国后，丁晏与漕督朱澍、知府恩龄等，共同主持盛大迎柩安葬仪式。同年，因城垣倾圯，故修缮城墙，丁晏总其事，劝捐兴筑；次年，他与士绅何锦（字濯波）等以修城余款和所剩材料，重修龙光阁。当时淮安城内旧有普济堂、育婴堂，司事者中饱私囊，灾民、孤儿常食霉米，不能下咽。他主事后，劝大户捐输，购置堂田，遴选何锦负责日常事务，聘请年长老妪任育婴堂护理。
自此，堂里饭皆白米，盐菜无缺，暑有蚊帐，冬有絮被。他在育婴堂书联：“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
咸丰十年（1860），捻军攻陷清江浦，直抵淮郡北关，乡绅拥晏出，总守城之责，捻军终未破城。1861年因办团练有功，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加三品衔花翎；同治三年，漕督吴元炳以丁晏“叠御贼氛”，奏保“赏二品封典，诰授通奉大夫”。
丁晏为人仗义，性喜交游，常与鲁一同、魏源、黄爵滋等人切磋。他更关爱同乡文人雅士，当时数学家骆腾凤一世清贫，年逾七十且患有恶疾，尚有百岁老母在堂，其后事托丁晏办之。他不但为母子二人送终；而且大量数学手稿，丁晏请骆腾凤同窗李宗昉出资作序，他偕何锦刊刻骆之遗著《艺游录》。
当时书法家周木斋与丁晏为好友，家境极贫，子媳先他而去，万念俱灰，一病不起，周病危时以老妻和孙女相托。周逝后亦为其送终，并多年照顾其遗孀孤女，此外筹资为周刊刻《耳鸣山人遗集》，挽联云：“自有书名传后世，相期友谊定来生。”
丁晏晚年，基本上在家闲居，读书著述。同治十年（1871），丁晏与何绍基共同主持《重修山阳县志》《淮安艺文志》修纂工作，历三年，刊成。
光绪元年（1875），丁晏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墓葬淮安石圹吕庄（今朱桥祁兴）。
今天丁氏人丁旺盛，在淮安城内形成庞大家族群体，后人继承家学有丁志安先生，因立志淮安地方文献，改名“志安”。他14岁辍学到淮安华康布店学生意，收入微薄仍省钱购买古籍。日寇占领淮安，逃难之际，唯有书籍带在身边。
1946年在南京成立审理日本战犯的“高级军事法庭”，他由邑人高镛（号伯期）举荐任书记官。期间，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家乡文献。这时他住南京龙蟠里，家离“国立南京图书馆”很近，馆长就是学者柳诒征，因而常得到柳的点拨。新中国成立后，他辗转至镇江，以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后成为公私合营商店职员。期间，为了保护古籍，将所有的古籍全部捐献给绍宗国学藏书楼（伯先公园内），1979年丁志安受聘藏书楼。晚年他住镇江花山湾，纵使生活清贫，仍埋头创作，学术迎来高峰，硕果累累。生命晚年，他甚至在“三五九”医院病床上艰难秉笔。他于1988年病逝，一生秉承家学，矢志不渝，值得后人学习。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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