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岁末 “茅湾里印纹陶博物馆”启幕后，近日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新村又迎来“茅湾里陶瓷艺术馆”开馆。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一个小山村先后有两家以茅湾里冠名的陶瓷馆开张，让我们对茅湾里这个不太熟悉的地名产生了好奇：它和陶瓷有什么关系？
这篇城纪让我们看见其中的奥秘，为我们解答了其来源：茅湾里在会稽山脉的低山丘陵地带，许多自然山体坡度适合建造龙窑；山上陶土丰富，林木葱郁，有矿源和燃料之利；浦阳江纵贯南北，支叉纵横，湖泊密布，有水运优势；再加上离当时越国统治中心很近，可以更方便满足越地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求真务实”“事实事功”……这是吹过浦阳江的风所述说的，也是在越地生活的人千百年来的人性密码。
茅湾里的陶瓷故事，是我们所看见的杭州的一个侧影。
看见杭州⑤茅湾里的陶瓷故事
陶瓷是陶和瓷的合称，世界各地古老文明都有陶器发明，但从陶到瓷的飞跃，最早是在中国完成。发明瓷器是於越民族对华夏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位于越国腹地的茅湾里，恰巧见证了从陶到瓷的演进历程。这里集聚着数十处古窑址，漫山遍野裸露的陶瓷碎片，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数千年前陶瓷业的繁盛。
一镐下去，发现“国保单位”的古窑址
1955年的春天，萧山县（当时的行政区划）进化区临江乡茅湾里（今属大汤坞新村）村民为水利建设所需，在裘家山麓开挖了一条数米长的排水沟。不料一镐下去，竟然发现了大量的古陶瓷碎片。
1956年5月中旬，在省城参加文保培训的学员孙绩来到进化区进行调查，带回了部分茅湾里窑的标本。其中一只“烧扁了的印纹硬陶罐”，引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当即决定派28岁的年轻学者王士伦和孙绩一同前往进化区做进一步调查。
在考古人的眼里，这条排水沟简直就是一条考古学上的长探沟，沟壁上有清晰的文化层显示。堆积层的底部是红烧土和釉渣块，中部有大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碎片，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由五件原始青瓷粘在一起的遗物，显然是烧废的器具。
他们又在周边的欢潭乡四州、钟家坞等村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遗物堆积层。
王士伦将这次考古调查所获，撰写成题为《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的报告，发表在《考古通讯》1957年第二期上。
由此，茅湾里这个地名第一次在全国性刊物上登台亮相，茅湾里窑成为浙江最早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共存的窑址，妥妥的元老级存在。此时，浙江其他众多此类古窑址大都还沉睡在大地之下。
越人的瓷器，在先秦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也没有片言只语留下，致使这项发明被掩埋太久。幸好有现代考古技术，经过科学规范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神秘的独一无二的越人瓷器发明过程被徐徐揭开。
1981年4月，茅湾里窑址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1982年9月，茅湾里窑址群以“萧山窑”的名称，写入中国硅酸盐学会编写出版的《中国陶瓷史》。
2005年3月，茅湾里窑群纱帽山窑址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
2006年5月，茅湾里窑址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越地”
浦阳江是浙江的一条重要的历史文化名河，古老的文明沿着这条河流自南而北渐次铺开，它的上游孕育了万年稻作农业的源头“上山文化”，它的下游则构筑了青瓷文明的摇篮茅湾里窑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浦阳江下游流经萧绍平原后，向北独流入海（越人称“后海”，今杭州湾），被称为西小江，与另一条东小江（曹娥江）遥遥相望，古越国文明就诞生在这两河流域之间。
有小江必有大江，这条大江在越地古文献中指的是钱塘江。明代天顺、成化年间，凿通碛堰山，建成麻溪坝，阻止上游洪水进入萧绍平原，人工改道后的浦阳江在渔浦（今义桥、闻家堰一带）注入大江。浦阳江因其洪涝灾害频繁，素有浙江的“小黄河”之称。当年王士伦在茅湾里考古调查走访时，曾有原住民向他反映：“听祖辈讲，古时候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因为时遭水灾，不利农业，所以大多依靠烧窑为生。”
这里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周朝天子八百年，座座山头冒窑烟”。这是来自越地的远古乐章，仿佛是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声，伴随着浦阳江潮涨潮落，为后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远山青烟缭绕，一条条龙窑伏卧山坡，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窑烟味；浦阳江江水蜿蜒流过，江面上舟船穿梭、白帆点点；码头上人声鼎沸，工人们车拉肩挑，将坛坛罐罐、碗盘碟盏装运入舱，通过小江、大江等四通八达的水运网，输送到越地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上最早的瓷器是青瓷，青瓷的源头在越地。先秦原始瓷、东汉成熟青瓷、唐代秘色瓷、两宋龙泉瓷，其产区有一个自北而南的完整脉络，大致分布在越族始封之地浙北东苕溪流域、越国文化的核心区浙东“两河流域”（西小江、东小江）和瓯越文化区浙南瓯江流域，故有“一部陶瓷史，半部在越地”之说。
窑烟初起，一窑两胎
王士伦关于茅湾里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青黄色薄釉瓷器胎质坚硬、紧密、洁白，易吸收水分，但是与后来的瓷器胎质又有些距离，它应该是介乎陶瓷之间，但又偏近于瓷质的一种过渡期产物，所以暂且叫它‘瓷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现在考古学界对此类烧造工艺尚不甚完备的器物有了统一规范的名称：“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茅湾里窑址包括裘家山、狮子山和蜈蚣腿三块坡地，原属山阴古邑辖地，向南15千米，是古越国最早的都城“埤中”（今诸暨市北部），向东40千米是越王勾践的政治中心会稽城（今绍兴市），直到1950年10月，才划归萧山县管辖。因此，在这里发现两个越文化重要的标志性元素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不足为奇。
在萧山烧造陶瓷的历史之悠久，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印纹陶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距今8000多年的跨湖桥遗址已有几何形纹饰的泥质陶片出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则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2004年2月在茅湾里窑址群区域发现的仙桃山窑址，就是一处以烧造印纹硬陶为主兼烧原始瓷的古窑，出土的器物从器形、纹饰、胎质等特征来看，时代当在商代，不排除夏商之际的可能。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陶瓷发明史上兴起的一个波峰，那么茅湾里窑址群是这个波峰中的浪花朵朵。
一窑生两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其实不然，考古学家牟永抗认为：“原始瓷是从印纹硬陶中派生出来的。”
早期原始瓷源于窑炉内高温下植物灰釉的飘落，草木在窑内燃烧时形成的植物灰釉，被称作“窑汗”。这种汗滴最早飘落在印纹硬陶上，使器表形成一层“玻化”的淡青色薄釉。原萧山博物馆馆长、中国美院教授施加农对此有更为形象生动的描述：“窑汗一旦滴到陶器上，就会形成具有玻璃质感的类似釉的外层。这一现象被窑工发现后，再主动用草木灰制作成釉液，施于陶瓷器外表，遂成为釉。”
事实上，除了釉表以外，印纹硬陶与原始瓷有很多交集的地方：首先胎料均为南方瓷石土；其次烧造温度在1100°C左右；第三是烧结程度、叩击声、吸水率等，也处于陶与瓷的过渡阶段。
由陶向瓷的演进过程中，茅湾里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抹淡青色釉层的出现，预示着在我国南方地区一个青瓷时代的来临。
茅湾里窑何以抢得先机，引领风骚，成为原始青瓷发源地之一呢？除了春秋晚期越国国力强盛、人口增长等政治经济因素之外，茅湾里所处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烧窑。
越地的纹理，拍印在致密的陶胎上
茅湾里印纹硬陶器表面的纹饰，是通过拍、压、刻、堆贴等方式，将几何图案印在陶器上，使器物的质地更加致密硬朗，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装饰美感。
图案的纹饰与越地的自然、社会环境联系密切，反映了古越先民的生产生活、信仰习俗和审美情趣。
麻布纹、席纹、云雷纹等具有浓郁的越地文化特色，是越文化的肌理，可触摸的质感。麻溪（今浦阳江的源头）发源于青化山，顾名思义，溪的两岸是盛产苎麻的地方。苎麻，又称“中国草”，可提取纤维的植物。在棉花还没传入时，麻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植物纤维之一。唐代诗人常建《渔浦》有“沤纻为缊袍，折麻为长缨”，另一位诗人马戴《题镜湖野老所居》有“沤苎成鱼网”之句，反映了古越先民利用麻纤维纺纱织布，制衣结网的史实。
越人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布叫“夏布”，制成的蚊帐叫“夏布帐子”，缝制的衣服叫“夏布衫”，大约是自然纤维通透性好，适合夏天穿戴挂吧；用苎麻叶做的清明果叫“青饺”或“青饼”。麻溪流经原通济乡一段叫浣纱溪，溪边有座小山叫苎萝山，山旁有个小村叫“苎萝村”，一说是西施的故里。李白有《题苎萝村》：“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当年西施姑娘在江边浣的纱，就是苎萝纱。
米字纹、米筛纹、网格纹等图案反映越族的农耕文明和越人“饭稻羹鱼”的生活，米筛纹显然是竹篾编制的农具纹，网格纹是苎麻编制的渔网纹，这是鱼米之乡生活的真实写照。浦阳江河谷冲积平原是发达的稻作农业区域，茅湾里窑群附近有“江西俞畈”“谢家畈”“张家畈”“大西畈”等如珍珠般散落的大田畈，至今仍然是著名的米粮仓。
当然，最令考古学者着迷的是水波纹。王士伦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器的底部饰着紧密环绕的波浪圈纹，这种纹饰应该是在器胎未干时用篦状物划成。”
试想一下陶胎随着陶轮转动，篦状器斜贴在器表作上下移动，划出的纹样有的是线条，匀称柔美，波波相连，有的是点状，水花飞溅，其灵感来自于越地无处不在的自然水流。
用篦状器刻画的水波纹是越地印纹硬陶独有的标志性纹样，分布在我国东南苏、浙、皖、赣、闽、粤各省，凡有篦状器刻画波浪形纹饰印纹硬陶发现的地方，都会有越人活动的踪影。这类纹样以柔和明快、自然浪漫的气质，与北方三代青铜礼器饕餮纹方正威严的气势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外，还有抽象的鸟纹、蛇形贴饰等，则与越族的图腾崇拜有关。
越地的色彩，浸染在晶莹的瓷器里
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载：“自古陶重青，晋曰缥（淡青）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五代后周）曰雨过天青，吴越（国）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
青色是越地的底色。越地的中心是萧绍平原，其外围分布着一系列山脉和河流，西有龙门山脉和钱塘江，南有会稽山脉和浦阳江、曹娥江，东有四明山脉和姚江、奉化江。
唐代诗人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写：“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李白《别储邕剡中》中有：“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宋代诗人姜夔《萧山》里有：“十里水边山下路，桃花无数麦青青”……
诗人们描绘越中山水的基调定格在青色上。置身于这种自然环境中的越地先民对青色最为敏感，也左右到他们的审美倾向。陶瓷史家李刚说：“人们对青瓷的喜好，实际上反映了视觉器官的生理本质需求，也体现了人类对美丽大自然的依恋之情”。
茅湾里出土的原始瓷呈青黄色，还与越地出产的瓷矿有关。原始瓷表面的青色，与其瓷土中含有一定量的氧化铁有关。有些因含铁不纯，色调便呈现青黄色或黄褐色。后来越地先民掌握了瓷液调制技术，使青瓷的色彩更加稳定可控、随意可变。通过越窑青瓷、秘色瓷和龙泉青瓷等的步步改良，臻于完善，虽然变化很多，但青色是它永恒的基调。
茅湾里所在的越乡还有一种更青翠的色泽，这里的富硒土壤适合栽培青梅，青化山是著名的千年梅乡。
青梅树下青瓷窑，梅子青时越窑开。一朵梅花一份缘，一尊青瓷一段情。自夏商周三代以来，茅湾里的先民用父亲青化山的土，母亲浦阳江的水，经过火的洗礼，烧制出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其色调鹅黄青绿、温润淡雅、明快自然，正是越地自然山水的馈赠，可谓“挹取越水万波绿，夺得越山千峰翠。”
越地的人文精神，在窑火中升腾
印纹硬陶和原始瓷里蕴藏着丰富的越地秘密，是物化了的古越文明，寄托着先民的智慧、情感和审美，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我们在欣赏其如明月春水般色彩的同时，仍然可以触摸到它硬脆、冰清的质地，洞见到处于上升通道发展时期越族先民那种激越昂扬的朝气，以及特立、突破、改变、创新的精神风貌。
“茅湾里窑址群分布范围广、规模大，是越国时期重要的民用窑业生产基地。其产品朴拙天真，涌出一种活泼率真的气氛，可以感到民间生命脉流的搏动，是越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写照。”事实正如考古学专家林毅、郑建明两位所说，茅湾里窑址群地处会稽山密林深处，远离战乱纷争的中原，相对闭塞，较少受外界束缚，大有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但正是这些“僻狭之国”的“蛮夷之民”，却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生命脉动，成为越地民间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
茅湾里窑群出产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具朴实无华，美观实用，虽然也有小部分祭礼器，但极大部分是碗、盘、杯、盅、坛、罐之类的日常民用器具，显示了民间性、世俗性和实用性特点。从已发掘的前山原始瓷窑址看，“器类有大量的碗、盘等生活用品，礼器不见”。其中大型的坛、罐是用来贮藏粮食的。
范蠡曾进言越王：“所谓实者，谷帛也”“多贮谷，富百姓”“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越王勾践将这些建议奉为国策，“以丹书帛，置之枕中，以为国宝”，所以“求真务实”“事实事功”一直是越地人文精神的核心。
相对于玉器、青铜器，陶瓷器制作简便，价廉物美，质地细腻坚硬，千年不腐，但一击就碎，叫做“硬脆”。陶瓷器的这种特性，象征着古越先民苦硬实干，率性求真的品格，正如越王勾践自己所言：“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
在儒学尚未渗透，佛教还未传入的年代，越地精神的源头清澈可鉴，富有稚拙天真、自由奔放的气质，就像茅湾里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一样古朴可爱。
随着越文化的兴衰沉浮，陶瓷之路也转承启合。当烧造中心在东汉时期转移到曹娥江下游的上虞地区后，成熟青瓷产量迅速提升并大范围扩散，以茅湾里为中心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烧造仿佛交出了接力棒，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就像林毅、郑建明所感慨的：“茅湾里窑址群，经历了越国由繁盛到消亡的过程，饱含着民众的生活热情，在沉寂中孤独等待了数千年。如今只有我们这些喜欢在河边看风景的人，积聚起再度直面她的热情，将她本来的面目还原，以期寻找展现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让世人有机会停步观赏，体悟她的古往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