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杨新元
一
在中国史学界，陈寅恪先生是一座令人仰视的高峰。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生曾说过：“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上百度查一下，就知道何兹全所说不謬：“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荪、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与吕思敏、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1926年，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收到清华大学发来的一纸聘书。这是梁启超先生向校长曹云祥推荐的。开始，曹云祥看了推荐材料，立刻反对。因为陈寅恪连博士都不是。梁启超说：“我梁启超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把我所有的著作加在一起，怕也没有陈先生区区三百字有价值。”于是，陈寅恪成为当年清华唯一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教授，后来还修炼成了“清华园活字典”“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据说他上课时，季羨林这样的迷弟姑且不说，胡适、吴友兰、吴密等清华、北大的著名教授，都涌来听他的课。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装在他的脑子里。
1962年，印度的尼赫鲁网罗了一大批印度学者皓首穷经，摆出了印度应该拥有争议土地主权的所谓“证据”。面对印度的“学术侵略”，偌大的中国一时间竟然找不出可以应战的历史学家。最后还是毛泽东：“你们去找陈寅恪。”
于是，陈寅恪立刻披挂上阵。他旁征博引，一会儿是古代图志典籍，一会儿是清廷与印度、西藏的往来信函……三下五除二，就把中印边境的划分说得清清楚楚。他还举出足够的证据说明：“麦克马洪线”本身已经侵占了中国领土。要知道，这时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了，他的学问全凭记忆。
此后数年，中苏关系恶化。关于库叶岛的归属问题又起争端。还是陈寅恪，应外交部之邀再次出山，从学术层面论证了库叶岛自古便是中国领土……
1920年代，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的陈寅恪。据CFP。
二
1921年代，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新史学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正是这件大事，促使陈寅恪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出面予于周旋。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号称8000麻袋15万斤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见”。
如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一样，档案材料是记录国家史实的重要文件。
史载，有清以来的内阁大库，设在“旧内阁衙门之东，临东华门内通路，素为典籍厅所掌。”当时，仅管理这批档案者就达200余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清廷风雨飘摇，内阁大库已严重损坏，这批内阁档案竟被当作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樊增纸店。后来，这批8000麻袋的内阁大档，辗转为大收藏家李盛铎（字木斋）收购。本来，李盛铎以为自己是得了个宝贝疙瘩，然由于时局动荡，财力出了问题，很快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李盛铎深感自己的能力有限，根本无力对这批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就打算转手卖掉它。许多学术机构在得知李盛铎转卖的消息后，都蠢蠢欲动，纷纷设法筹款，准备收购。其间，风头最劲的当属以美国教会为背景的燕京大学。
对这批档案关注已久、居住在清华园内的陈寅恪，认为这批史料涉明清重要国史，珍贵无比，力主把这批重要史料留于纯粹的中国研究机构之手，或北大，或故宫内博物院，或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
陈寅恪说：“现燕京和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经过一番努力，蔡元培同意由中央研究院出资把档案买下来。并由陈寅恪和李宗侗出面与李盛铎谈价格。
李盛铎本乃商人收藏家，见中央研究院确有诚意，想到燕京大学方面即将谈成，此局已成鹬蚌相争之势，立即拿出“无商不奸”的无赖气概，坐地起价，以收渔翁之利。陈寅恪强压火，向对方晓于民族大义，几次协商周旋，讨价还价，总算在1929年3月将此事敲定。
三
就在内阁档案易主之前的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这一年的9月，陈寅恪除了在清华授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斡、徐中舒、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还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另聘请了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
历史组的同仁一边对内阁档案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之于众，取名为《明清史料》。
这是陈寅恪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期。生活上舒心，精神上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南移。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除少部分人员与内阁档案留守北平外，其他人员全部南迁。
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的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在清华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就是史语所只给一点补贴，全部薪水由清华支付）。
这是陈寅恪与他的史语所历史组的同仁们相聚四年后首次分别。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有了特殊的历史况味。当双方再一次相聚时，不是在北平和上海的繁华之地，而是5年之后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西南边境昆明城了。
作者简介：杨新元，中国作协会员，浙江日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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