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悬疑剧集中的东北之“声”：论声音人类学视野下的地域文化表达

随着国产悬疑剧集中东北叙事的兴起，《漫长的季节》《胆小鬼》《无证之罪》《平原上的摩西》等影像文本与东北地域空间、东北地域文化之间互相观照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和业界关注，而声音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声音人类学“聆听”方法为研究路径，在物质文化表达、语言文化表达、精神文化表达三个层面对国产悬疑剧集中的东北之“声”进行探讨，一方面为影视作品声音分析贡献了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也给未来的影视声音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4年第3期。

近年来，明确的地域性表达在《白夜追凶》《无证之罪》《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八角亭谜雾》《漫长的季节》等国产悬疑剧集中都有着较为突出的体现。不论是《隐秘的角落》中潮湿氤氲的沿海小城宁州（取景于湛江），《沉默的真相》中雾气缭绕、建筑风格多样的江潭市（取景于重庆），《八角亭谜雾》中小桥流水、历史底蕴深厚的江南小城绍武市（取景于绍兴），还是《胆小鬼》里白雪掩映的沈东市（取景于鞍山），都为剧中叙事和人物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观照与丰富的情绪隐喻。尽管这些剧集对地域空间的设定常具备一定的虚构性（主要体现在地域名称的虚构上），但剧中呈现出的大量可被识别的带有较强地域特点的视听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现实题材与虚构背景之间的“鸿沟”。

在一众国产悬疑剧集中，对东北的地域性呈现又是较为密集的。东北方言、厂区风景、疾驰的火车、冰封的河面等典型的视听元素，在《漫长的季节》《胆小鬼》《无证之罪》《白夜追凶》等悬疑剧集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附着在剧中东北地域空间里的集体记忆和情感脉络，也与现实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和观照。例如，《漫长的季节》中，以“桦林”为名的虚构空间里既出现了大量视觉景观，如钢铁厂厂房、维多利亚夜总会、录像厅、铁轨、烟囱、行进中的火车、玉米地等，也带有颇具东北地域特色的标志性声音元素，如王响、龚彪等人物的东北口音，“真的彪啊”“埋汰”“瞅啥呀”“撕吧”等东北俚语，以及火车鸣笛声、钢厂环境声、流行歌曲等象征性音响。因此，即便该剧实际取景地位于春城昆明，通过视听语言的设计受众仍然能将故事发生的地域空间定位在东北重工业城市。不过，值得留意的是，由于对标志性建筑物的有意模糊，单凭视觉元素，桦林这一虚构空间几乎可以指代任何一座北方重工业城市，因而声音元素对剧中东北地域空间的强指征性就显得较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东北之“声”切入剧集的地域文化表达，为分析国产悬疑剧集的创作特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使受众可以随时进入“那一地”“那一刻”，体察地域时空与人的故事。

过去的数十年来，声音早已不再局限于物理学的研究框架之内，而是在许多人文学科中引起了广泛而又特别的共鸣。其广泛之处在于：从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到视觉、表演和文化研究学者，都为如何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正视声音、聆听声音提供了一系列翔实的说明和认识论模型。其特别之处又在于：声音在大部分学科中担当的角色并不相同，如在声音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中，声音作为科技与艺术共同缔造的产物，不仅由录音技术决定它的具体呈现，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由聆听实践产生的声音文本就已经在“清晰的听觉体验”中发生了。①作为一种象征系统，人类可以通过“聆听”行为与声音本身和“地点”建立一种感性而又具备影响力的感觉关系，并由此了解该地点中特定族群的文化体系，包括具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等。斯托弗的“聆听的耳朵”、乔纳森·斯特恩的“文化性的耳朵”都间接表达了对声音与地点、文化三者之间密切关系的关注，“对声音的描述可以与描述它的人所在的地点分开吗？”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旦人们开始意识到聆听方法对声音研究的重要性，由声音所构建的认识体系就得以被搭建起来，并由此制造和调整与声音有关的文化观念。

本文对国产悬疑剧集中声音与地域文化表达的讨论，正是建立在声音人类学角度下对声音的研究基础之上。作为综合性的艺术门类，影视艺术融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元素，因而不论是何种类型、何种题材的视听作品，都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且海量信息背后又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悬疑剧集也概莫能外。但在过往的研究中，却存在着一定的重“视”而轻“听”的现象。人类学及影视艺术的研究者往往注重对行为、动作等视觉内容进行分析，针对语言、音乐、音响及其背后文化信息的研究则相对有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研究者想要突破过往一贯以文本、视觉为中心的影视作品研究思路，从声音角度探索视听作品对地域空间与地域文化的表达和想象，那么声音人类学研究中本就与声音—地点相关的聆听方法或可提供一种研究的路径，即不只将关注点置于对声音艺术技巧、录制方法的分析上，而是遵循整合论、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尽可能全面看待声音。从这一视角出发，没有一种声音是完全客观中立的，每一种声音元素都受到创作者与受众过往聆听经验、受教育程度、文化、情绪、生理年龄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声音很容易被认定为是某种程度上有固定表达的“实体”，聆听体验也不一定是可预测的、稳定的。对国产悬疑剧集研究而言，无论是对剧中声音进行可书面化、可交流的解读，还是考虑到面向不同人群的感觉经验进行创作，有针对性的理解和掌握聆听都是有效的。

为了尽可能在声音人类学的视域下解释影视作品声音个体化的、复杂的聆听视角，本文参考马丁·多特里提出的“分层聆听”③与安妮卡·艾森伯格提出的文本聆听方法④来提炼声音人类学视野下对影视声音的聆听方式，旨在以不诉诸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感知和记录声音评价，既关注单一声音元素，又考虑到声音与其他声音元素、视觉元素以及受众的联系，进而探索影视作品中声音是如何具体呈现地域文化的。

其一，声音作为主导符号系统。不同的艺术作品可以利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使地域空间“发声”，一种符号系统通常在单一的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本文的讨论中，“声音”符号——包括语言、音乐、音响的集合在国产悬疑剧集中发挥了塑造地域文化的重要作用，部分剧集中视觉信息的模糊化甚至意味着东北乃至更广阔北方的地域文化主要依靠声音——尤其是人物角色使用的地方语言来呈现。

其二，声音作为隐喻。声音通常也隐喻着除声音本体以外的事物，在影视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元素是孤立的，相反，它在受众的脑海中产生了共鸣，这一共鸣建立在“调音”的基础之上，而调音意味着聆听和被聆听的行为受到许多参数的影响与协调，如历史和文化背景、审美选择、艺术惯例等。⑤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无论新的声音是源自于录音还是我们自己，他们都更贴近我们记忆中已经存在的声音”。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受众聆听任何声音时都会人为地调音并添加“泛音”，当受众听到悬疑剧集中的音乐时，它不只是单纯由节奏、旋律、调式等组成的声音形态，而是将音符、节拍与剧中人物和受众的声音、经历、价值观和情感同构，借此描摹特定地域人群的性格特质。

其三，声音代表空间。声音不仅仅代表一种时间现象，当其被具体放置在虚构的影像世界中时，它更多地“参考”（语言提示）与“再现”（音响设计）了实际的地域空间。以交通音响为例，有方向感的、流动起来的交通工具声音并不仅仅指向交通工具本身，而是组织起了一整个由嘈杂交通音响与宁静环境音响对比构建出的地域空间。

就人类学的角度而言，特定地域空间的关键性特征就在于地域文化和地域环境的多样性，将地域视为一种文化，首先意味着它不能被当成一座“孤岛”进行研究，而应当被研究者视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进而去体察它所具备的文化职能和内部族群。概括地说，地域文化是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而不同地域内人们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⑦对于以视听作品为载体呈现出的东北地域文化，叙事文本、视觉符号的表征作用往往较易被受众和研究者感知，而声音设计对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则相对容易被忽略，但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漫长的季节》出于对画面“明媚”色调的追求，⑧选择与设定故事地域空间南辕北辙的西南地域作为实际取景地，这就意味着该剧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传达与地域空间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声音”的设计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声音人类学研究中声音与地点、文化相联结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以“聆听”分析影视作品中地域文化书写方式的新路径。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内涵的定义包含“具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⑨虽然文化的狭义构成要素在实践中常常难以界定其文化层次的归属，但本文仅从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从东北地域空间中的物质层面、语言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文化层次分别展开对国产悬疑剧集中声音的聆听与探讨，旨在更加明确地分析视听作品中声音对于地域文化的表达与想象。

任何人造物质产品及它们与人的关系都可被囊括在物质文化研究中，⑩既包括建筑、交通、生产工具、服饰、饮食等，广义又可延伸至乡村、城市。东北地域空间内的物质文化自然囊括了以上的全部，然而具体到东北悬疑剧集中声音对物质文化的呈现，以火车声音为代表的交通音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无证之罪》到《漫长的季节》《胆小鬼》，疾驰的火车、蜿蜒的铁轨都在其中反复出现，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出现频次较高的标志性“物质”，火车——或者铁路对于现实东北的重要意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19世纪末在东北地区开始兴建的多条铁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客运列车和货运列车与城市的出现及其密集的基础设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络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而言，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成就了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辉煌；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发达的铁路基建又离不开客观地理环境的支持，火车在这一区域的盛行正投射出了东北平坦的地势、坚实的土壤、丰富的物产等地域性特征。

因此，火车这一交通工具的音响为上述国产悬疑剧集的地域文化呈现提供了方向，其作用正在于引导、提示受众识别出东北的地域空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火车的音响和东北城市地形在审美和媒介体验中紧密相连，在东北悬疑剧集中，将汽笛声、发动机声、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摩擦嘎吱声组成的火车交响与外景相结合是一种常见的用法，如《胆小鬼》开篇就在白雪皑皑的罪案现场响起了火车行进的声音，搭配着后景中的路桥与铁道，暗示了相对具体的东北地域空间。《漫长的季节》以1997年行驶在玉米地里的火车开场，在此场景中火车音响承担了叙事与时空过渡的功能，因而也呈现出了更多的声音细节，如随着火车内外视点的变换，创作者在约定俗成的火车行进声中加入了填煤烧煤的音响元素。此后火车声音渐隐，与之衔接的是拖拉机音响的转场，当镜头切换至主人公王响的面部近景时，出租车的喇叭声、发动机声直接开启了2016年新的时空，这一系列音响的组合，包含东北地域空间内标识性的火车音响，而拖拉机、出租车的音响则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点暗示——故事发生在城乡交界的地域空间中。

值得留意的是，当火车音响成为地域空间的标志性声音，这一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学声景——主要是城市声景产生了意义。当现实空间中的火车音响经过同期录音、后期制作，最终通过媒介传递到受众的耳朵中时，聆听的耳朵就已对火车进行了多样态的“调音”。火车音响与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状况的互文唤起了人们对历史上工业技术进步盛景的怀旧联想；火车尖锐高频的汽笛声则呼应了火车作为一种现代“侵略性工具”的解读，表达了城市地域空间被入侵甚至破坏的隐喻，而当嘈杂的火车音响在剧中重复出现时，它自身也完成了噪音到乐音的转化，并最终巩固了受众对东北地域空间的既定印象。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⑪身处特定的地域空间，也从某种程度上助推人们成为共享语言的群体。本文对悬疑剧集中东北地域空间语言文化的分析主要聚焦在人物对地方语言的使用上。

例如，《无证之罪》中，在林奇和老宋对“雪人杀手案”的讨论中出现了如下对话：

老宋：这怎么还有“嘎拉哈”呢？

林奇：什么哈？

老宋：林队，忘了，你不是东北人，嘎拉哈一就是满族话，就是猪啊牛啊羊啊，这个胳膊肘这儿，小时候我们都拿它当玩具，嘿嘿，这哪儿来的？

林奇：雪人的眼睛……我发现每一个雪人身上都有一个这个东西当眼睛。

上文对白中出现的“嘎拉哈”，其读音参考了满语gacuha（穆麟德转写形式）的发音，语义上则代表动物后腿膝盖部位、腿骨和胫骨交接处的一块独立骨头。⑫因具备小巧的外形与方便携带的特点，“嘎拉哈”逐渐发展为民间游戏的器具，“歘（玩）嘎拉哈”更是已经成为吉林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无证之罪》这场室内戏中，运用对白直接对“嘎拉哈”进行讲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声音（语言）在呈现地域文化上的作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语言不仅在形式上进行声音记录与文字记载，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风俗知识和历史文化。如《无证之罪》这般将剧中声音作为语言的外部形式加以保存、传播，也意味着在声音民族志之外，影视剧也能作为地域文化的传承载体，将其传递到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中。

除此之外，于对话设计中体现东北地方语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在东北悬疑剧中也较为普遍，如《白夜追凶》尾声部分关宏峰、刘长永在赴长春寻人的过程中与当地生意人的交流，《漫长的季节》中沈墨夹杂在大量地道东北方言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普通话等，都通过声音呈现出两种语言系统的“碰撞”。受人口迁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东北地方语言虽与北方官话在语法、词汇、发音上呈现出高度重叠的特征，但重音位置、音调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东北方言的幽默气质，“彪啊”“咋整”“埋汰”“瞅啥”等词汇也展现了东北方言粗犷、豪放的特色。其实，早在《刘老根》《乡村爱情》《马大帅》等东北剧中，东北方言的运用就对表达与传播地域文化、丰满人物形象、细化生活情境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近年来一些东北悬疑剧集创作者将东北方言引入故事，则又带上了一层缓和悬疑氛围、制造情绪反转的考量。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精神层次的文化主要包括各种知识，以及精神、道德和经济方面的价值体系。⑬由此延伸，特定地域空间的精神文化可以将上述具体的文化要素框定在特定人群之中，进而表现出群体性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本文对悬疑剧集中东北精神文化的分析主要围绕环境音响与音乐展开，这源于它们都更直接依赖感官的作用，受众也会对有节奏的噪声产生较强的情感反应。

例如，《平原上的摩西》原著以沈阳铁西区为故事背景，但剧集中呈现的地域空间却指向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尽管如此，剧中主要角色庄德增与傅东华的东北方言口音、李守廉的山西方言口音等都为受众呈现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集合了东北、内蒙古等地区的广阔空间。从叙事文本内部而言，该剧虚构出的新地域空间并没有让原著的铁西区故事失去可信度。

从具体的声音设计来看，该剧的第二场戏和倒数第二场戏同为双人在湖心划船的场景，缓慢移动的长镜头里，平静湖面的水波之上却意外设计了响度极大的环境音响，包括船桨与船体的碰撞摩擦声、游船行进的水声、船桨划水声、鸟叫声、水草晃动声、底噪声等。不同于一般影视作品中重视语言的声音设计，被船桨拨弄而荡漾开的哗哗水声几乎要盖过船上人物的对白，像是在向受众强调，这片湖水中孕育出的分隔的力量象征着时代的洪流，将人们隔离开，不论是庄德增与傅东心还是庄树与李斐，这两对来自不同时代但又相似的人物，在几乎相同的场景中相遇和别离，最终都未能走到一起。《漫长的季节》中，河流的意象也是贯穿始终，不论是在抛尸入河的场景还是沈墨跳河自杀的场景中，极其克制的潺潺水声始终萦绕在受众耳畔。

从聆听的角度分析，湖泊与河流都是地域空间的一部分，既提供水源，又是贸易和运输的重要路径。若从隐喻的角度进行解读，千变万化的水声作为悬疑剧集中环境音响的重要一环，是构建完整地域空间的必要元素，而水波声音的流动性、变化性也与故事情节遥相呼应，拓展了受众对剧中人物性格、情绪与价值取向的感知，映射着人生的起伏辗转。对水声进行放大重现，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人们的心境。

除了环境音响，音乐也在呈现与现实地域相关的视听世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剧集中，受众对空间与时间的认知，与音乐的提示不无关系。通过聆听，受众可以在“调音”的力量下将音乐转化为具体的意义，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音乐惯例也会作为一种集体经验发挥作用，激活人们特定的和可预测的反应。⑭以《漫长的季节》为例，剧中除了大量运用古典音乐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金曲，小众摇滚曲目的引入也给受众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聆听感受。法兹和海朋森的《你把我的脸庞转向明天》、固体李逵乐队（Solid Liqui）的Detached、Joyside的If There Is A Tomorrow、蛙池乐队的《夜长梦多》、Life Awaits乐队的In Gloom等歌曲，都在一定程度上观照到了剧中人物所处的情境和心境。如有研究者总结，“音乐在《漫长的季节》中雕琢了人物心理，烘托了故事氛围，每集选用的片尾曲都不同，可以看作是对所在剧集内容的解释和延伸”。⑮

无论视听作品的具体形式与题材是什么，声音作为一种创作者个人表达的承载与受众聆听方式的反馈，都难以忽略地域文化带来的影响。从声音人类学角度对影视作品中的声音进行审视和研究，正可以从他者角度聆听，进而观察创作者是怎样去有效表达他们的声音意识与理念，影视文本映射地区的受众又是如何读解与他们有关联的地域文化信息的。

在近来一些东北悬疑剧集中，创作者通过声音完成了对地域文化的呈现，未来，如何在影视剧创作中更加合理地运用声音对人类的社会制度、文化现象以及价值取向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呈现与表达，进而获得更高级的审美感受和更真实的在地体验，是创作者下一步应着力思考的。

（作者樊露雪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宜文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体系及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3ZD07〉、北京市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当代青年观众对新主流影视创作的接受效果与认知机制研究”（2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