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赵相如，1928年出生，江苏南通人，市委统战部离休干部
三排左一为赵相如。
我叫赵相如，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县农村。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我参加了新四军。
18岁参军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兵力多，我们的队伍一面打一面退，一直退到山东。当时，我18岁初中毕业，懂得一点文化知识，被分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训练，逐步掌握了无线电操作技术。
情报处大概300多位同志，大部分负责收报，少部分负责破译密码。我负责用电台收报机侦听国民党军队的军报。抄下后，交由其他同志负责破译。1948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淮海战役中，我负责侦听国民党军某兵团徐州指挥部的电报。当时，山东比较危险。因为部队行军经常调动，不知道驻扎的是老解放区，还是刚刚解放的地区。也不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特务、是不是还有敌人试图破坏？
有几个深夜，敌台一点钟、两点钟还有联络。同志们都入睡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一盏暗淡的油灯下收听。当时，我有一支手枪，我把它子弹上膛、拨上保险，放在自己身边，防范万一这时有敌人来破坏。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部队消耗很大，我军逐步向南进攻，一直打到长江。国民党反动派想以长江为界，党中央发出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发动渡江战役。
1949年的4月20日，我在泰州，听到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大地震颤，密集的炮弹飞向南岸。21日，我随部队渡过长江，抵达江阴，市民纷纷欢迎解放军。但我们不能住进老百姓家，便从江阴到了常州。
“不时发觉敌台少了”
1949年5月初，继解放南京、镇江、常州、杭州等城市以后，我第三野战军主力对上海发起进攻。我当时在三野司令部情报处报务科任电台侦听员，即随部队开进苏州，驻扎在原国民党政府的苏州地方法院。当时，旧法官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几个看门的、打扫清洁的和接电话的人。
我们放下背包，立即在屋顶、树梢上架设天线，取出无线电收报机，戴上耳机，全力搜索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电合。空中的无线电电波密密层层，要辨别敌台不是容易的事。其实，我们早在渡江之前已经盯住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的电台，由于部队行军匆忙，漏听了不少电报，现在到了上海战役的关键时刻，更要盯住它不放。
情报处长朱诚基同志对我们工作上要求严格，多次给我们上课，常用一口流利的上海普通话告诫我们：打仗没有情报，好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因此要求用最大力量，取得最多情报。
到了5月下旬，我军攻打上海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在侦听中不时发觉敌台少了，有的尚能听到但讯号声越来越小，有的则突然消失。为此我们还在各个波长拼命寻找。建国后才知道，上海的国民党守军20万人，从吴淞口逃走了5万，以刘昌义为首的51军残部和21军、123军约4万余人起义投诚，其余则先后被歼。
一方白手帕
上海解放后，我们到了南京。不久，我们部队的事务长捧来一批慰问品，说：“这是上海人民赠送的，其中不少是资本家主动捐献的呢。”打开一看，有糖果、香烟、生活用品等，我们高兴极了。股长分给我一方洁白的手帕，我珍藏了很久很久。每当我拿起这手帕，就回想起解放上海的日日夜夜。
赵相如在接受采访。
情报工作一定要年轻，1954年9月，我转业离开部队。后来，我调到上海市委统战部牵头的“上海市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办公室”工作。
工作期间，我碰到了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昌义。我说解放上海时我是解放军情报工作的侦听员，现在在上海市委统战部工作，我到你家里来看看。见我登门访问，他也很激动。
（本文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