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4日，比赛中的广宁中学辩论队。（受访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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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北京101中学击败后的那个中午，广东省广宁中学辩论队的队员们，第一次表现出稚嫩又可爱的那一面。他们叽叽喳喳地围在我的身边询问，以后能不能到报社实习。
最早见到他们时，他们更像是成熟的大人。队长练俊杰挺着胸，大方地和我握手，用播音生惯常的口气说“苏老师好”，严肃的口吻让人不由得往前欠身。备赛的夜晚，队员们十分忙碌，练俊杰逐字逐句地修改每一个人的稿子，其他人被安排了不同的任务，没空和我闲聊。
我似乎闯入了一个气氛肃穆的司令部，没有我的座位，倚靠在墙上也不太得体，只得像一根木头一样杵着。一个女孩在知网上找“网络巴尔干”相关的论文，这个词指的是网络已分裂为一个个不同利益的群类，传播学硕士出身的我，主动说帮她找一找，二十多分钟后，我把找到的论文拿给她看，这位大一学生露出一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的表情，她看了一眼队长，然后小声告诉我，她早就找到这篇论文了，让我不必再帮忙。
但到了开头那个中午，比赛已经全部结束。这些“成熟的大人”们，第一次流露出对记者工作的好奇。“讲一讲你采访过的最有趣的事”，他们说，“讲一讲你去过最有趣的地方”。
美国编剧戴维·多尔托特曾认为，所有的电影无外乎六种故事原型，包括英雄型、伙伴型、不可能任务型、逃离束缚型、美狄亚型和浮士德型，人如其名，类型的名称暗示了故事的走向。当然，不同的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数目各异的故事原型。一段时间的记者生涯，容易让人在刚开始就对事情下判断。在他们提问时，我琢磨着眼前的辩手们属于哪一种故事原型。英雄、伙伴和不可能任务肯定有，或许还有一点点逃离束缚，但不确定。
“哪会有最有趣的事呀？”我回答道，“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若干种故事原型。翻来覆去的，仅仅在具体的细节上稍微不同，走向都差不多。”这原本是个挺虚无主义的答案，但辩手们忽然兴奋起来，他们认为，这种“虚无”恰恰是因为我见过了太多的事情。
他们开始向我寻求一个答案了——这样的场景早已屡见不鲜，在和采访对象接触时，他们往往会在采访的最后，问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见的人多，去的地方多，要不你给出出主意？”
辩手们想要一个关于未来的答案。“那要不你说说我吧，我是学人力资源管理的，以后会怎么样呀？”后来在稿子里占据重要篇幅的陈沛怡问，她能不能到我工作的单位实习。接着，其他人也想让我帮他们介绍实习——在广州，最好是国企。
“你们才大一，为什么就要想着实习的事情呢？”哪怕这次对话距离今天已经超过半年，我依然记得这些大一的孩子们脸上焦急的表情。从县中毕业后，高考成绩最好的队长在华南农业大学，陈沛怡是公办本科，其他人分别是民办本科和专科。其中几个孩子的班主任在开学第一课就告诉他们，要考研。这些孩子坚信，文科正在衰落，只有努力，比别人多更多的努力，才能让他们不用再回到县城。
2023年11月24日，广宁中学辩论队。（受访者/图）
我开始回忆起我的大一。每周满满当当的课程，文科学院的老师们，很喜欢在课堂上阐释虚和实的问题，“学文，是无用之大用”“‘观乎人文’，是要‘化成天下’”云云，我那时常常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相信这些判断。学校在城市的新区，我毕业后的第二年，附近才开了一个麦当劳。那时的学生们喜欢找兼职而非实习，通常是给餐饮店发传单。
午饭过后，陈沛怡主动聊到她面临的另一个选择，要不要换专业。她认为从普通本科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未来是不会有前途的。她想转到新闻或者法学，但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
事实上，我很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毕竟，我早习惯把那么多精彩纷呈的事件简化为一个个故事原型，起因、经过、结果，就让我们跳过“经过”，痛痛快快地走向“结果”吧！
要不要转专业，要；要不要转新闻，不要；要不要去实习，要。
“这几天我看到你如何工作，感觉以后做一个记者也挺有意思的。”陈沛怡接着向我介绍，她是如何和专业老师以及网友们请教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甚至谋划着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是继续学人力资源管理，然后大一下学期先找一个小公司实习，大二继续实习，大三准备日语或者雅思考试，大四申请日本或者香港的高校；另一条道路是学其他专业，但她还没详细筹划。两条道路都通往同一个目的地：在大城市找到一个好工作。
她在等着我的回答，我却被她人生规划中体现出的那种环环相扣、不让自己喘口气的感觉吸引了，所以暂时没有告诉她我的想法。
“你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不会很焦虑吗？”我很好奇。
“很焦虑啊，但读这么一个学校，能怎么办？我很担心考上一个公办本科已经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了。”
事实上，那些2000年之后出生的、我的学弟学妹们，也常会向我寻找一个关于人生该如何选择的答案。并且，在询问我的意见之前，这些刚20岁出头的男生女生，会罗列一大堆每种选择的利弊，细致入微就像大脑里做好了思维导图。
用他们的话来说，之所以要表现得如此像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步步为营，就是担心错了一步，就接二连三地错下去。
从事记者这项工作的某种便利在于，当你完成一篇长报道之后，确实可以对所报道的事物评头论足，当周围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可以直接告诉他，1、2、3，这样去做就好。比如，很多家长喜欢问我，究竟哪种教育方式是最好的？教育记者出身的我，就能列出1、2、3，侃侃而谈。
就在陈沛怡等待我的答案的过程中，我回想起大一时的我，是如何寻找人生的答案。
那时，我的母校和复旦大学有一个合作项目，5位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到复旦新闻系交换两年，享受与复旦学生同样的教育环境。我的成绩不错，如果报名的话有很强的竞争力。或许，如果是一个理性人的话，势必要去复旦，而不是留在一个西南边陲的大学。
但我最后并没有报名。大一时的我觉得，可以暂时不考虑成为“更好的人”，去翠湖边看看荷叶比较重要。
之后，我上完了所有该上的课，文科没能让我拥有一项独特的技能，甚至无法在5秒内说出学过的知识点。在不得不去实习的时候，才开始漫无目的地找实习。我在学校的社团中收获了坚实的友情，又在校园里掀起了几次笔战。孤独的时间多过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有时会焦虑，更多时候在失眠。有人尊敬我，有人讨厌我，努力地帮助过一些人，但也深深地伤害过一些人。
就在本科毕业前，或许是某位诗人的自述中，作者谈到了关于遍历的问题。他提倡，年轻人可以不做思考，体验每一种选择。这真是一个迷人的说法，此后我开始遵循这套理念。遗憾的是，工作之后，如此迷人的理念被我替换为呆板的“故事原型”，好为人师，自以为掌握了答案。
最终，陈沛怡转专业没能成功，在她电话里和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语气稍显失望，并没有最初的那种焦虑了。这个变化或许就发生在那个午后，我没有再自信地给出一个答案，只鼓励她去经历能够经历的一切，她应该明白了。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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