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蜿蜒山路南行，汽车依次翻过大古岭、马峦山，穿过洞背桥，一座隐于山林的村庄渐露芳容——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的洞背村。
随着一声“欢迎光临”响起，村口的自动闸门缓缓升起，随后是高低错落的民房。
“村里有樟树、菜地、村民、外来人、癞皮黑狗和三花猫，还有一个两百平方米的小公园，种了六棵树。”周慧在这条半小时就能尽览无遗的村子里生活了十年，在看似单调的生活中，她用写作对抗孤独，“打捞”独一无二的情绪与经历。
今年2月，她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
阅读：让单调穿过单调
短发齐肩，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的是黑白条纹T恤和宽松长裤。回顾过往经历时，周慧的语调很少起伏，目光看向窗外的大鹏海湾。
“我18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上了大专，做过文员、销售、商务助理、人事等形形色色的工作。”她认为那时候的自己是“无意识的”，未曾认真思考未来的去向。
2014年，刚辞去工作的她应朋友之邀来到洞背村做客。“这里让我想起了自己出生的湖南岳阳农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久经职场后回归乡村，多了一丝猎奇和新鲜。”留恋和天生孤僻的性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她“顺水推舟”住进了村里。
洞背村面东濒海，但并不是想象中的打开门就能见到浪花、砾石、游人。十年前，村里还有一栋位置偏僻、刚装修完的八层小楼，她选中了其中靠海一侧的六楼套间。
阳台可以往下看见村民自种的菜地、果树，再往远些眺望，可以看到被溪涌后山夹着的海岸线。去往海边，需要经溪坪路转向深葵路，绕过一片墓地，徒步约莫二三公里。
为了维持生活，她把在深圳龙华的一套小房租了出去，用房租供房贷，多出来的部分用作新住处的租金和生活费。但日渐上涨的租金让她变得拮据，最困难时，她向朋友借了一笔钱才得以为继。
时间需要填满，生活需要内容。有积蓄支撑的前几年，周慧走到山里看山、海边看海，在阳台种菜，做一日三餐，看一点书，写一点文字。
她说，那时的文字，很轻巧、俏皮，打量一切，给事物加上瑰丽的滤镜。用她的话来说，那仿佛是天生的“力气”使然，她对周遭环境的感受力尤为微妙，但远算不上写作，因为真正的写作需根植在深厚丰富的阅读之上。
直到29岁的一个深夜，她手捧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第一次被文字的力量所震撼。“头皮发麻如过电，脸上皮肤霎时绷紧，旋即往头顶、耳边送去，我从床上直接跳了起来。”
自那以后，她大量买书并阅读以前拥有的书。这些书出自伊塔洛·卡尔维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挤满了客厅里的六个书架。书多得放不下，被分散地放在电脑桌、茶几和电视柜上。
周慧告诉记者，她每天只集中看书20分钟，随后用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化，有时则需要几天，直到认为自己读懂了。阅读让她找到存在的实感，也按下了将生活经验和想象力转化成文字的触发键。“我找到了让单调穿过单调的出口，那就是阅读和写作。”她说。
“写作是我的翅膀”
洞背村的日常生活，环绕在肉体和心灵四周，赠予周慧密林、云雾和大海。她漫无目的地阅读、写作，没有任何方向和目标。
“我开始边写边怀疑，这样的文字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是制造电子垃圾吗？”散漫的性格让她反复陷入自我怀疑，无穷无尽的自由也让她一度沉迷看剧、刷短视频、睡觉。
她发现无聊是无法驱赶的，需要通过让她感到有趣、刺激的方式集中注意力——背诗就是其中一种。
她用整整三天时间背诵露易丝·格丽克的《野鸢尾》，每背完一段就起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盲背。“词语飞来飞去，实在想不出，就去看一眼书”。她边背边写，找词、找句子的节奏进行重组排列。
和写作类似，文字与感官的相互碰撞令她兴奋。她尝试转换写法，和客观事物保持距离，就像小说里的叙述者，观看并叙述着在洞背村里生活的自己。
在《民治夜行动物》一文中，她骑单车经过民治大道，看一对年轻男女在离别前深情相拥，背影被路边湘菜馆的噪音所淹没；
在《我早就认识鸭脚嬷》一文中，她和邻居去山里背蜜，边走边说出植物的名字，“一株两人高的植物不认识，叶片硕大，似鸭的脚，原来这是鸭脚嬷”；
她写自己晒豆腐干、晒萝卜干、腌香肠、种土豆的经过，写偷村民种的菜时的紧张刺激……
如同被海浪淘洗的细沙，经过磨砺的文字被周慧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里，引起了诗人黄灿然的注意。“你写得不错，好好写。”这是黄灿然常对周慧说的一句话。
当时，他和孙文波、周慧同住在洞背村，他们都加入了一个小型读书会，每隔半个月共读一本书。
会上要求每位读者都要对作品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很多书我都没看过，每次讨论都是垫底，但读书会迫使我坚持阅读，也间接提高了我的阅读品位，为我日后的写作打下基础。”
那些充满诗意的文学交往让周慧意识到，一个人可以是自己的“国王”，创作出超越日常生活的天地日月。
“写作是我的翅膀，它让我从日常里起飞，也是我的锚爪，看着时代洪流里所有人都在进步只有我在往后退，内心忐忑和怀疑时，让我觉得小有建造而安然。”她说。
非必要生活，有必要写作
自新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后，周慧出席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每当主持人把话筒递给她时，她会强调自己还不是一名“作家”。她更拒绝给自己贴上“素人”“女性写作”等标签，只专注于分享书中内容和写作心得。
新书共有三辑，每辑分别对应着她十年写作的不同阶段——最先被写下的是她内心敏感而脆弱的感受，时而对抗、时而彷徨、时而屈服；随后是身边的一草一木、人和事，发现无处不在的惊喜；近两年她学会了跳脱出肉身，审视过去和正在经历的一切，“写我和生活的关系”。
文字的变化吐露出周慧内心的改变，她走出虚荣和功利，欣纳并不完美的自己。
以前的她总敏感于出身农村的“土气”，参与集体活动时常露怯，但现在的她不再理会外在，变得自信、坦然、健康。“写作是我那全是消磨、消耗和消遣的生活里唯一的创造，它成了我内心的支柱。哪怕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我也坦然接受。”
诗人黄灿然在周慧新书的编后记中写道：周慧过了四十岁才开始写作，心智已经成熟，少了情绪化，表达事物时少了一个从二十来岁开始写作的人后来会有的惯性语言和惯性思维，尤其是避免了过于流畅和能说会道。
很多人曾经问她，新书的出版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她回答了两点：一是内心对自己的写作多了几分肯定，二是洗澡时不再需要用脚踩在桶里接水省钱。
她从未想过“无心插柳”的作品能被结集成书，也不打算为之后的写作制定计划，“或许从我和我的母亲写起，写母女间深沉而隐晦的关系。”她说。
也有人问她，是否想象过自己的读者是怎样的人。
她思忖片刻后回答，可能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也可能是年轻的女孩子，“都是在狭窄的世界里，渴望过上开阔生活的普通人。”周慧希望和她一样有写作冲动、写作愿望的人能够得到鼓励，只要坚持沉下心，就有可能达成写作的愿望。
采访末了，周慧留记者在住处吃饭，拿出冰箱底部珍藏的鳗鱼，配上花椰菜、莴笋和炒鸡蛋，在厨房忙前忙后。她笑着说：“随意些，别嫌弃农村的饭菜。”
简单的食材和味道，让人想起她不经意间提起的一句话：非必要生活，有必要写作。
文、图 | 记者 梁善茵
视频 | 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许顺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