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庆荣
1
1981年夏天，我高中毕业。
我读的是我们公社中学。班上七名学生参加了全国理科高考。我平时成绩全班最好，高考成绩也是七人中最好的。遗憾的是，考卷上不少内容都没学过。结果可想而知，七人全部落榜。
分数线公布后我很沮丧。复读，条件不允许。父亲去世早，家里只靠母亲一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做事吧，尽管已满16岁，但我个子小，体力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姨父是公社中学校长，母亲希望姨父安排我做一名代课老师。那天吃完晚饭，母亲带着我去了姨父家。
姨父刚吃完晚饭，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双手捏着报纸正在看。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报纸几乎贴到鼻尖，不像在看报，倒像在嗅报纸上的油墨味。
姨父猜到了我们的来意。他问：“今后怎么打算啊？”母亲说：“就是想听听姐夫的意见。”“要正确对待，考不上很正常，全国几百万考生才录取十几万，没那么容易啊！”姨父的声音很洪亮，他又对我说：“你母亲一个人不容易，你早点做事，帮她减轻一些负担。”
我点点头，不敢吭气。
姨父说：“前几天派出所许科长说，需要一名秘书。你的字写得好，作文也不错，我把你推荐给他了。明天你去他那里报到。”
母亲惊喜万分，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有了工作。
派出所在公社院子里，只有一间房子，房门上方挂着“派出所”的牌子。许科长约40岁，高个子，左太阳穴上有一块铜板大的疤。许科长在我们这里远近闻名，小孩哭闹时，大人只要说一句“许科长来了”，小孩就会立刻停止哭闹。
上班第一天，许科长面带微笑问了我一些情况，安排我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给了我一支钢笔和几沓带有公社抬头的信纸，还给我一顶圆形大草帽。
第二天我跟着许科长执行任务。他拎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头戴草帽，走出公社大门。许科长走路很快，很威风。我紧跟在他屁股后面。
我们去了庄子桥南的老校长家。
老校长热情地给我们倒茶。
不一会儿，外面来了两个人。前面的人先进门，在许科长耳边说了几句，然后招呼后面的一个中年男人进门。
中年男人见到许科长有点慌张。
许科长坐在木头板凳上，跷着腿，从包里拿出一把纸扇，慢慢扇动，对我说：“把所有的谈话内容都记下来。”
许科长对中年男人说：“把那天的事情说一说。”
中年男人慢吞吞地说：“那天晚上，邻居家没人，我撬开他家门锁，把他家一袋大米扛回家了。”
“米有多重啊？”
“八九十斤。”
“知道后果吗？”许科长桌子一拍，“这是盗窃，要坐牢的。”又问：“你打算怎么办？”中年男人赶忙说：“我还米，再不敢了……”
第三天、第四天……都是这样小偷小摸的事。
自从去了派出所，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对我刮目相看，说这工作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但我心里明白，给许科长做秘书，实际上就是一个记录员。我心里盘算着，这样下去，出息在哪里呢？
随着开学时间的临近，不少一起毕业的同学都在寻找出路。几个和我要好的同学晚上来我家串门，都认为我应该继续上学。他们说学校前几届考上大学的人，成绩很一般，补习一二年都考上了。他们认为我的成绩好，不上学太可惜了。
我心里很矛盾。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离开派出所，继续上学。
那是一个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人，急匆匆地跑进派出所报案：“不好了，要杀人了！”
原来一户人家儿子去世多年，儿媳带着一个孙女要改嫁。小孩的爷爷奶奶没有阻拦，平时游手好闲的小叔子却横在里面，死活不让嫂子走。接亲的小汽艇来了，小叔子拿着一把菜刀站在河边，说：“谁敢下船接人就砍谁。”
“婚姻自由！这还了得，没有王法了！”许科长快速打开身后的柜子，拿出一根大拇指粗的麻绳。许科长边走边把麻绳折成四段一米多长的绳子合在一起，右手握住一端。十分钟后，我们到达了现场。围观的群众让出一条道。
“把刀放下！”许科长老远就吼。
那个小叔子右手拿着刀，嘴里在不停地说着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许科长冲上前，挥起麻绳就打了下去，麻绳像一条神鞭重重地打在持刀人的右肩膀上。持刀人惨叫一声，后退两步倒在地上，菜刀也掉了。
两名干员扑上去按住，先戴上手铐，然后用麻绳将其五花大绑。
下班回到家，我脑子里不停地回放下午抓人的场景。真是太惊险了！今天这件事，如果没有许科长，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交给我处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除非我口袋里有把枪。
晚上吃饭，我把下午的事情告诉了母亲，说想继续读书。
真是“知儿莫过母”！母亲说：“家里老宅基上，你父亲在世时栽了二十多棵杨树，现在长大了，明天我请人砍几棵卖点钱。儿啊，我们就赌一把吧！”
那一刻，我眼泪“唰唰”地往下流。
当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去了隔一条街的外公家。外公是个读书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有四个外孙，平时最喜欢和我聊天。母亲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外公，外公完全赞成。
“去复读吧！”一旁喝酒的舅舅说。舅舅在社办厂跑供销，见识广。他对姨父安排我做许科长的秘书，不太赞同。
“舅舅帮你，将来考上大学继续帮你，就当我多养个儿子吧。”舅舅的话让我和母亲松了一口气。
暑期结束，我去了姨父家。姨父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要考虑清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说：“想好了。”姨父叹了口气，叫姨妈给了我十元钱。
我去了许科长办公室辞行。寒暄几句后他带着我来到公社财务科。财务人员让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给了我十八元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工资。临别，许科长把我送出公社大门，鼓励我好好读书。
开学前两天，我怀揣梦想，踏上了他乡的复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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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附近一所公社中学复读了一年，1982年夏天，省高考录取线公布，我又落榜了。
上一年复读的钱，是舅舅资助的，继续复读，实在不好意思再向舅舅开口。
钱从哪里来？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去了一巷之隔的大伯家。大伯在大队窑厂做厂长，我父亲去世后的十多年，他一直照顾我们。大伯刚洗完澡，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摇芭蕉扇。大伯那时也才40多岁。我告诉大伯，我所在的学校72人参加高考，12人达线，我的总分离省录取线还差9分。我还告诉大伯，县城里的城北中学，一个班54名学生，有41人超过录取线。我们庄上孙会计家的孩子，原先学习成绩没有我好，在城北中学复读一年，今年考取了。
大伯考虑了一下，说：“你也去城北中学读一年吧。”
之前，我没去过县城。开学前三天，大伯陪着我去了兴化。坐了五个小时的船，到了学校，老师告诉我们，由于外地学生较多，学校无法安排宿舍。
大伯对我说：“不着急，我们找亲戚去。”
大伯讲的这个亲戚是我爷爷妹夫的侄子，叫肖正刚，论辈分，我喊他叔叔。七八年前，他到兴化城里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在兴化焦化厂上班。
我们来到焦化厂时，正赶上职工中午下班。大伯拦住一个刚出厂门的年轻人一问，那人转身一指，大伯喊了一声“正刚”，肖叔叔便从人群里跑了过来。
肖叔叔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他小大伯十岁，小时候常和大伯一起玩。他见到我们很高兴，说：“走，跟我回家吃饭。”路上，在路边小摊上买了猪头肉和花生米。
肖叔叔的家在兴化北郊的严家公社，是一座七架梁的青砖小瓦房。肖叔叔家有六口人，他的岳父岳母和小姨子住东房间，他和老婆还有六岁的儿子住西房间。堂屋很大，有三十多平方米，除了一张饭桌和几张木头板凳，没有其他杂物。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肖叔叔说：“可以在堂屋里铺一张床。”
在堂屋里临时睡一两天可以，时间一长就不方便了。大伯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对肖叔叔说：“肯定是要麻烦你了。”他指着厨房东墙旁边的空地说：“能不能在这里搭一间简易房？放得下一张床就行。”
肖叔叔一考虑，说：“可以可以，这办法好。”两天工夫，肖叔叔便和大伯把房子搭好了。
房子六平方米大小，西墙是厨房东墙，其余三面是泥巴墙，房顶铺了层芦席，再外面是一层黑色的油毡。肖叔叔从厨房里拉出一根电线，接上一只15瓦的灯泡，挂在我屋子里。大伯把我安顿好后，就回老家了。离开前一天晚上，他和我一起睡在搭好的房子里，打了一夜呼噜。
从我住的地方到学校，步行需要40分钟。
我们这一届补习班，招了两个班，76名学生，按高考成绩，我排第35位。
教数学的焦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第一天上课，讲了一些与数学无关的话。他说，“今年考取复旦大学的王某某同学给我来信，去年考取清华大学的吕某某同学，春节回来看我。当时，他们和你们一样，就坐在这间教室里上课。”
他的话意味深长，我热血沸腾。
七门功课的老师先后为我们讲课，一周下来，我感觉城里老师就是不一样。每听一节课，都有收获，我对未来充满了期盼。
肖叔叔的岳父姓李，五十多岁，第一天见到他时，我就喊他李爷爷。李爷爷个子不高，皮肤黑得发亮，头顶上稀稀拉拉几根头发。他的左眼睛是瞎的，每天早出晚归，蹬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客。李奶奶是个瞎子，头发花白，常年穿一件蓝色大虎头褂子。我从没有见她离开过这个院子。她总是站在院子里，垂着双手，静静地用耳朵聆听这个世界。她没有太多的话语。星期天我在屋里看书时，偶尔听她对邻居说：“这娃用功呢！”
李爷爷和李奶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是肖叔叔的老婆，他们有个六岁的儿子。三女儿还没有出嫁，在一家纺织厂工作。她长得很丰满，瓜子脸，皮肤不白，但很让人喜欢。我不敢看她，常低下头避开她的目光。
她对我说：“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屋里，我帮你洗。”
我感到耳根发热。我说：“不了，我会洗。”好几次，她把我晒在院子里的衣服收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小屋里。
复读班的学习节奏很快。头三个月，我们把所有学过的课程复习了一遍。然后，我们开始做模拟试卷、参加各种考试，强化训练薄弱部分。
转眼间便是1983年正月，我回老家过完春节。到了兴化，给肖叔叔家带了两只老母鸡。那天，他家特别热闹，来了许多客人，肖叔叔让我中午在他家吃饭。原来是李爷爷的三女儿定亲，男方靠肩膀吃饭，在码头扛货，是个城里人。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有种莫名的失落感。我对肖叔叔说“学校有事”，就离开了。
春节刚过，天气还有些寒冷。我在兴化英武路上漫无目的走了五个小时。在汽车站附近吃了一碗面条，又呆呆地坐了半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估计肖叔叔家客人已经吃完饭走了，我才慢悠悠地走回到我的小屋，我关上门，没有开灯，拉开被子倒在床上就睡了。
一觉过后，我清醒了许多。我坐在床边责问自己：“你怎么啦？人家定亲，与你有何干系？你是来读书的，怎么可以有这种杂念呢？”
我想起了母亲、大伯、舅舅，想到他们期待的眼神，我感到很愧疚，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距离高考还有两个月，我们每天要做大量的题目。每两周进行一次统考，焦老师每次都在全班通报每位同学的分数和排名。通过半年多的努力，我已进入全班前十名。焦老师在班上多次表扬了我。高考越来越近，时间更加宝贵，我甚至不敢浪费一分一秒。
终于，高考的日子到了。前一天下午，焦老师带着我们看了考试现场。我们的考场是在兴化中学。我计算了一下，上午九点开始考试，我必须八点半到达考场，这样，我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钟从我住的地方出发，到学校吃早饭，然后再从学校走到考场。
早上六点半，闹钟准时响了。起床后，我发现肖叔叔已经起床，李奶奶也起床了，他们比平时起得早。
“奶奶已经为你烧好早饭了。”肖叔叔对我说。
堂屋的饭桌上，装了一碗白粥，盘子里放了四个烧饼和四根油条。
吃完早饭，我收拾了一下书包，检查了准考证。出了门，眼前的一幕让我惊讶：李爷爷站在路旁朝我笑，他的身后是他自己的人力三轮车。
我一下子明白了，泪珠在眼里打转。
肖叔叔扶我上了车，说：“加油，你肯定行的！”
李爷爷两手紧握三轮车的龙头。左脚踩上脚镫子，右腿跨过斜杠，说了一声“坐稳，走啦！”三轮车在马路上奔跑，李爷爷敞开的淡黄色的短袖衬衣，被风吹起，肥大的短裤下面，小腿肚子上鼓起大块肌肉。这画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县广播站播送通知，我被武汉大学录取。
第二天早上，和我年龄一样大的小姑姑，陪我去兴化取录取通知书。然后，又去了肖叔叔家。小姑姑参观了我住的小屋，说：“没想到我的侄子这么艰苦！”
肖叔叔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拿在手上，左看右看，近看远看，咧着嘴说道：“这东西硬！你大伯要乐坏了。”李奶奶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好了，吃公家饭了，你妈妈要享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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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取了武汉大学。我的母亲却犯了愁：我从小到大没有出过远门，父亲又去世早，武汉那么远，怎么去呢？
外公笑眯眯地对母亲说：“丫头，放心吧，我送我的外孙去。”
那一年，外公65岁。
外公中等个子，略有一点驼背，因为少了几颗牙，吃东西时嘴巴瘪着，慢慢地咀嚼，听不到一丝声响。
外公计划的路线，是从老家坐船到泰州，乘长途汽车去南京，再从南京坐轮船去武汉。
出发前，外公把光头剃得锃亮，刮了胡子，特显精神。母亲夜里三点就起床了，蒸了一锅山芋，煮了十个鸡蛋，摊了两锅米饼，让我们带着路上吃。
行李不多。舅舅送的一只人造革箱子，里面放了书和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一床被子塞在一个蛇皮袋里。路上吃的放进一只麻布袋里，麻布袋可以抽绳束口。
去泰州的船停靠在庄子南头，每天一班，早晨六点钟出发。
外公紧靠舱门坐下，将行李放在座位下方，小腿肚子挨着行李，然后闭目养神。
上午十一点钟，船停靠在了泰州下坝码头。外公把蛇皮袋和麻布袋扎在一起，麻布袋在前，蛇皮袋在后，搭在右肩上。他第一个走出舱门，希望能买到早一点去南京的车票。
外公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外公的右手压着胸前的袋子，一前一后甩着左臂。他走得很稳很快，脚下像生了风，根本看不出已六十多岁。我几乎一路小跑，箱子越拎越沉。在一座桥前，外公停下脚，回头看看我。然后，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把行李换到左肩上，继续赶路。
运气不错，买到了十二点去南京的车票。上车前，我和外公每人吃了一个山芋，算是午饭。
傍晚六点多钟，抵达中央门车站。
外公年轻时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常言道“有嘴就有路”。一下车，外公就拉住车站内一个戴红袖章的中年男子，向他询问去武汉的轮船码头怎么走？男子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外公。
我们买到了晚上十点开往汉口的船票。四等舱的剩余船票很多，外公花12.8元买了一张给我，自己买了一张8.5元的五等散席。
离开船时间还早，我们走进码头附近一家小吃部。香味扑鼻而来。奔波了一天，肚子真的很饿了。我们在桌子旁坐下。外公放下袋子，点了两碗阳春面，两毛钱一碗。眨眼工夫，我的碗里只剩下汤汤水水。外公往他的碗里撒了点胡椒粉，不紧不慢地吃着。他瞅了一眼我的碗，把他的碗挪过来，从碗里挑出一大块面，放进我的碗里。
我说：“不要，我吃饱了。”
“多吃点，长身体。”说着，外公弯腰从麻布袋里拿出一块米饼，撕成小块，放进他的碗里，然后起身请店主从大锅里舀了半瓢白汤。最后，端起碗，仰起脖子，将汤和碎渣倒进了嘴里。
看着这一切，我心里一阵难过，泪珠在我的眼里打转。
轮船上下六层，我们要在船上度过两天两夜。上船后，外公把行李放到床下面，拿出喝茶的茶缸和洗漱用具。床不宽，但我长得瘦小，和外公挤一挤，勉强能睡下，只是担心夜里有人查房。外公坚持让我先睡，他说要看外面的夜景。我又累有困，于是先睡下了。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六点钟。外公不在床上。我赶忙走出房间去找。没走多远，看到外公正歪着头倚着过道隔板睡觉。过道里全是人，横七竖八躺在地上。我心里一酸，轻轻推了推外公。外公睁开眼睛，笑笑说：“这里凉快。”
第三天下午五点钟，轮船到了汉口。
武汉大学位于东湖之滨、珞珈山上。宿舍在樱园的老斋舍，二人房间，室友是武汉的王同学。我提前到校了，王同学还在家里，外公睡在他的床上。
第二天，我带着外公在校园里走了一遍，足足半天。在学校图书馆、行政大楼等古建筑前，外公一字一句地读着石碑上的文字。外公激动地说：“这学校，周总理都来过好几次啊！”
第三天，开学前一天晚上，王同学来到学校，外公在我们的书桌上睡了一夜。
开学那天，外公买了当夜十一点的回家船票，还买了一张在船上坐的马扎。他欣慰地说：“把你安顿好，我就放心了。”
晚上，我在食堂买了饭菜。外公让我给他买了六个馒头。
晚饭后，外公喝了一杯热水，把马扎放进蛇皮袋，把洗漱用品、馒头，还有他买的面包、榨菜统统装进麻布袋。行李收拾好了，外公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放在桌上，理了理，把十几个硬币和两张纸币留下，其余的全给了我。
我说：“我有钱，过两天学校发助学金。”
外公说：“我有车票钱就行了，到了泰州就不怕了。”
我背着袋子，拉住外公的手，从山上的宿舍，走到学校大门内的12路公交车站。我们一路沉默不语。到了车站，外公对我说：“好好读书，不要挂念你妈妈。”
我使劲地点点头。
汽车进站了，外公把袋子接过去。上车后，外公在汽车中间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汽车动了，外公抬起头，我看到外公的眼里噙着泪水。他向我挥挥手，用沙哑的嗓音喊：“回去吧。”
看着外公远去，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十天后，我收到妹妹的来信。妹妹在信中告诉我，外公已经安全到家，逢人便说，我外孙那学校真大啊。
作者简介
（时庆荣，江苏兴化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7年至2009年在南京熊猫电子集团工作，高级工程师，2009年9月至今在某民营高科技企业任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