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屠晨昕
首尔城市风景。图源：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今天（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赴韩国首尔出席为期两天的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这是该会议时隔4年零5个月再度重启，上一次的三国领导人峰会，还要追溯到2019年12月的中国成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中方期待此次会议为三国合作注入新的动能，更好实现三国互利共赢。
汪文斌表示，中日韩是近邻，同为亚洲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开启了三国合作。中日韩合作启动25年来，逐步建立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
汪文斌说，李强总理将同日、韩领导人共同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中日韩工商峰会等重要活动，就中日韩合作交换意见。中方愿同日方、韩方一道，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等重要共识，深化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东亚与北美、欧洲并称为全球三大经济中心，而中日韩又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三大强国。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东亚地区一体化程度长期不及欧盟和北美。三国领导人会议为什么能得以重启？常年存在于三国有识之士愿景中的中日韩深度合作，在此次峰会后将被注入哪些新动能？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中日韩均希望重启机制，峰会有望实现定期化
据新华社报道，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始于1999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自此，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每年在出席10 + 3等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2003年，三国领导人首次就三国合作发表共同文件《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初步明确了三国合作的原则和领域，并决定成立由三国外长牵头的三方委员会，总体协调三国合作，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新阶段。
2008年12月，首次“10+3”框架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确定了三国合作的原则与方向。自此，三国领导人会议实现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就中日韩合作、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看法。
近25年里，中日韩已建立起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被公认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此后，这一重要会议停摆了近四年半。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杨丹志认为，尽管韩日关系、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近年来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下滑和倒退，但近段时间中日韩均表现出重启机制、实现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23日指出，中方期待此次会议为三国合作注入新的动能，更好实现三国互利共赢。
作为中日韩峰会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6月轮值主席国，韩国迫切期待峰会及早举行。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朴喆熙5月24日在发表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文章中表示，首尔中日韩首脑峰会将为缓和中美紧张局势发挥积极作用，会议将成为三国恢复互信、加强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24日接受共同社专访时表示，中日韩三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共同负有重要责任，“希望坦率讨论，就在广泛领域推进面向未来的实务合作达成一致”。岸田还表示，力争使中日韩首脑会谈定期化。
2023年9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席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能否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应对老龄化合作，备受外界期待
“当前在国际和东亚地区，疫情后经济发展和安全治理都面临一系列复杂、尖锐的挑战。可持续发展问题及领土边界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杨丹志认为，在此背景下，中日韩更需要发挥作为东亚合作“火车头”、地区安全“稳定器”及地区热点“减压阀”的重要作用。
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告诉潮新闻记者，“从中日韩首脑会议举办之前各项预备会议的情况看，大家都是先绕开那些宏大的政治议题，就是谈具体我们能做什么，有啥能合作的。”
据王冲透露，这次会议设定了六大议题，具体为推动经贸合作发展、促进人员交流往来、推动科学技术数字化转型、协力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公共卫生和老龄化问题，以及灾害应对和安全保障。
“中日韩三国人口约占全球20%，2023年GDP总量更是占到全球的25%，GDP世界排名分别为中国第二、日本第四和韩国第十四。中日贸易约占日本进出口的1/4，而中韩贸易更是占到韩国进出口的近30%。”王冲表示，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是非常紧密的。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意味着首个可在中日韩之间适用的区域性自贸协议由此诞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周文星认为，借助RCEP中日韩可以明确原产地规则，简化海关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削减企业交易成本。“今后可以考虑在RCEP的基础上，推进三国自由贸易区（中日韩FTA）谈判。”
“在人员往来方面，坐客机从北京飞东京只要3个小时，从北京到首尔更是仅仅2个小时，就这么近。但会因为签证、入关检查等等问题，带来很多不便利。”王冲说，这次三国会在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性方面好好谈谈。
“老龄化问题，则是三国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日本最早出现老龄化，韩国还陷入了少子化的困境，因为韩国社会严重的男女对立，愿意生孩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出生率已几乎下跌到全球垫底。”王冲表示，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许多大城市里60岁以上的人占到了城市人口的10%甚至15%。怎么面对和解决老龄化这一难题，需要探讨出大家能够共享的经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看来，在医疗养老、财政金融等领域，中日韩合作需求大，互补性强，可望形成新的合作增长点。
“日韩在医疗康养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技术，能够与中国‘银发经济’市场深度融合；中日韩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方面有共同需求，能够开展完善国际支付结算体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合作。”杨伯江分析道。
2023年11月26日，外交部长王毅在釜山同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图源：外交部网站
韩日与华强化合作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战略，还得走着瞧
当前中日韩合作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多位专家均认为，如何排除域外大国的干扰和胁迫，努力强化对话机制建设、深化彼此互信，对于三国合作非常重要。
杨伯江认为，美国战略因素深刻影响着三国关系。美国鼓励盟国在其地区战略中发挥作用，加剧了亚太格局的“两个集团化”趋势。拜登政府意图一边管控中美冲突风险，一边利用多边制衡手段，调动盟友力量展开对华竞争。这不仅使中美关系对抗性上升，也对日韩的战略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中日韩亟需强化磋商与对话机制，以凝聚共识、深化彼此互信。”在杨伯江看来，三国应推动高级别政府磋商的常规化、定期化，为此可在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下设专项工作组，对涉及三国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地缘政治、政局变化等风险提供必要预警，加强对三国合作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保障。
而据杨丹志的解析，韩日之所以积极促成三国首脑峰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摆脱近期内政困局，争取外交得分的考虑。
“美日韩同盟机制的强化，不可避免地对中日韩合作形成牵制。在如何破解东北亚安全困局和构建地区秩序、实现自由公正的地区和全球治理方面，中日韩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杨丹志的观点是，在部分涉及地区安全的重大、敏感议题上，中日韩要形成共识及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存在较大困难。
杨丹志强调，目前韩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战略安排，尚待时间的检验。但超越地缘政治纷争、务实合作，符合中日韩三方的利益。东亚三强能否排除域外大国的强力干扰，切实推进深度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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