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是七国集团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主持此次G7财长会议的意大利经济部长表示：“在关税问题上，欧盟跟上美国的步伐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这个世界越来越容易用经贸竞争去取代军事竞争，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除了经贸竞争带来的成本和压力相对较小之外，经贸上的摩擦还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手”。
5月23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将讨论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担忧和可能的应对措施。耶伦强调，如果我们不进行改变，七国经济将受到廉价产品洪水般的冲击。
这不是耶伦第一次说类似的话，但这的确是耶伦第一次近乎公开般呼吁欧洲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应对经贸问题上的分歧。
对我们来说，产能过剩当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当西方以此认定为事实的时候，其实对错早已经不重要，相比小孩只分对错，成年人更看重背后的利益关系。
根据路透社报道，耶伦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举行前夕对媒体说：“本周将是讨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如何影响我们经济体的一个关键机会。”
“我们还将讨论我们的回应以及我们直接向中国提出这些关注所采取的方法。”耶伦补充说。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一个人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很容易激发大脑的原始本能即“战”或“逃”，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在遇到外部经贸胁迫的时候，大概率也会这么做。
这次耶伦转变语调，开始拉拢欧洲国家，隐隐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根本性的信号：那就是美国的对华经贸战略开始有了质变，从过去的单方面加征关税，到今天开始联合盟友对华“围追堵截”，对我们自己来说，压力可能也才刚刚开始。
耶伦是怎么说的？
5月21日，耶伦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会议上，已经开始敦促欧盟和美国通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我国在电动车、太阳能产品、半导体、钢铁和其他关键产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作出回应，以保护大西洋两岸制造商的生存。
耶伦强调欧美联盟至关重要，因为这威胁到了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发展。
在会议上，耶伦还表示，美国和欧盟形成一个明确的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她还警告了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对全球的影响，并重申了美国对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的担忧。
历史何其相似。
几十年前，日本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当时的日美贸易战，也是打的如火如荼，甚至比我们还要激烈，日本面对当时的美国霸权，也是一再忍让签署各种不对等的贸易协议，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间接促成了日本的经济转型。
当时的日本也是制造业大国，常年贸易顺差大幅高于美国，而美国在一系列关税大棒的制裁下，最终倒逼日本内部进行变革，让日本从“出口型导向经济体”转变成了“内需导向型经济体”。
如此，日美贸易方才渐渐落下帷幕。
而今天，同样的角色、同样的定位、近乎同样的经济模式，只不过对象不再是日本，而是我们。
我们和当年的日本相比，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深度和广度，都比当时的日本要高，尽管目前美国正在拉拢盟友准备在关税上对我们“围追堵截”，但短期内难以撼动欧美对我国供应链的依赖。
劣势当然也有，我们的内需比起当年的日本，有过之而犹不及，甚至内需比当年的日本还要低，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出口在经济中的占比或许还要更高，这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软肋还要更为突出一些。
欧美如果真的在关税壁垒上达成共识，统一战线，对我们来说，处境可能要比当年的日本还要被动许多。
之所以这么说，还是因为我们的内需实在是太过薄弱。
当内需不足的时候，只能依赖外需，依赖出口来扩大我们的经济体量，保住我们的就业和人们的收入。
内需为什么不足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民众的收入太低。
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大约只有44%，作为对比，美国是75%、已经完成经济转型的日本是70%、哪怕是印度阿三也要比我们高，是80%左右，而放眼全球，平均水平也在60%。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这就意味着居民收入相对较低，贫富差距巨大，遇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高的时候，就会出现富裕群体消费能力有限，中产不敢消费、中低收入群体则没有钱消费的现象。
一个经济体的消费主体，最终一定是大多数人；而我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作为消费主体，在全社会的收入和财富的占比也是非常低的，再加上我国280%的杠杆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症结。
尽管眼下，我们知道了宏观经济症结所在，但要想“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说易行难。
根据北师大201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月收入5000以上的中产群体只有7000万人，换算到今天的生活成本下，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能力，如果成家立业，更是几乎零消费能力。
当内需因为居民收入偏低而不足的时候，出口就成为了我们为数不多支撑就业和维持人们收入的必要行业，这是我们必须要争夺甚至是争抢的一个点。
很多人说欧美贸易关税没什么大不了，但我们很可能忽略了背后数以亿计的制造业工人，一旦欧美统一战线达成共识，在面对汹涌的关税大棒时，我们的就业和收入一旦受损，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我们的内需，从而导致螺旋式的下滑。
如果我们的内部消费很强，当然无惧于欧美的贸易关税制裁，但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的内需疲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严重偏低，这就导致我们不得不看重欧美市场。
尽管去年中俄贸易额创新高，可也只有2400亿美元，而同期我们和美国的贸易额高达6600亿美元，和欧盟的贸易额比美国还要高。
欧美市场为什么重要？其实从数字来看是显而易见的，欧美加起来一年上万亿美元的贸易额，这差不多等于我们要和大俄做五年的贸易，仅就经贸关系而言，孰优孰劣一眼便知。
在某些方面，我们和美国的目标是一致的；美国和我们自己都希望扩大我国内需，从出口导向型转变到内需导向型，但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又是非常困难的。
1985年，日本制定了《改善市场准入行动计划的主要框架》，积极推动日本国内市场开发和自由化，到了1986年4月，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提交了改变日本国运的《前川报告》。
这份报告的基调很简单，就是要把日本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主导型”，对策建议包括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等等。
日本当年走过的路，我们可能也要走一遍，才能够达成“内需主导型”这一目的。
但不管是扩大内需还是开放市场，亦或是推进金融自由化，每一个都意味着深水区的变革，其难度和阻力都是可想而知的，这背后不仅仅需要时间和空间，还需要竞争对手给我们留下一定的缓和尺度。
留给我们缓和的尺度，可能也不多了。
欧盟目前正在对我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不出意外的话，下个月就会宣布包含初步关税的结果。
另外作为报复，我们也暗示可能对欧盟进口汽车征收高达25%的新关税，并誓言采取“果断措施”报复美国最近对我国产品征收的新关税。
就眼下来看，这场经贸上的竞争还远远没有到书写大结局的时刻。
以美国为例，美国2023年从我国进口了价值4270亿美元的产品，而对华只出口了1480亿美元，两者贸易逆差高达三倍，三倍的贸易逆差显然不会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
这样的例子似乎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你在老张家一年买4270元的东西，但老张一年只在你那买1480元的东西，长此以往你当然会产生些许的不平衡，尽管经济学原理告诉你这是比较优势，告诉你这是正常的市场原则。
在光景好的时候，你相信这一点；但当你最近这些年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的时候，你大概率都会把目光放在老张身上，毕竟一年三倍的差额，你总想着捞点好处。
这就是最简单的人性，放在国与国的经贸问题上，大体亦是如此。特朗普的上台，本质上就是美中贸易逆差过大的结果，只不过后来的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让拜登也强化了这一点。
一场眼下看不到尽头的经贸摩擦，我们直面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内部需求不足，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外部又面临着来自欧美这两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未来的每一步对我们来说，挑战都非常大。
显然，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既又”，但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新时代的潮流下，选择性的应对一些东西，相信一些东西，这至关重要。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