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通讯员 陈芳祯 万子菲 记者 王湛
2024年5月26日，由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湖州市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共同富裕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支持的第三届“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在杭州举行。
论坛以“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共享与发展”为主题，发布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并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发表主旨演讲、开展圆桌对话。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如何抢占科技创新的制高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次论坛聚焦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共享与发展，对于新时代共享与发展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文炯教授介绍成果《迈向共同富裕：理论、起点、目标和路径》（三卷本）。
这套专著由李实教授、何文炯教授、刘涛教授等领衔编著，包括《共同富裕理论与实现路径》、《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及《共同富裕的国际经验》三卷。专著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指出共同富裕是富裕的共享，也是共享的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过程，要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寻找公平与效率的新平衡，从生命周期视角平衡发展与共享的关系，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专著梳理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经验，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结合，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就业与增收、农业农村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保障与改善民生、面向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政策、精神共同富裕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同时，总结梳理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区域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政策等方面的实践，旨在借鉴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成果发布后，六位主旨演讲嘉宾带来精彩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发表题为“以包容性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和稳定增长”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结构的新特点，加快挖掘新增长潜能。特别是两大新增长潜能：一是横向需求空间，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的差距；二是纵向升级动能，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建议继续保持相对宽松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释放增长潜能。
著名统计学家许宪春围绕“数字经济时代政府统计体系面临的挑战、改革与创新”展开演讲。他认为，政府统计体系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重要工具，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检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在经济社会管理工作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现行政府统计体系是适应工业经济时代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近年来，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数据爆发式增长，给政府统计理论体系、统计方法体系、统计指标体系等带来系列挑战。需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先立后破、循序渐进，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统计改革创新走在前列。
经济学家庄巨忠围绕新技术背景下亚洲的就业前景展开报告。他认为，应当对亚洲创造就业的前景保持乐观，新技术通常只替代一个职业的部分工作, 而非全部；尽管技术层面的就业替代可行，但仍需受制于经济层面的可行性；收入和需求的增长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新技术会创造新职业和新行业。然而，新技术也会给部分劳动力，特别是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带来不利影响，需在教育和技术培训、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收入分配及税收制度等方面采取相关举措积极应对。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校文科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史晋川以“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为主题开展演讲。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推动力量。当前，我国民营经济总量持续壮大，但扩张趋势减缓；结构持续优化，但转型升级不畅；创新持续增强，但创新发展动力活力转弱。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产权保护制度缺位与位并存、产业拓展制度壁垒事实存在、市场监管政策调整方向左右摇摆等制度困境。未来需从改善立法、司法、政策、创新、舆论环境等方面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浙江省社科联主席、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盛世豪分享了数字经济促进共享发展的机制。他指出，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共享发展的过程，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均衡发展等有重要作用。数字技术开创了共享发展的新时代，为共享发展提供要素支撑与平台依托。要以数字技术推进共享均衡发展，充分激活数字要素，加快消除“数字鸿沟”，鼓励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构新型社保体系，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提升。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研究员介绍了“协同推进低碳技术进步和共同富裕的基准政策框架”。
具体来说，每年的排放权可平均界定给个人，并由国家作为代表，向生产企业拍卖。任何企业生产行为需要的排放权，都要通过拍卖取得。为避免因排放权需求过度旺盛或过度疲软导致拍卖价格畸高或畸低的问题，可设置封顶价和底价，并相应配合进行排放权跨年度调剂。在此基础上，碳排放不再具有外部性，可以像资本、劳动那样直接进入生产函数；消费者也不需要为任何消费行为涉及的碳排放付费或税；按照总税负中性原则，以排放权拍卖收入额为依据，调减对收入、投资行为的税收。
实施这样的安排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的理由将不复存在。如果排放权不像上述这样，在个人层次上加以界定，而在其他层次比如省份层次上界定，也应以上述基准政策框架为基础。
主旨演讲环节后，论坛围绕“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稳就业和促增收”主题开展圆桌对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继强主持本环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讲席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陈志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方红生先后发言。
汪三贵院长指出，当前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比例不断提高。这得益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发展，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乡村产业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下一步，需深入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增强新型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发展劳动密集性富民产业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同时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帮助农民稳定就业。
岳希明教授围绕“居民消费与收入不平等”发言。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具有重要驱动作用。我国居民部门消费占GDP比重自196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0年起止跌回升，但上升幅度不大。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原因在于我国平均消费倾向过低和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过低。未来，应当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整体消费规模，提高居民消费率带动经济总量上升。
剧锦文研究员指出，新技术革命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共享发展的角度出发，应当重点关注新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新技术革命将替代重复性劳动为主的职业而非高技术性职业，部分劳动力会转移至第三产业。未来，收入分配结构整体变化较小，而劳动收入内部结构与资产收益结构会产生较大变化；民营经济将在技术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陈志钢教授围绕“农业部门就业与增收”主题发言，他认为，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发挥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低碳绿色发展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乡村发展中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方红生教授介绍了新技术应用的就业影响与对策。总体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数字经济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但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有所差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关系恶化，并因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而呈现出异质性。当前仍缺乏新技术应用对就业影响的长期效应研究。建议全面评估其对劳动者影响，调整企业用工政策，完善市场环境，实施积极就业创业政策，打造增收型家庭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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