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8日至10月8日，大英博物馆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又名《晚清百态》。展品多达300余件，并出版了由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和蓝诗玲（Julia Lovell）合编的同名图书。该书封里推介说：“本书建立在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以书面材料和物质材料作为证据，对中国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这个关键过渡时代作出新的理解与阐释。”但读罢全书，不免大失所望——该展览存在诸多问题，史观与史实被严重扭曲。本书史观的错乱严重影响了其对19世纪中国的认识和把握。
要对19世纪中国作出符合客观历史的理解和阐释，首先要有正确的史观。19世纪中国历史不同于此前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短短60年时间里，西方列强先后5次发起大规模侵华战争。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是将中国变为殖民地，虽然客观上加速了传统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其本意绝非推动中国发展进步。西方军事侵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粗暴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巨额战争赔款令中国背上沉重包袱，而经济压迫又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帝国主义入侵还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使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来势力的侵略工具。对内反封建、对外反帝，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所以，要了解和认识何为19世纪中国历史，就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史家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分析而构建的反帝反封建叙事体系。
在论及19世纪中西关系时，《晚清百态》的编者在“引言”中提到欧、美、日等列强给中国带来或造成的各种破坏、伤害和不利影响：“它们确立了清朝国库仅仅因为战争失败就必须支付巨额赔款的原则。特别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赔款变得越来越残酷……新兴的传教也经常加剧国内的冲突：太平天国战争和义和团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对传教士布道的直接回应，部分原因是传教士为获得土地和保护其皈依者免受当地司法制裁而采取的行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针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周期性暴力事件成为清朝地方社会的一个特征，进而引起欧美列强炮舰和士兵的军事干预。”尽管如此，受现代化史观和“冲击—回应”范式的左右，在实际展览中，几乎没有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却对列强侵略做大幅的正面解读和阐述。在第五章“全球视角下的清朝”和第六章“从改良到革命”，编者大谈西方冲击对19世纪中国产生的“正面”作用：“19世纪全球范围内人员、物品和思想流动的加剧也给中国带来全方位的变革。离开清朝领土的流动人口成为新社区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创造了繁荣的物质和知识创新场所。进出中国的物品——在19世纪下半叶，通常是通过欧洲和日本侵略强行开放的‘通商口岸’，带来了新的设计、技术和物品，改变了清代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伴随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产生了一种思想热潮，最终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和革命成为可能，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读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对西方学界提出的所谓“全球化视角”要持审慎态度。所谓“全球化”，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由西方主导的，本质上是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依旧反映了“西方中心论”，同时遮蔽、淡化了历史真相——中国国门是在清道光年间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中国卷入世界是被动、被迫的。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真正驱动力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无穷苦难的西方人；被动卷入、主动抗争，中国人民通过持续探索奋斗，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苦难走向辉煌，这构成鸦片战争至今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当编者谈到19世纪中国的移民时，她们完全忽视或掩盖了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从事罪恶的人口贩卖活动以及对中国移民与华工的种族歧视、剥削、虐待和血腥屠杀。当奢谈通商口岸对19世纪中国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意义时，她们忘记了在不平等条约之下，通商口岸已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当断言自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后，西方传教士“在清朝社会中扮演更具建设性、更少军事帝国主义色彩的角色”时，她们显然忽视了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活动和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当津津乐道西方冲击对19世纪中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时，她们显然忽视了列强侵略对中国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忽视了列强进入中国绝非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将中国变成其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列强对殖民地的剥削。“最后分析起来，总是阻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的”。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经济社会不是变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贫弱；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极大下降。
总之，在谈到19世纪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时，《晚清百态》站在西方立场上粉饰殖民侵略，淡化侵略战争，错误地将殖民化等同于现代化和全球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