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5月27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潘贤强 储白珊 蒋丰蔓）
行走乡村，让“魂”与“根”对接，才能读懂中国。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乡村里蕴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起点、界标。他说，这不仅是他社区研究的学术方向，而且他一生研究的诸多课题在这里都已孕育。1936年，他自觉地跨越“文野之别”，用脚步丈量乡村，在自己熟悉的农村社区，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地调查。他采用江村调查资料，完成了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跨越“文野之别”的学术成就开拓了社会人类学的新方向，从西方人类学家传统的异域田野调查转向东方文明、本乡本土的田野调查。
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重新寻找乡土中国里的力量。在福建，一大批知识分子带着期待和使命回溯乡土。教授们如何在乡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回溯乡土的过程中又有什么收获？记者访谈了多位深耕乡野的教授学者，以期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答案。
让“情怀”落了地
库坑村，是寿宁县犀溪镇犀溪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落。“这个位于闽浙边界的小山村，当时仅五六座房子，全村不上一百人，都是憨厚老实的种田人，这是我的家。”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院长胡荣教授在自述文章中这样回忆童年时光。
不久前，由胡荣教授创办的“群学书院”在村里落地。揭幕当天，胡荣还在村里召集举办了乡村振兴论坛，来自国内多所高校近30名学者在此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昔日破败的乡村不仅有了“人气”，还有了“学术味”。
胡荣是恢复高考后犀溪镇的第一个大学生。1978年，他从家乡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外出求学时，他是我国社会学科重建时最早接受社会学教育的那批学子之一，也因此参与了厦门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建立。
胡荣说，学术界通常用“群学”指代社会学，他希望发挥自己的学术资源每年在此举办一次论坛，经过若干年的打造，使论坛成为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品牌，也为家乡积累人气。
“群学书院”寄托着胡荣的悠悠乡愁。早在2008年，胡荣就在学术界发起“我的村庄建设”倡议，呼吁有同样乡土生活经验的学术界同仁关注乡村，为乡村唤回一些人气。
自古以来，读书人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在近代的城镇化、工业化浪潮下，离乡的脚步也随着求知欲望的增强而越发急促。但对知识分子而言，学有所成之后，魂牵梦绕的依然是那一片故土。
朱冬亮，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内学术界最早对“村级土地制度”实践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也是较早对土地调整的社会功能作出系统分析的学者之一。
朱冬亮的家乡在将乐县。“父亲一生的追求就是吃上红烧肉即可，除了好好读书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途径改变命运。读书时，眺望着乡村之外的远方，最希望的就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他说，“乡愁是我从事农村研究与坚持下乡调研的出发点。”
在将乐县给党政干部开展的讲座中总能见到朱冬亮的身影。离家读书多年后，朱冬亮又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回来了。“最接地气的教授”，是听过他讲课的人给的评价。
以研究者的视角，家乡始终是朱冬亮学术研究多年田野跟踪调查解剖的一只“麻雀”。“我的学术研究起点来自自己的家乡，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自己的家乡。这是我的学科背景，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今天。因此我也是这样训练我的学生。”
为什么这样坚持？“在读硕士博士的课堂上，许多老师研究农村，作为学生，听他们的课受到很大的启发，这是一种重要的学术传承。费孝通先生研究自己的家乡，形成了《江村经济》等论著。人类学有这样的学科传统。”朱冬亮说，“‘三农’研究要有乡土情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需要深入调查点做长期的田野参与观察式的研究。只有在与当地人长期互动接触的过程中，才能够全面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朱冬亮坦言，自己是一名家乡人类学者，从小生活和浸淫的家乡变迁场景已深深融入到记忆中，成为从事乡村研究的最深层积累。家乡不仅是自己学术研究的田野调查基地，也是带领学生从事扎实学术研究的重要田野课堂。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也是“回乡教授”。如今，他还担任了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
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潘家恩自称是“小镇青年”，在成长岁月里目睹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同样都是辛苦，为什么城乡差别这么大？当时我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希望我的家乡好一点，希望农村中不要那么多穷人。”
家乡与知识分子有多远？这个问题，对于潘家恩来说，也有过迷茫。
考进中国农业大学后，潘家恩发现学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他意识到，“大家不再回去了，这也是农村逐渐空心化的原因”。
大学毕业后，潘家恩曾到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参与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负责农民培训和研究记录，进一步走进乡土社会。
他至今都对农民的学习智慧记忆犹新：“村民来上电脑培训时也不忘农活。比如有的人会把每根手指头管的那几个键画在手指上，然后一边摘辣椒一边看。”
这些“沾着泥土”的乡土经验，对于彼时刚踏出校门、想用概念与理念来“套”乡村建设做法的潘家恩来说，意外又兴奋。
“要在象牙塔和泥巴墙之间寻找一个平衡。”他有了更明晰的思路。
2020年，潘家恩在赴美访学和返乡之间选择回乡参与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并将研究院定义为“乡村振兴新型智库”。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希望能够为农村做点事。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不忍之心，一种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传统，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统安放。”潘家恩说。
“乡土是中国的底色。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不甘心只能学习西方的教学方式。知识分子要有情怀，这种情怀我个人认为是乡愁。当别人都无感时，你就应该有感觉，你应该发现美。”他坚信，乡愁之上，“用知识改造社会”是知识分子下乡另一种更可持续的路径。
在屏南工作期间，有一次老乡打趣这些“外来”的教授：“你们用各种方法把乡村弄得很美，人们说它是净土，可在我看来，它净是土！”
这话令潘家恩更加坚信自己下乡的价值。“现在乡村的很多东西，本地的农民可能是无感的。但我们这些教授因为和他们视野不同，也许能看到乡村的另一面。”
从“净是土”到“是净土”，他开始探索新时代乡村的价值与可能，也发现了知识分子在乡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乡野“翻转”课堂
曾经，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学术的方式关注民间社会。如今，也有不少教授选择带着课堂和研究走进乡野。这是为何？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郑振满出生于农村，早在城里扎了根。但多年来，他执着于往乡村跑，开展田野调查学术研究工作。
他继承老师傅衣凌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传统，在治学过程中注重民间文献，注重田野调查，力求回到历史现场。从民俗研究历史，被学术界称为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四十几年了，都在跑田野，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特点。坚持田野调查，厦大老早就这么做了，这就是‘傅衣凌学派’。”郑振满说，“‘在民间研究中国历史’是我们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问不是在图书馆做的，必须接地气，包括训练学生也要从田野开始。”
“家乡是我的教科书。”他这样回溯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
郑振满的老家仙游县枫亭镇以仪式传统深厚著称。从家乡的宫庙开始，他持续了40多年对宗族、仪式的研究。老家的麟山宫是他常提到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他就读的小学，如今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80年代，郑振满在陪同美国学者到莆田考察时，在宫外水沟边意外发现了几块残缺的石碑，残碑上保存了晚清建庙时的捐款簿。
“那上面有我祖先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关注。”郑振满以此为线索开展田野调查，发现了当地历史上的一系列隐秘事件，也因此成为他开启学术兴趣的一把钥匙。
“家乡是我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自然也是我最为理想的实验室。我至今还是离不开这部教科书。”他说。
家乡之外，这些年，郑振满还带着学术同行和学生走访了各种各样的乡村。在他的“乡野课堂”上，他总是郑重地教导学生人情世故，带学生认识乡土社会——如何与村里人聊天，如何去理解你的爷爷奶奶，如何回望你的家乡。
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这是许多学者的反思，也让他们带着自己的研究往下走。采访中，有教授说，知识分子关注乡村工作，发表跟乡村相关的学术论文，有多少真正切合农村实际？成果有多少能够真正转化到农村，变成对农村工作有助益的成果？
潘家恩说，“大学老师行走乡间，不能只是有个课题在乡间”“真正的行走，一定要真的行动，包括试验、包括跟着村民们一起去面对问题，有苦恼，也产生自身改变——这是个动态的过程”。三年多来，为了跟农民一起去做一些探索，潘家恩基本每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会从重庆到屏南再到重庆。
在屏南，有相当多像潘家恩这样的教授。他们迈出了新的一步，那就是一脚在大学，另一脚在村子里边。他们真正把课堂“翻转”，“让乡村真正地成为一所学校”。
张勇，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他开设的《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课程，一半上在复旦大学，一半上在屏南县双溪镇前洋村。每周三他都会从屏南去复旦大学，周五授课结束后返回屏南，回到落户在前洋村的复旦大学本科生书院教育实践基地。
2019年，前洋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2021年，用传统民居融入现代审美元素的改造方式，前洋村近40座自宋代至民国的传统建筑被修复保护。
张勇在复旦大学教授中西美术。在他眼中，古朴、静谧、野趣、田园，独具一格的原始村落正是他梦想的家园。他出生在吉林延边、长在上海，却在前洋村萌生出复兴中国传统村落的想法。
“让建筑讲述时间的故事”，这是张勇复兴前洋的想法。在修复的建筑中，张勇动员他的艺术家朋友建起了古陶瓷博物馆、金石篆刻博物馆、竹编博物馆、百草园展示馆等文化场所。
与古村韵味高度契合的展示空间，不断构建着前洋背后时间的故事。
复旦大学的师生来到前洋，学习研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实地考察村落的营建布局、民居建筑构造，体验别具特色的民俗采风活动，整理属于前洋的人文记忆，完成各具视角的研究报告。2020年，《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课程获得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有人在这里长留，才是一个村庄。”张勇说，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来的人”，还需要“回来的人”。
几年间，复旦大学本科生书院教育实践基地给村里带来了变化：村委会带领村民探索餐饮、住宿等业态，形成了一定的接待规模；随着“文化再造”和“产业转型”，已有一些村民开始回村就业。
“前洋村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艺术村，是最接地气的大学实验室。我们要吸引喜欢乡村的人，来这里找到发挥的课题。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很顺畅的。”他说。
当然，不只是屏南。从2016年开始，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和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就带领学生持续深入永泰乡村，对庄寨文化遗产开展保护与研究。他的团队完成了《永泰庄寨修缮保护导则》，出版学术专著《从价值认知到保护实践：永泰庄寨》，为永泰庄寨申遗扩大了学界影响。
走进乡村，来自于他对乡村知识的渴望。20年前，杜晓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担任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因为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带着“乡村遗产的核心到底要保护什么”的困惑，与学生一同展开了高频次的深度乡村调研。
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乡村现存的各类实践及传统，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还要丰富，更富有张力，这也决定了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参与永泰庄寨文化遗产保护，让杜晓帆更深入地体验了当地生活。
“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们的向心力。为了保护庄寨，他们可以每个村庄都成立理事会，背后是家文化影响下的凝聚力，这是永泰庄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眼下，有的人对家庭的态度淡漠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永泰庄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为现代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杜晓帆说。
到山海林田间“种科技”
教授下乡，最大的群体并上升为一种制度设计，当属“科特派”。20多年来，“科特派”队伍不断壮大，“星星之火”已然燎原。
他们把“顶天”科技扎入泥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山海林田间“种科技”，被称为“榛仙”“葡萄痴”“米仙”“菌仙”“茶仙”“菇王”……
廖红，是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学生们给她一个雅号——“土壤保健医”。
几年前，岩茶市场红火，武夷山茶树种植密度增大，茶青减产，茶叶品质下降。廖红教授开出“生态药方”，推广应用其研究团队国内首创的大豆养分高效遗传改良相关技术，为稳定武夷岩茶品质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生态种植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撒下一粒科技特派员“种子”就能带动甚至“创造一个产业”。廖红团队已在我省多个茶叶主产区建立优质高效生态茶园示范点，辐射面积十几万亩。
三叶青，长着3片小叶子的青翠植物，是我国珍稀濒危药用植物。它是葡萄科植物三叶崖爬藤的块根或全草，我国南方特有的药用资源，主要分布于福建、浙江，野生的三叶青常生长在林下岩石缝中。
范世明，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正高级实验师。2009年的一天，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一位秘书长拿来一株三叶青，请教范世明怎样种植。这个偶然机会，让范世明关注到三叶青。
这种关注，说是偶然，其实是必然。他说，田野调查和野外带教是他为师之后的固定动作，自己在校学习时就是跟着老师去宁德古田，在实践课中学习植物的药用价值的。“一味中药能不能用、怎么用得好？也往往是从农民群体那里才能学到。”
是个好东西，为什么产业发展不起来？范世明走访农民，多方打探，明白了为什么。三叶青块根难寻，产量低、很稀少。另外，三叶青的种植需要在成分、含量、质量分析、产量等方面进行科研，需要取样和规范化管理，靠农民散户种植不现实。
范世明开始设计发展思路，对比种子资源，开展种植实验及质量研究。2017年，福建中医药大学与宁化县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帮助当地实现三叶青种植落地。
“必须依靠企业，把科研与产业打通。”以宁化当地一家企业为依托，范世明开启了福州-宁化的双城奔袭模式。2021年，宁化县三叶青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被认定为第五批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经过多年的努力，范世明筛选出适合福建生产的本土化种子资源。目前，该品种拟为“闽选1号”三叶青，正在进行品种认定。
2017年起，范世明连续被选认为省级科技特派员，并被评为“优秀科技特派员”。福建中医药大学设立了“范世明中医药传承工作室”。“有了科技特派员身份，我能更好地协调教学与一线的关系。”范世明说。
在厦门翔安，得于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黄永春的帮助，刘五店村海边的小作坊已发展为厦门虾苗供应的龙头企业。这个故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以前我们的土虾苗15~25元/万尾，低谷时5元/万尾，品质差；2019年之后公司优质虾苗达到180元/万尾，还供不应求。”说起现在的经济效益，厦门龙程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程子阳充满自豪。
今年3月，龙海顺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与集美大学合作的福建龙海对虾科技小院正式授牌，这一敞开式的“大学”让渔民在家门口就能学习专业课程。
这是黄永春担任福建省科技特派员的第八年，也是他下乡与一线养殖户打交道的第三十四年。
“校企合作仅仅是学校跟企业的合作。成为科技特派员之后，我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服务于产业，和一线接触得更多了。”黄永春感慨道。
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20多年以来，这样的故事，在福建的山海林田间已屡见不鲜。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小院制度的出现，让更多教授在这个“合适的身份”下更好地走向田野，播撒科技的种子，奏响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山海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