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3日，我的父亲刘别生牺牲在今属浙江杭州富阳区的新登镇。发生在那里的“新登战役”在历史上赫赫有名，是我军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
父亲牺牲时，我才两岁。如今80年过去了，我仍不能忘怀，因为父亲留下的使命，我还未完成。
我有时候想，父亲也是血肉之躯，天寒地冻、弹尽粮绝，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父亲出生地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寮塘乡。关于他的出生年月有不同说法，为了此事，我曾专程去老家，找到了一位和父亲同龄的人，江西话叫“老庚”。这才确定，父亲是1916年10月23日出生的。
1927年，毛主席在湘赣边界打响了“秋收起义”的第一枪。第二年，年仅12岁的父亲也拿起梭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因为年龄小，他先当通讯员。等年满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父亲已经历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四次反“围剿”，他两次英勇负伤，最多一次身中八弹。
刘别生烈士（1916-1945）
1934年11月底，红军在湘江突围，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夹击。当时，父亲腿部负重伤，不能走路。他靠着顽强毅力，用了三天三夜，爬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我有时候想，父亲也是血肉之躯，天寒地冻、弹尽粮绝，他是怎么挺过来的？这应该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父亲在革命队伍里迅速成长，参加了好几次红军干部培训，养成了善于侦察、机智果敢、不畏牺牲的作战风格。看过父亲手绘作战地图的人，都称赞他有指挥打仗的军事天赋。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年仅25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兼任浙西抗日根据地郎广长（郎溪、广德、长兴）军分区司令。
为了迷惑敌人，父亲化名为方自强，人称“方司令”。
他带领的四十八团是主力团，擅打胜仗，极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因为百战百胜，江南人民骄傲地称呼这个团为“老虎团”。
刘别生烈士生前英姿，也是刘新的母亲苏迪最喜欢的照片
面对敌人坚固的炮楼，四十八团拿出了“秘密武器”
1944年3月29日，四十八团在安徽广德境内的杭村打了一场大胜仗，消灭日伪军170余人，缴获92式步兵炮一门、炮弹三发。
92式步兵炮属于当时先进的重武器，射程达到了2800米，能摧毁坚实的碉堡。很快，这门炮就在战场上立了大功。
92式步兵炮（资料图）
1944年8月，日伪军在浙江长兴白阜埠构筑了坚硬的碉堡和炮楼，没有飞机大炮，很难攻打。
父亲乔装打扮，悄悄溜进了白阜埠，暗中把敌人的兵力分布、火力点一一记下。回到部队，他马上画出白阜埠的地图，制定了作战方案。
刘别生手绘作战图
8月23日深夜11点，战斗打响。四十八团把整个白阜埠团团围住，四面喊杀声骤起。
面对敌人坚固的炮楼，四十八团拿出了“秘密武器”。平时，父亲一直让战士们用半公斤左右的鹅卵石，做手榴弹投掷练习。每个战士都练出了本领，鹅卵石能丢70米远，而且瞄得准。
1944年四十八团为缴获日寇92式步兵炮召开庆功会
这样在战场上，手榴弹就能准确丢进炮楼的射击孔。
多个炮楼被“投弹组”和机枪手神勇拿下，只剩下一座拐角处的炮楼，里面的敌伪既不反抗也不肯投降。
他们想等救兵。
父亲手一挥，缴获的92式步兵炮出场了。刚架好，炮楼里的伪营长就急忙大喊：“方司令！我投降！马上投降！”
一阵重机枪扫射过来，父亲躲避不及，全身多处中弹
1945年5月底，父亲率领部队在新登县城西，与国民党顽军七十九师交火。敌人居高临下，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6月2日凌晨4点，四十八团突破北城墙，占领了新登县城。
次日拂晓，国民党顽军向新登周边发起反扑。父亲在城里的指挥所里听得真切，这次敌人枪声密集，武器装备和之前大不一样。
后来才知，这是连夜从桐庐调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这支“国际突击总队”配备了美械装备，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
战斗一直打到6月3日中午。战火稍歇时，父亲登上200多米高虎山上的阵地，不顾警卫员劝阻，拿起望远镜侦察敌方阵地。
这样做有极大危险，但战场上的变化必须及时掌握，况且父亲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突然，一阵重机枪从敌营扫射过来。虎山上粗壮的松树被打断了好几棵。父亲躲避不及，全身多处中弹，其中左臂和左腿各中一弹，腹部伤势十分严重。
随军医生张志衍飞快赶来包扎，但终因伤势过重，父亲倒在了新登的战场上，时年29岁。
战士们没有辜负父亲的遗志，在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部队佯装败退，随后在孝丰地区围歼顽军七十九师、“国际突击总队”大部，粉碎了国民党对苏浙军区的围剿。
左起：四十八团参谋长曾旦生，副团长饶惠谭，团长刘别生，政委罗维道在长兴合影
父亲牺牲前，将四块银圆、一只怀表和一支钢笔，交给罗维道政委。两人右手相握，父亲艰难地说出遗言——
“我不行了，你要接替我指挥。”
父亲还叮嘱，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他肯定是想到，母亲刚生下我弟弟才两个月，我当时也才两岁多。
“可找到方司令的家人了！”年长的那个见到我母亲，就要下跪
父亲牺牲的消息，母亲还是知道了。
但她没有时间悲伤。我的母亲苏迪是新四军十六旅被服厂的指导员，几千号人的衣服被子，都要她们厂生产。筹钱搞布，已经让她够忙了。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扫荡，她们还要把坯布藏到山洞里。
左一是刘别生，右一是苏迪，拍摄于长兴
母亲将我和弟弟的大名取为刘新和刘登，纪念在新登战役中牺牲的我父亲。
我父亲的遗物有一个笔记本，字迹很俊秀。最后一页上是这样写的：“1945年的任务……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联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
我仿佛看到父亲在深夜的油灯下书写。可能战事紧张，最后的话还没有写完，他就搁笔了。
父亲牺牲三个月后，1945年9月4日，在离新登县不远的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侵浙日军向中国军队投降。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地方从此改名为受降镇受降村。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苏迪转业到了地方，带着我和弟弟在上海生活。
刘新和弟弟刘登，摄于20世纪60年代
1961年，我进入上海无线电四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厂里，我刻苦自学电子技术。后来，我通过半脱产学习，拿到了大学文凭。之后，我调入中国出口商品基地上海分公司工作。
“笃笃笃”，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的门被两个陌生来客敲开了。他们一个年长，一个20来岁，都衣着褴褛，面容憔悴。
“可找到方司令的家人了！”年长的那个见到我母亲，就要下跪。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替父亲偿还这份恩情
这对父子叫陈阿华和陈建宏，是杭州富阳县（今为富阳区）永昌村的农民。他们家和我父亲还有一段故事。
1944年，浙西北干旱，粮食收成不足往年一半，皖南的粮道又被敌人封锁，整个部队闹起了粮荒。
驻扎在新登县的新四军四十八团，天天靠挖野菜、吃竹笋充饥。眼看战士们饿得牙龈浮肿，身为团长的父亲找到当地陈姓保长，商请借粮。陈保长马上把备荒用的35担粮食、整整1750公斤借给新四军。父亲打了借条一张，答应日后一定归还。
这一晃就是四十多年过去了。其间，国民党军队反攻倒算，陈保长被抓去坐过牢。新中国成立后，陈保长又因为过去的身份被划为“反革命”，借条也被人给撕了。
从此，这家人就再没抬起过头来，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直到改革开放，保长的儿子陈阿华和孙子陈建宏打听到“方司令”的家人住在上海，一路寻来。
刘新和母亲苏迪
听完陈阿华的叙述，母亲沉重地点点头，这些和她的记忆是相吻合的。母亲拿出身边的200元现金，毫不犹豫地递给老陈：“家里有困难，你先拿去救急。”
这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当年的1750公斤粮食，岂是如今用金钱能衡量的？这是老百姓的支持啊。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替父亲偿还这份沉甸甸的恩情。
化工厂正式投产才半年，来装货的卡车就排起了一公里的长队
自那以后，我一年连去了十几趟新登。原先的新登县，已划拨为杭州市富阳县境内。
为了节省路费，我动了很多脑筋，坐公交、搭便车。有个收购废旧报纸的老板隔段时间就会去一趟富阳。我和他商量：你们去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
他看我不像坏人，答应了。双方互留了电话。
三四年里，我很多次坐的是这样的免费便车，有时候半夜里就走，六七个小时后，到富阳刚好天亮。
刘新近照
我发现，新登一带的乡镇企业，大多生产衣服鞋帽，要不就是造纸、生产纤维板，大多是利润不高的低端产品。
我在外贸领域工作多年，信息比较灵通。我得知，很多城市的公交车正在更新换代，对公交座椅的需求量很大。这些椅子的原料除了刨花板、纤维板，最关键的是一种高品质的化学胶粘剂。
巧的是，新型胶粘剂的催化创新工艺，是我的亲戚项一飞发明的。项教授是复旦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主持过不少科研项目。
经过一番市场调查，我心里有谱了，决定帮助陈阿华父子在新登建设一家生产新型胶粘剂的化工厂。项教授听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
我一面找熟人担保，向上海一家企业借款50万元，答应五年后归还本金和利息，一面向本单位请假。那段时间，我就住在新登，化工厂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我帮着他们采购设备、培训员工，还带着陈保长的孙子陈建宏去各地取经，先到广东找原材料，再到南通向同类企业学习技术。
陈建宏很聪明，也肯动脑筋，试生产的产品品质很高。化工厂正式投产才半年，来装货的卡车就排起了一公里的长队，那真叫供不应求啊。
在我的提议下，化工厂用了销售策略来吸引客户。是什么呢？说起来也不稀奇，就是给卡车司机提供热水洗澡。一来这不费钱，热水是生产排放的高温蒸汽转化而来；二来我们产品好，价格比别家便宜，还有这么好的服务，卡车司机都愿意来新登拉货。
厂里的生产线全部自动化，只需要十来名操作工。开工当年，化工厂实现销售额近1000万元，缴税60多万元。那笔50万元的贷款第二年就归还了本息。
父亲真正的遗骸在哪儿？我和母亲每天都在念想
2000年4月，《杭州日报》记者吴幼祥听说了我和新登的特殊情缘，特地来上海采访，回去写下了三千多字的报道：《一个新四军后代的“新登”情结》，刊登在4月24日的《杭州日报》上。
吴记者有一段写得特别让我感动：
十几年以来，他每年数十次自费奔波在上海和富阳新登之间，为新登招商引资操劳着，常常饿了啃几口面包或买一个盒饭。
“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赚钱，当年父辈们抛头颅洒鲜血，为的是建立新中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为山区做一点工作，一方面是继承父辈的遗志，另一方面也算是对当年山区人民支持父辈的回报吧。”
其实我没啥好宣扬的。我在这个化工厂没有一分钱股份，两地往返还要倒贴交通费。但我这是为了报恩。陈保长和新登人当年无私地帮助过我父亲，我就应该同样无私地帮助他们的后代。
也是巧了。2005年5月，有人拿了一张旧报纸包了半斤新茶，去看望一位老人。那张旧报纸，正是2000年4月24日的《杭州日报》，刊登了吴记者写我的那篇报道。
没想到这一无心之举，竟然让我找回了魂牵梦萦多年的我父亲的遗骸！
2005年刘新和夫人在父亲刘别生坟前祭奠
天目山“反顽”战役时，和新登城不远的临安板桥镇板桥村有座新四军临时伤员急救站。父亲牺牲后，遗体被抬到那里。为了防止敌伪破坏，父亲被安葬在一座鲜为人知的山林里。
1955年，父亲的亲密战友，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王必成将军，派人去临安寻找我父亲的遗骸，可惜只找到一座小型新四军阵亡战士的合葬墓。征求我母亲的同意后，王将军嘱咐将一具无名烈士的遗骸运回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安葬，以告慰家母。
但父亲真正的遗骸在哪儿？我和母亲每天都在念想。
我立即邀请上海的刑侦专家，一道前往临安长青村，确认父亲的遗骸
2005年，收到茶叶的那位老人叫徐越，年逾八十。他也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1945年的新登战役。
新四军老战士徐越（1928-2006）
徐老看到《杭州日报》上标题有“新登”二字，马上引起了关注。再细看报道，老人激动不已，记忆的闸门被打开，当年亲手埋葬“方司令”的场景浮现在眼前。
1945年，徐越是临安县委秘书刘石天的通讯员。他接到命令，和几名战士一起将“方司令”的棺木，抬到临安高虹乡长青村的深山里安葬。长青村是徐越的老家，他在墓地上做了特别的记号。
新中国成立后，徐越曾和有关方面说起过“方司令”墓地的事，但那时百废待兴，这事耽搁下来。后来，他一直在北方工作，直到晚年才回到故乡定居。我父亲遗骸回归的事，成了老人心头的牵挂。
徐老马上让自己的儿子联系新登镇政府，几经辗转找到我。
上海刑侦专家范建平在检视刘别生烈士的遗骨
我接到老人的电话，又惊又喜。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会不会记错？深山里埋葬的真是我父亲吗？
我立即邀请上海的刑侦专家，一道前往临安长青村，确认父亲的遗骸。
在徐老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在杂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父亲的墓地。
经过DNA样本检测，遗骨与我的DNA同源，遗骸受伤部位也与随军医生张志衍的记录完全吻合。
六十年一甲子，父亲的遗骸终于找到了！
2020年5月刘新在临安新四军纪念馆刘别生雕像前
我应该感谢谁？这件事背后有许许多多的阴差阳错，如果不是我帮助陈保长的后代办化工厂，就不会有吴记者的报道；没有这篇报道，我可能就不会和徐老相认。
这一切，似乎是父亲的英灵在冥冥中引导着我，指引着我。
每年清明，我们这些后代都到富阳新登瞻仰和祭祀父辈
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都已经离开了人世。我想，他们肯定和我一样，想将父亲安葬在他战斗和牺牲的地方，与274名阵亡战友永远埋在一起。
2010年3月23日，父亲的遗骸终于移葬至新登镇塔山烈士陵园，和他的战友日夜相守。新登镇政府专门请中国美院的雕塑家设计了我父亲的半身雕像。
刘别生烈士雕像
徐越老人也在完成心愿后的第二年安然离世。
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心愿。一是能看到新登战役纪念馆建成，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新登战役纪念馆建在塔山上，陈列了新登战役的始末以及牺牲烈士的主要事迹，如今已成为富阳红色研学的一部分。
新登战役纪念馆和烈士陵园
二是联系上新登战役牺牲烈士的后代，这个愿望也完成了。当时牺牲的战士大多还未结婚，有后代的很少。我联系上一位，是四十八团教导员房铭德的女儿，我去苏州探望过她。
扩大到四十八团，全团4000多名指战员，能联系上的后代就多了。我建了两个微信群，每年都组织大家在清明前后到富阳新登瞻仰和祭祀父辈的英灵。
2019年10月，四十八团后代向刘别生烈士致敬
第三个心愿是希望革命老区的经济蒸蒸日上。新登是新四军根据地，并且发生过重大战役。我希望新登人的生活更加富裕，如今，陈保长后代办起来的化工厂年产值达到了3个亿。
为什么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放不下？和新登有情缘的人，我们家只剩下我了。感恩报答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肩上，我必须奋力挑起来，为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出力。
这是父辈的遗志，也是我的使命。
读稿人语 戴维
流芳
在烈士身后，烈士的后代和烈士牺牲的热土之间发生了诸多感人的故事，绵长的恩情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故事和《杭州日报》有着不解之缘。一篇充满情感的报道，一张留存下来的旧报纸，就此揭开了烈士安葬处的谜团，英灵得以魂归陵园。
这样的巧合令人感喟。世界上有多少事看似偶然，却有着冥冥之中的必然。没有刘新的坚持帮扶，没有徐越老人对烈士墓的牵挂，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结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世间的情义，总因为一些人的坚定，而流芳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