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李贞德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求孕，求男，求好男；养胎，安胎，祈顺产。古代女性承担了生育的重任，却没有解释生育的权力。在男性书写的历史中，我们仍能从中挖掘温柔的力量。本书从中国汉唐之间生育文化入手，介绍求子、怀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堕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种医方及其论述，说明中国妇科医学逐渐成熟的过程。接着，以乳母与产婆为范例，进一步探讨女性作为照顾者，乃至医疗者时，所面临的待遇、评价与挑战。最终，期望在1500年后的今天，从性别的角度，重新回顾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历史。
>>内文选读：
余 论：加入性别的中国医疗史
2004年11月6日,我借着访问四川大学之便,驱车前往大足,意欲一睹向往已久的宝顶山摩崖石刻“父母恩重”经变造像。清晨由成都出发,先是遇上大雾,高速公路暂时关闭,后因路途遥远,人车俱疲,几度小憩,终于在过午时分抵达。以游园车代步一小段路之后,随着人群绕过圣寿禅院,顺着小佛湾的楼阁拾级而上,沿着大佛湾一尊尊造像前行,宝顶山上的佛教故事一一在眼前展开:人牛两忘、六道轮回、释迦涅槃圣迹……当我总算来到“父母恩重”的造像跟前时,西斜的夕阳已然同时映照在群像和游人的脸上了。之所以如此长途跋涉、不远千里地来访,实在是因为这一片山壁,包括“投佛求息”“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施甘咽苦”“推燥居湿”“哺乳养育”“洗濯不尽”“为造罪业”“远行忆念”和“究竟怜悯”等总共十一组形容父母恩重难报的造像,对于认识中国史而言,意义非凡。尤其是“临产受苦”的那一组,令人眼睛一亮,为性别与医疗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契机。
“临产受苦”的造像共有四人,产妇发髻向上挽起,抬头挺胸,眯眼抿嘴,一手下垂,一手捧腹,仿佛正承受阵痛之苦,但裙裾尚未脱去,穿着鞋子以双足站立。助产的是两位女性,也都梳着发髻,一人自后支撑产妇腋下,一人在前蹲跪挽袖,准备迎接即将出生的婴儿,前后呼应,蓄势待发,栩栩如生的刻画,令人宛如置身分娩现场。站立在蹲跪助产者之后的,是一位男士,一手持册,一手伸出做探询状,嘴角上抿,流露焦虑的神情。由造像的佛经背景推估,应当是产妇的丈夫,也就是“恩重难报”的父亲。
这组造像对于医疗史研究别具意义,因为它传达了女性参与医疗照顾的宝贵讯息,提供了无限的探索空间。其中女性作为被照顾者的角色,透过产妇受到扶持的形象表露无遗,而女性负责医疗照顾,则在两位助产者的身上获得体现。不过,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并无明显的尊卑优劣之势,而是分工合作达成救护之功。造像中唯一的男性,是产妇的丈夫、待产婴儿的父亲,而非代表知识权威的医生。不过,他手持简册的造型,和三位女性劳动四体的模样不同,两相对照之下,又似乎透露出男性与书写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男女在医疗照顾活动中的角色与发展差异。此一具象呈现,无疑为研究者提示了从性别角度重新探讨医疗史的机会,而本书便是在这样的启发之下展开。
图源：视觉中国
本书布局铺陈以分析生育文化开始,继之以解读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最终则透过与日本的比较来凸显中国医疗史中的性别特色。综合全书讨论可知,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实际上从事着各种医疗照顾工作,然而女性行医在制度上遭遇挫折,参与制药则在文化上受到质疑,史传医方既不以诊病疗疾为女性的职分,男性医者对于助产主力的妇女亦贬多于褒。在中古医疗知识体系化、医疗活动制度化的过程中,女性逐渐因能力不足的弱势形象被排挤到正统医疗者的边缘,唯有牺牲奉献照顾家人健康,才符合她们的性别伦理角色,得以获致赞扬。然而,正因为女性必须照顾的对象太多,有时不得不弃此保彼,甚至生子不举,而女婴遭到遗弃,难免演成母女同悲的性别惨剧。不过,这种女性是弱者的形象,却也成为男性医者保护产妇、规范生产行为、全面介入产育活动,乃至申述妇人独立成方的理论基础。如此一来,医疗之于女性,保护与管束遂并行发展,虽然这种医疗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现象并非仅仅针对女性而来。
过去中国医疗史研究,大多集中在著名医家的医药论述、医方和医案,一方面勾勒中国医学的知识版图,另一方面则标志中国医学对人类的贡献。这类研究,有时因缺乏历史脉络的分析而颇无趣味,有时因只见规范不见实务而失落了真切感,有时则因汲汲于传统知识的现代意义而稍显僵硬,以致于限制了对话的空间。加入性别意识的医疗史研究,正视女性作为健康照顾主力的事实,从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角度切入,将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保健,求诊历程中的医病关系,乃至疾病、医疗与身体知识的建构,都纳入讨论的范畴。这种做法,不仅弥补专从医经药书入手,但见理论少见实作的缺憾,也丰富了医疗史的内涵,在重新界定此一领域的同时,拓展了历史知识和现实社会对话的多元面向。
作者：李贞德
文：李贞德图：视觉中国编辑：周怡倩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