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辽宋夏金时期民族融合的突出特点
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政权林立，前期有辽、北宋、西夏对峙，后期有南宋、金、西夏并立。此外，周边还有回鹘、西辽、吐蕃、大理等政权。共尊华夏文明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突出特点。
共认中国
唐末五代以后，契丹、党项、女真相继进入燕云十六州、河套灵州一带以及中原地区，在和当地汉族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融入华夏文明，建立起和中原王朝一样的政治制度。北宋枢密副使富弼指出：“自契丹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
建立与宋朝位号、官属、车服、法令、制度相同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清楚地表明辽、夏、金共尊华夏文明，自认为是中国，而非夷狄。辽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北朝，和宋朝互称“南北朝”。辽道宗时修撰的《皇朝实录》明确宣称辽为轩辕后，是炎黄子孙。西夏以辽为北朝，宋为南朝，自认为“西朝”，塑造中国大地上三个兄弟政权的形象。元昊建西夏政权时，将其先祖追溯到北魏拓跋氏，而鲜卑拓跋氏自称黄帝苗裔，由此建立起党项人是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西夏文把党项称作“番”，用“圣”“文”，表明自己不是没有文化的夷狄，而是有文化的人，读圣贤书的人。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认同。金人甫一建国，便诏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地位；据有中原后自称“中国”，自视为中国的合法继承者。
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其他政权也表现出了同样的“中国”认同。契丹人耶律大石相继征服喀喇汗、高昌回鹘等政权，建立称雄中亚的西辽后，自认“中国”。西北地区回鹘人和葛逻禄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不仅称宋、辽为“中国”，而且喀喇汗君主还自称桃花石汗，即“中国”之汗。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用“上秦”“中秦”“下秦”分别指宋、契丹以及喀喇汗王朝辖域内喀什噶尔等地，表示三者同为“中国”的一部分。高昌回鹘同时纳贡于辽、宋，自称为北宋的外甥。吐蕃六谷部、唃厮啰亦多次纳贡于宋。大理国王多次遣使向宋请求册封。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共同的“中国”认同。辽宋夏金时期不同政权对“中国”的认同，为元朝大一统的重建奠定了共同的政治文化基础。
共尊儒家思想
儒释道文化受到中华大地各民族共同尊奉，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成为联结彼此的重要文化纽带。
辽太祖兴建孔庙，祭拜孔子，奠定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宋朝在民族地区创设蕃、汉学校，推行儒家思想。西夏设立蕃学、汉学、国学、小学、太学、内学、州学、县学等儒学教育机构，尊孔子为文宣帝，翻译《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为教材。金熙宗在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
共传共享汉字和中华文化艺术
契丹、党项、女真在创制文字前，学汉语，行汉字。创制文字后，汉字仍是各政权官方和民间的通用文字。辽朝的诏令奏议、对外国书等皆用汉文。西夏科举分番汉两种，番科考西夏文儒经，汉科考汉文儒经，所谓“番科经赋与汉等，特文字异耳”。
辽夏金文学创作主题、表现手法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西夏书仪中的尊称、谦称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书仪最后的七言八句赞诗的平仄格律也是典型的七言律诗。
宋朝文学作品深受各民族喜爱。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宋使张舜民在辽朝幽州馆舍见到了书坊刊刻的苏轼诗集。北宋词人柳永一生佳作无数，他的作品在西夏几乎家喻户晓，被西夏归明官誉为“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沈括为陕西边帅时，曾作过十几首诗歌，其中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说明西夏和宋交界地区的党项人都会唱汉歌。
辽上京继承唐长安城的形制，由内城（宫城）、皇城（内城）和郛（fú）郭（外城）三重组成。西夏都城兴庆府布局仿照唐宋都城，有明显的纵轴线和横轴线，左右对称。外城东西长、南北短，与唐都长安形制颇为相似。金上京在继承辽朝都城布局的基础上，仿照北宋汴京建设，皇城布局与汴京大体相同，呈“工”字形。
辽陵包括祖陵、庆陵、怀陵、显陵和乾陵，仿照唐朝“依山为陵”和“堆土为陵”的特点，地宫为砖砌穹窿式多室墓，规模宏大，地面有影堂、祭殿等，纪功碑石、翁仲、瑞兽等一应俱全，反映出辽对中原陵寝文化的尊崇和效仿。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布局与宋陵相似，按照传统的中轴线设计布局，南北轴线不对称，献殿、墓道封土和陵塔偏南北中轴线稍西。金陵以神道为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由石桥、神道、石踏道、台址、东西大殿、陵墙、陵寝等组成。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是在汉—唐—宋—明等中原王朝间传递，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对于帝王陵墓的定型也起了重要作用，反映出各民族共创共传共享中华文化的特点。
（杜建录，作者系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