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国际国内各种针对毛泽东的思想倾向，邓小平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指出，如何评价毛泽东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在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他更是关注和领导着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工作，从而维护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引领改革开放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此很不理解，他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表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1977年3月，邓小平被平反并将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仍不认同“两个凡是”。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毛主席讲话是受背景、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影响，不能任意移植，它的正确性是受上述因素的制约。他进一步论证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在会上就完整、准确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的工作，作了精辟的阐述：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见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同年9月19日，邓小平和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坚持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可现在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对胡乔木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重点阐释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说：

“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

邓小平还在会上举出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一些专著，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他说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论、方法论都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他还借用毛泽东的话：“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说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由此可见，“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什么才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如果任其下去，只会“损害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毛泽东逝世后，“非毛化”倾向刚刚抬头的时候，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回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邓小平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这样的认识，“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对党内高层领导同志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他还说：我们“一定要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这一段历史”。

毛泽东生前曾在许多场合称道邓小平待人处事“公道”，事实确实如此。邓小平始终不认同不赞成“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毛主席一个人的”。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一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又说：“错误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毛主席的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头脑也发热嘛。”

邓小平始终不赞成把失误都算到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他说：“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至于“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老人家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纠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邓小平还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的经历，多次谈到毛泽东对待老干部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针，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我比较安全。有毛主席保护，专门指定人和部队保护我。我被罢了官后，毛主席为了不让‘四人帮’掌握主要权力，把华国锋主席提到主要的领导岗位。”“‘四人帮’非要打倒我不可，打倒了还不算，还要把我整死。我职务撤掉了，但毛主席还是保留了我的党籍。毛主席指定专人、专门的部队保护我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

邓小平说：“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又说：“‘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的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主导方向是正确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他还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主席错误不小，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远不称霸，确定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将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毛主席决定让我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主要是让我去宣布三个世界的思想。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新的战略规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邓小平通过会见外国友人，向国际上传递出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信息。他说：“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但是很遗憾，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本身违背了他过去的思想。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阅读完第二个历史决议提纲后，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意见，其中首先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十几次提出了决议稿的修改意见，对这个决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还对起草小组说，对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

1980年6月，决议草稿形成了。邓小平看后不大满意，6月27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又说：决议的“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四千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其中有些很好的意见，但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如有的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期就不是了；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统统应该由毛泽东一人负责；有的人把许多问题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有的人甚至主张决议里干脆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谈了决议稿的修改意见，也直接地回答了讨论会上的一些意见，他说：

“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

“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抹黑、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针对决议稿的不同意见，陈云向邓小平提出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的意见。这样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出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他告诉胡耀邦和邓力群：“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学习的意见。”

1981年5月，中央政治局邀请四十多位同志对决议稿进行讨论。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终于拿出一个较成熟的文字。5月19日，邓小平在讨论决议稿时，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毛泽东犯的错误，“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他说：“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

同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准确的评价。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说，这个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直到逝世前，邓小平都坚持“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毛泽东“正确的方面是主导的，他的正确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今天还发挥着指导作用”；“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女记者奥利埃·法拉奇的采访，时值中央正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法拉奇选择这个时候采访，显然有着明显的目的性。邓小平也想借助这个机会，通过这位闻名世界的记者的笔，向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法拉奇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她提的问题既开门见山，又刁钻刻薄，有时还带有挑衅性。她以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而闻名，走笔天下，采访过二十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她是带着问题来的，刚一落座便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接着提问：“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许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许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这样的提问多少有些挑衅性了，邓小平则不紧不慢地告诉她，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他说：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

法拉奇接着提问：“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邓小平回答：“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二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邓小平告诉法拉奇：“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在答法拉奇提问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法拉奇接着提问：“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要拆掉？”邓小平回答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就要结束采访时，法拉奇突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小平坦然而郑重地回答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同年8月31日至9月1日，法拉奇的采访分两次全文公开发表，很多国家纷纷转载，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法拉奇因此而心中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驻北京记者时，这位记者提起五年前法拉奇采访一事。邓小平笑吟吟地说：“她给我出了很多难题。那对我是一次考试，不知道通过了没有。那是我同外国记者谈话最长的一次，大概谈了六七个小时。”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在国内传达后，深得党心军心民心，使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和立场，如邓小平于1991年8月20日，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议论苏联和东欧剧变时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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